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官云珠（1920年3月2日－1968年11月23日），原名韦均荦，字超群，家中排行第五，小名亚弟，又名韦亚君。中国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她几乎走遍上海滩大大小小的演出团体，即使没有报酬也要参加演出。因在《一江春水向东流》、《乌鸦与麻雀》、《丽人行》、《希望在人间》、《万家灯火》等经典名片中塑造了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而蜚声影坛。
1956年1月10日，上官云珠手拿着当时的市长陈毅亲手书写的“上官云珠同志，请您来一趟”的字条，走进了中苏友好大厦，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
在此之前，1952年，中共开展“三反”运动，有人揭发上官云珠的丈夫程述尧贪污兰心剧院的款项，为了尽早摆脱麻烦，上官云珠从家里拿出自己的800美元和两个戒指送到剧院，作为“赃款”退赔。虽然这件事情后来被证明是诬告，但却被彻底打上了“贪污犯”的标签。因受丈夫程述尧的牵连，上官云珠也被翻来复去查个没完，心情很是苦闷和压抑。在陪同毛泽东跳舞时，上官云珠向毛诉说了心中的委屈和个人的遭遇。不久，上官云珠主演了《小白旗的风波》，并跟随中国电影代表团出访捷克。上官云珠原已被厂里列入“右派”名单，也峰回路转，成为“保护对象”。
从1968年9月开始，由江青直接操纵的“上官云珠专案组”和林彪秘密成立的“上官云珠特别专案组”，相继逼迫上官云珠写出更翔实的与毛泽东以及其他人在一起的交待材料。可是，能写的都已经写了，上官云珠搜肚刮肠，也实在写不出令“专案组”满意的材料。
1968年11月22日，上官云珠又被专案组提审。对审讯人员的威逼，上官云珠无话可说，审讯人员一阵猛扇耳光，拳打脚踢，折磨了她两个多小时后，把上官云珠踢出门外，并下最后通牒第二天必须交代，否则后果自负。
1968年11月23日凌晨3时，万念俱灰的上官云珠跳楼自杀。
据知情人透露是因为江青因为上官云珠陪同毛跳舞而醋意大发，同时毛泽东连续接见了上官云珠六次，江青怀疑自己的丈夫毛泽东与上官云珠有特别的关系，江青让她交待问题其实就是交待她与毛之间是否有什么特殊的关系，因为此江青便准备将上官云珠置之死地。显然，江青达到了她的目的。如此看来，江青害死上官与当年吕雉残害戚夫人是一样的妒忌心态，只不过江青假借了政治的手段，利用了“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有利时机，“专案组”不过是个幌子和工具罢了。文化大革命中，江青对中共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的整人、迫害人的手段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了。
上官云珠之子韦然在《不尽往事红尘里——我的母亲上官云珠》一文中，讲述了母亲生前所经历的政治迫害和求死的场景：
1966年，正在江西农村参加“四清”的母亲得了乳腺癌，回上海做切除手术。手术很成功，她身体恢复得也很快。此时《舞台姐妹》已被定性为“美化30年代文艺黑线的反面教材”而遭重点批判，母亲与导演谢晋、电影女主角竺春花的原型──袁雪芬等被牵连。所幸那时有医生的干预，她才被留在医院，没有过早被卷进那场险恶的政治浪潮。
但是两个月后，母亲又突然昏倒，检查结果表明，病变组织转移到了大脑。接下来她又做了一个大手术，从十几小时的昏迷状态下苏醒过来后，几乎不认得任何人。直到一个月后，母亲给我写了第一封信，告诉我她已经认得300个字了。
而此时，外面的形势变得更险恶，她参演的《舞台姐妹》与《早春二月》成了文艺界的两株“大毒草”，母亲一瘸一拐被赶出医院。她在建国西路高安路口的家也完全不像个家，一到四层楼道的墙壁上，全是母亲的名字，横七竖八，打满红叉。29室的房门，也被砸得像蜂窝一样，从上到下布满了黑洞。
此后的两年，对母亲来说是黑色的岁月。她出院不久就被逼去电影厂上班，所谓“上班”，其实就是要每天去牛棚报到，那时她的身体，还远未恢复到健康状态。在那里学习、劳动、写交代、受批判。
50年代初，母亲与其他文艺界人士一道，曾被毛泽东数次接见，这一度曾保护她免遭“右派”的命运，但“文革”一来，这却又成了她最大的罪状之一。出事前一天，1968年11月22日，母亲又一次被传唤，两个外调人员和厂里的造反派轮番逼问她，要她承认参加了特务组织，并利用毛泽东接见她搞阴谋。母亲不承认，他们就脱下鞋用皮鞋底抽她的脸……回到“牛棚”时，母亲的脸被打肿，嘴角流着血，目光呆滞，身体不停地颤抖。同被关在“牛棚”里的黄宗英和王丹凤阿姨看她被打成这样，马上端来热水安慰她，但母亲始终一句话都没说，只是不住地哆嗦。
当天晚上回到家里，母亲被造反派勒令写交代。也许她实在害怕即将到来的又一场羞辱与磨难，在黎明前最黑暗的一刻，她从四层楼的窗口跳了下去……母亲的身体重重地落在楼下小菜场一个菜农的大菜筐里，当时尚有意识的母亲还向围上来的人们说出家里的门牌号码——也许在那一刻，她还有一种本能的求生欲望，但等到有人找来黄鱼车把她送到医院时，已经没救了。后来有人告诉我，听说菜场的人只是用橡皮水管冲掉了菜叶上的血，继续卖给来买菜的人，我并没有那么惊讶。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这样的举动并不那么不容易理解；更何况，那时候的人们，对各种非正常的死亡似乎已习以为常。
在母亲去世后的这么多年里，我曾无数次想起这残忍的一幕，我相信母亲在纵身跳下的那一刻，内心一定充满了彻骨的绝望。那时候，她不知道我和哥哥的下落，追求革命的姐姐到上影厂给她贴了大字报，她身边的那个男人也没有为她遮挡一点点风雨。在我看来，很多“文革”中自杀的人，并不仅仅因为外界的羞辱、事业的中断或前途的渺茫，家庭的冷漠与不幸，也是促使他们告别世界的原因之一。母亲的内心，已没有了一点点的温暖与光亮，除了死，她还能选择什么？
那一年，母亲只有48岁。
从满身珠光宝气的“汉奸夫人”，到传统型的贤淑主妇又兰；从银幕上似乎早已定型的“交际花”、“阔太太”形象，到一个历经千难万险的女人公。上官云珠一生饰演了不同的银幕形象，人各有貌，性格鲜明、真切。韦然说，“我对母亲以前在电影界的地位并无多少概念，直到这些年，我看到无数观众仍在怀念她，赞颂她，我才渐渐意识到，母亲是一位多么伟大的艺术家。”“其实母亲个子很矮，只有一米五几。但沈浮说，你妈妈一上台就能把台子压住，别的演员上来就没这种感觉，个子高也没用。”
求生不能！可以说是对中共体制下人生的真实写照，她不自杀的又能是何下场？中国著名电影演员、导演郑君里被江青指使人抄家、搜查，不久后在1967年9月，就把郑君里秘密地抓走，在监狱里郑君里受到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仅两年就被活活地折磨死了。这是郑君里夫人黄晨的亲口证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