胡温时代这篇揭露中共“吃人”的教育体制的文章,立论精辟,令人感慨万千!12年过去了,重新看此文,对比现行的中共教育体制,试问,现在的中共教育体制“不吃人”了吗?看得见教育的“希望”?

引子


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阶段,教育阵地只剩下“吃人”二字。(网络图片)

2004年8月,在辽宁省辽阳市小祁镇窦双树村,52岁的孙守军留下一封遗书和仅有的52元钱,喝下大半袋杀虫剂后死了,遗书上写着:“儿子孙大明考上了大学,我感到无比的高兴,但我再也拿不出五千多元钱供他读大学了,我有愧于儿子,……我死后叫几个人抬出去就行了,一切从简……”孙守军为儿子念完高中早已是油尽灯枯,家徒四壁,孙守军靠白天黑夜在铁路上卸火车皮挣20元钱供孙大明读书,因劳累过度患上多种疾病,为了能积点钱,他有时一天只啃两个干馒头……

吉林省梅河口市女孩夏文娟欲嫁求学。今年高考,以454分考入南京工程学院自动化数控系,她三岁丧母,两年前父亲又被人谋害,俊秀的夏文娟求助于媒体,她哀求说:“家里再没有值钱的东西,实在凑不起学费,如果有单身男子资助我,只要他本分,我会考虑嫁给他……”

2004年7月,19岁的刘朋波以636分的优异成绩考上了西安交通大学,但他的父亲刘改成却为凑不起9,000元的学费而一筹莫展:为了儿子读中学早已是倾家荡产,更何况他家里有高龄的老父和一个残疾的哥哥,妻子也在一场大病后丧失劳动能力。刘改成在打工中砸断一只脚,没有哪个组织或个人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父子俩商量后,决定一起捡破烂凑齐学费,父子俩不分白天黑夜地捡破烂,但是,两个月下来,也攒下1,000元多元钱……

2005年元月17日,《中国青年报》以〈3个壮劳力供不起一个大学生〉为题,发表了青海省政协委员王绚提交的提案,并代表民盟青海省委作大会发言。王绚在提案中指出:一个本科生4年最少花费2.8万元,相当于贫困县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一个4口之家的西部农村贫困户家庭,即使有3个身强体壮的劳动力,一年的纯收入也供不起一个大学生。到外地就读的大学生每年最少花费1万元~1.5万元,其家庭经济状况更是苦不堪言。

现代教育,作为对经济振兴具有决定意义的强大槓杆,作为创造新的思想、文化、科学技术的源泉,居于特殊重要的位置。然而,中国的教育已被现有的教育制度所局限,从小学到大学的各个阶段,教书育人的本质已全面改变:教育资源被管理教育的权贵们占为己有,教育阵地只剩下“吃人”二字。下面,笔者分别进行论述。

农民的义务教育体现在哪里?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开口笑,书中自有颜如玉。”农民希望下一代多学文化,希望下一代出人头地。然而,一代一代人的期盼,又一代一代地盼来失望。中国农民和工人一直在这种周期性的期盼中。

歧视性的教学体制,是农村绝大多数孩子不能受到正常义务教育的第一个原因。——遥远崎岖的山路、低矮的危房、摇摇欲坠的课桌、喝生水、吃冷饭。这就是许多农村小学的现状。学校没有财政来源,民办教师一年的工资是城镇工办教师一月的工资。在四川、甘肃、内蒙古、陕西、青海等地的贫穷农村地区,学校买一张纸、一盒粉笔都靠学校“自筹”,都是学校找学生家长乱收费才得以维持。然而,贫困落后的农民家庭常常三五十元都掏不出来,孩子不能继续上学。据调查显示,现阶段农村学龄前孩子失学率已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在四川、湖北、河南、安徽、青海等人口密集的山村,学龄前儿童小学没有读完就辍学的孩子已达到50%,初级中学没有读完就辍学已达53%。八十年代,教师们对于升学率总结为:9──6──3,十个儿童只有九个上学,其中6个能读完小学,但只有3人达到合格的毕业标准。到了九十年代,情况更糟,中小学生流失日趋严重,大多数穷困的农村达到了“4──3──2──1”之说,初一入学4人,初二剩3人,初三剩2人,报考高中的毕业生仅有1人了。没有读完义务教育的孩子,几乎都是环境差、家庭穷。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民办小学已成为地方财政遗忘的角落。就是有能力给付财政拨款的农村小学,各级官员也是雁过拔毛,能够分配到农村小学的也就只有九牛一毛了。现有的体制没有能力解决农村孩子真正的义务教育问题。许多学习成绩优异的孩子,还没来得及展示锋芒和才能,就被现有的教育体制淘汰了;所以,才有太多的童工过早地走进了田间地头,走进了私营业主的工厂。

对农民的身分歧视,是农民孩子不能正常受到教育的又一个原因。同样的中国、同样的中国人,却被人为地分割为两个世界、两种人。城市市民的孩子享受着种种制度优惠,而农村农民的孩子却受尽剥夺和歧视。农民子女在外地就读,几乎全部要被强迫收取“借读费”。

为了生存,农民到外地打工。外出打工农民的孩子,在就读当地的学校时,几乎都要凭户口管制收取多出正常学生数百元,甚至过千元的“借读费”;否则,被拒之学校门外。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如何如何采取措施,取消了农民工子女的借读费,那只是“凤毛麟角”。在这种歧视性收费教育中,很多农民工只有放弃,使自己的孩子不能继续读书。

大多数的农村地区,农民的孩子不能受到正常的教育,除农民家庭贫穷的原因之外,最关键的原因是教育体制限制了农民孩子进行正常教育的机会,高喊“教育立国”的官僚体制与农村落后的基础教育设施不成比例。

花样百出的“选苗子”、办“英特班”

一面是农村穷困的孩子得不到正常的教育,另一方面,城镇的重点中学大办“重点班”、“英特班”来大肆招揽“苗子”,那些天文数字的“集资费”,是对学生家长兵不血刃的宰割,吃人的本质一步一步地暴露出来。

城镇初级中学“重点班”、“特长班”的悄然兴起,始于二十世纪末到现在仅六七年时间。由于有利可图,全国多数县城以上的重点中学“开辟”的重点班、英特班有如雨后春笋般地冒了出来。有些地区的初级中学,十个年级班就办有半数的重点班、英特班。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不准办这些班,但是,地方的教育部门总是能打通各种关节大量继续兴办。

所谓的“重点班”,是学生家长交纳七千元到一万元的“集资费”的资金后,学校组织“最好”的教师、营建“最好”的环境,招揽交了钱的孩子就读;“英特班”也是如此,学生家长交纳八千元到三万元的“集资费”后,学校不仅制造最好的环境、组织最好的教师教学,而且聘请了外国人传授英语口语。且不说这些重点班、英特班是否真能“揠苗助长”,教出“超长规”的学生出来;仅这些办学的宗旨,已全面失去了义务教育的意义。既然有能力办出这些重点班、特长班出来,为什么作为义务教育的学校不能普及这种教育模式?说穿了一句话,如今的教育不是以教学为目的,吸纳学生家长的钱财才是目的。

“‘重点班’、‘英特班’可以学更多的知识……”、“中考更有把握”。这是学校巧妙的诱导。这些诱导就像一只无形的魔爪,迫使那些经济拮据的家庭交钱进“重点班”、“英特班”。他们不愿意“错失良机”,因为供不起孩子进重点班或英特班而“遗憾终生”。有钱有权的学生家长们,交上数千元、甚至两三万元的集资费不成问题;但是,多数普通工人、农民家庭、工薪家庭要在孩子正常的义务教育阶段就“慷慨解囊”,各地的教育部门实际上是将刀剑架在他们的脖子上,逼着学生的家长拿钱来。

然而,重点班也好,英特班也好,最后的结果令更多的家长大呼上当受骗:由于孩子的智力良莠不齐,一些智力差一些的孩子仍然不能如愿以偿地考上重点高中。

“封闭式”管理的本质

荒芜的农村成了教育部门遗忘的角落,城镇地区的学校又成了权贵们打着教育的幌子攫取钱财的好地方,正是教书育人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们及学校管理者,瞪着大眼窥视着学生家长口袋里的钱财。

在城镇的小学和中学附近,以牟取暴利为目的的小商店、小餐馆、小网吧、小书店鳞次栉比,小商小贩理所当然地是想在学生身上擦一些油水。教育部门的官员也早就瞄准了孩子们的消费市场,自然不会让“肥水外流”,于是,各种形式不同的“封闭式”管理就应运而生了。学校里办起了食堂、餐馆、商店、书店、旅馆,学校的大门紧锁着,从吃到住全部是一条龙“服务”。通过这种“封闭管理”,严格控制学生,只让他们在学校里面吃、住和购物。

所谓的“封闭式”管理的学校里,没有竞争,没有监督,学校宰你没商量,不仅价格昂贵,而且普遍充斥假冒伪劣产品和短斤少两。在大多数的中小学食堂里,学生的伙食像猪食一样差,盐水白菜、盐水萝卜,根本看不到一丝丝油。单纯幼稚的学生处处挨宰,有的学生在学校里读几年书,面黄肌瘦,身体素质普遍下降。

在全国城镇的大多数学校,几乎无一例外地实行了“封闭式”管理,特别是住读的学生,几乎都只能在学生的食堂就餐,在学校的商店购物,家长们怨声载道,学生们无可奈何,因为体制是这样,全国都是这样,吃人的教育处处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万能的分数

“分数第一”的观念压得中小学生喘不过气来,“分数至上”是全体中小学办学的理念。因为只有考上了高分,才不会被淘汰。现有的教育体制,给予学生求学“成才”的机会太少了。同时,只要考了高分,从教师到校长才会得奖金、升工资、评先进,名利双收。

据《中国青年报》报导,因为期中考试成绩不理想,西宁市某中学5名女中学生吞服大量舒乐安定片后集体上山轻生,幸亏及时发现抢救生还。此事引起家长、社会的关注。因考试成绩不佳而集体轻生,在近十年来频频发生。从这些事例不难看出,现在的中国教育体制不仅是吃人的体制,而且可以说是杀人的体制。

中学生因为学习成绩不理想而自杀,那么大学生呢?近年来,高校里学生因为成绩不理想而自杀的事件时有发生。据了解,清华大学每个学期的半期考试和期末考试以后,主楼上都会有几个学生“勇敢”地飞身跃下。

考试成绩居然比生命还要重要,这样的考试比起封建时代的科举制度来,有什么进步呢?“人”本身是最重要的,而分数是外在的。分数所能够说明的,也许仅仅是一个学生的无足轻重的某个方面而已。这不仅是她们自身心理素质较差,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的压力。一旦考试成绩下降,老师、家长和亲戚朋友邻居对学生的看法立即发生了变化。

责怪孩子是不对的,孩子是牺牲品,是我们的不正常的教育体制的牺牲品。人们在震惊之余是否认识到,是我们的教育堕落到这样的地步──教育不仅不能启发人的心智、促进人自身的解放,反而成为杀人的工具。经济至上、金钱至上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教育中智育至上的倾向,极大地削弱了教育“树人”、“育人”的教化作用,学生在人格、个性和知识、技能方面的残缺、孱弱和片面畸型有增无减。

高中,难以跨进的门槛

九年的“义务教育”结束后,工人、农民的孩子们想读高中已是一种奢望,成为许多贫穷家庭孩子遥远的梦。在许多贫困地区,读高中难于上大学。首先,地方教育部门办高中班“容纳”有限,据统计,各地“容纳”高中生不到应届初中生的一半,也就是说,还有一半的初中生,即使都想读高中,当今的高中学校也“容纳”不下,是现有的教育体制将一半以上的学生排斥在高级中学的大门之外。在其他贫穷县市,情况还要严重一些。四川省巴东县今年的应届初中生7,093人,县教育局下达到各所高中的招生总数为2,250人,还有4,800人没有机会上高中。

其次,想进高中,如果不是中考时分数出类拔萃者的话,就得交纳“调节费”。教育部门有意地设置了分数档。一分之差就是数百元,甚至是数千元费用,真可谓一分值千金。中考的分数是学校与家长之间的法码,分数不高的,学校就要逼着家长在天平另一头不断地加银子,教育部门有意将不出钱的计划内指标缩小,将计划外的指标扩大,以此在学生家长身上索取更多的钱财。各地虽然情况不同,但计划外想进高中的学生,最低也得两三千元以上,如果想进县城以上的重点高中,最高达五万元,最低也得一万元人民币。乡镇最差的高中学校也要二千多元的“调节费”。因此,“调节生”指标是所有高中学校的摇钱树。

一对工人或是农民夫妻省吃俭用的全部积蓄,在自己的孩子读初中以前就耗费光了,根本不够供养自己的一个孩子进入高中的大门,要想供孩子读高中,几乎都要找亲朋好友借贷。

即使正常的考取高中的学生,学生的家长也要被扒几层皮才能供养孩子读完高中。因为即使进了高中的门槛,也就像是进了“销金窟”一般,学校里,从官员到教师,对学生狮子大开口,各种五花八门的收费令人咋舌。昨天才交了校服费,今天又要交保险费,明天要交资料费。家长们上了教育部门的“贼船”,除了忍气吞声挨宰之外,别无选择。学生的家长,被扒皮抽筋般地投入重金,才能使孩子读完高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