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国离乡的艺术家吴玉仁和家人在美国纽约州卡茨基尔国家公园（吴玉仁提供）
【看中国2017年1月25日讯】2015年8月18日，36岁的钱先生开着私家车穿行在天津街头，等红灯的时候，他用手机刷新了一下邮件，移民中介的一封信跳了出来，他们举家移民加拿大的签证批下来了。
听到消息的一刻，坐在他旁边的妻子失声痛哭。
几天前，8月12日深夜，天津滨海新区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爆炸，173人在那次事故中罹难。钱先生家是距离爆炸中心最近的小区之一。万幸的是，一家三口都平安躲过那场劫难，但是那天晚上，在地动山摇的震动中卧倒的瞬间，抱着4岁的女儿逃离废墟一般的家的情景，梦魇般的经历一直是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大爆炸对我们的影响确实很大，主要是心理上。经历这次事件后，我们更坚定了移居的想法。”
离开，为了更幸福的生活
钱先生一家是中国典型的一线城市中产家庭：丈夫供职天津一家大型国有石油公司，妻子曾留学海外，海归后在当地一家银行工作。一家三口衣食无忧，不愁房贷，每年还有闲钱出国旅游。
但是自从2011年被调职北京后，钱先生渐渐感到生活遇到了“坎儿”。公司不提供住宿，只发给他们一些住房补贴，北京的天价房租让他只能蜗居在京城一隅。为了能多和家人团聚，那些日子除了上班，他不是在京津之间的高铁上，就是在赶去高铁的路上。
“也许是这样的奔波，让我的幸福指数降到了很低的水平，”他说。
美国调研机构盖洛普公司2014年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全球135个国家中，中国人的“幸福指数”排名第90，落后于印度。仅有9%的中国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日常生活状况在改善，认为恶化的超过三分之一。
2013年底，钱先生的妻子提出了移民的想法，他们找到几家移民中介咨询。
“我们的想法特简单。不去非英语国家，像葡萄牙等买房就号称可以办理的去了也听不懂；没考虑澳洲，因为难，雅思考不到4个7，投资移民投不起；新西兰？我夫人不喜欢；美国EB5（投资移民签证），对于我们来说，投入太高了。”
最终他们锁定了加拿大投资移民。钱先生觉得，不到200万人民币的投入貌似可以承受，可是后来发现真实成本远不止这些。
咨询过程中，一个中介公司问他，为什么不考虑技术移民？他的教育背景、职业技能都符合条件。抱着“如果失败了，经济损失也不大”的心态，钱先生和妻子递交了材料，历时一年，花了不到5万元拿到了移民签证。
中产阶级：昔日的既得利益者
“在朋友们得知我移民后，我才知道原来周围还有不少人曾经有，或者打算有移民的想法，”钱先生说，“越来越多的人在朋友圈中无奈地表露出想离开的愿望。”
总部设在北京的中国与全球化智库2015年发布的《国际人才蓝皮书——中国国际移民报告》说，中国正出现第三次大规模海外移民潮。
根据报告，2000年以来，出生在中国大陆而获得美国永久居留权的人口超过90万；最近几年，新获得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等国家永久居留权的中国人每年均在15万人左右。
前两次大规模的海外移民潮发生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和上世纪80年代到上世纪末。当时，亲属移民、技术移民和留学生占据了海外移民的主体，而本世纪的这次移民大潮中出现了大量投资移民。
中国已经连续多年成为美国、澳大利亚的第一大投资移民来源国。据美国国务院签证办公室统计，2016财年，中国大陆获发EB5签证7512张，占全球签发总数的76%；2014年，这个比例高达85%以上。2012年到2016年，澳大利亚超过88%的“重要投资者”签证都颁发给了中国大陆公民。
致力于研究中国富豪的胡润研究院2014年1月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中国64%的富人（财富超过160万美元）要么移民到其他国家，要么正在打算这样做。调查显示，安全和财富的保障是中国富人们移民的首要原因。如今，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高居不下的房价、子女教育、人民币汇率走低等诸多因素也让越来越多像钱先生一家这样的中产阶级离开中国。
2016年8月，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在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中产阶级，中国失落的群体》节目中说，如果以家庭金融资产超过1到2百万人民币划线，中国的中产阶级家庭大约在1000万左右。另一位嘉宾、旅美时政评论员陈破空说，这些中产阶级一度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曾经有利于一党专政的维持，但是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但法治与规则一直没有建立起来，中产阶级的利益没有根本保障，近来的雷洋之死等事件更是让他们由不满转向愤怒。
为了老婆孩子，离开共产党的天下
尽管愤懑如此普遍，却很少有人公开把政治作为移民原因，45岁的北京艺术家吴玉仁是个例外。
“我这个年龄选择移民，主要原因是我常年被北京国保骚扰，对我和家人的伤害与影响太大，也被禁了三年艺术展览，这是致命的。”
2016年，吴玉仁获得了美国杰出人才绿卡。9月的一天，他和家人登上了一架上海到纽约的航班。
“出境时我选择上海，因为北京是盯我比较紧的地方。飞机起飞后才长舒一口气，悬着的心才放下来。”
吴玉仁第一次卷入政治是在2009年。当时，包括他所在的北京近20个艺术区被政府强拆，没有给租赁工作室的艺术家一分钱赔偿。不满当局政策的吴玉仁带头策划了一系列维权运动，包括召集20多位艺术家去长安街游行。最终政府作出了让步，拿出700多万元赔偿，但吴玉仁却从此成为他们的眼中钉。
政治报复随之而来。2010年5月，吴玉仁以涉嫌“妨碍公务”被逮捕，羁押10个月。2011年4月，他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出来后护照被没收，也成了国保“茶桌”上的常客。
2014年1月，农历春节前，吴玉仁在朋友圈中看到这样一条信息：
“北京市公安局国保总队通知：各区县国保支队，自1月20日19：00起对全市范围内维稳重点任务进行稳控。在1月22日至24日新公民案件庭审期间，务必不使稳控对象出现在北京市一中院和海淀法院附近区域。”
新公民案件是对“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的审判。他们因推动以和平方式向宪政转型而被中国当局逮捕。
这条国保总队的通知当天被一些维权律师和知名维权人士广泛转发。那天晚上，吴玉仁接到经常请他喝茶的朝阳公安局李姓国保的电话，叫他出去谈谈。临走前，他对妻子说，国保叫喝茶，不要告诉爸妈他们，一会儿就回来。
“我到了约定地点远远看到他与另一人在路边，并未过来，”吴玉仁回忆说，“我旁边两辆车上下来五六个人突然扑过来，把我扭住就塞进一辆商务车里，我大喊：老李，什么情况？！今天这么大阵容。李国保远远回答：‘老吴，你又犯事了，这次市局来人了，请你去聊聊。’”
在将台派出所的问讯室，国保一边检查他的手机，一边对他说：“老吴啊，这个春节看来你要在里面过了。”
半夜左右，国保突然对他说：“老吴你先回去，明天再过来报到。”
回去的路上他想，那个第一个发布这条微信的朋友现在肯定被盯上了，他得去告诉他赶快离开北京。
“通知完他之后我就匆匆赶回家。这个时候全家的人一个也没睡，全在等着我，而且都很恐慌。我的老丈人和我父亲跟我长谈了一下，说长此以往也不是办法，看来你这样的情况就是终身要被盯上了，毕竟这是共产党的天下，要为了老婆孩子多考虑下。”
从那以后，吴玉仁萌生了坚决离开中国的决心。
“没人希望背井离乡”
加拿大卡尔加里的冬天格外寒冷漫长，这是钱先生一家在加拿大度过的第二个冬天。
离开中国那天，他的心情很复杂，不知道自己的决定对不对，“现在看来，我顺利离开，避开了雾霾，远离了高房价，吃上了放心菜。但是我内心不希望中国越来越糟糕。没有人希望‘背井离乡’，都希望自己的家乡越来越好。”
作为新移民，钱先生知道自己必须放下身段，从头开始，重新奋斗。对于故乡，他还有很多不舍。
“我们这个年龄，已经正式步入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我的父亲身患重病在医院接受治疗。我夫人的姥姥、姥爷和奶奶都已年逾耄耋。我们内心的牵挂还是很多的，但是已经成功移民，这一步我们还是要往前走的。”
吴玉仁和家人安顿在纽约市郊一个美丽安静的小镇，他依然在用画笔记录中国的变迁。时政漫画是他通过艺术与现实对话的渠道之一，“中国每天都上演‘魔幻现实主义’，为那些不能发声的人发声是我的责任。”
远隔重洋，家中的老人、艺术圈的朋友，仍在狱中的良心犯都让吴玉仁记挂心头，但是他说，近些年应该不会回中国了——他没有那么浓的乡愁。
吴玉仁早年曾创作过一组艺术作品，主题是“生活在中国是一场冒险”。如今，他说自己更深刻地理解了这句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