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2月28日讯】李悦在《一个时代的终结》中表示，巴金的晚年是忏悔的晚年也是说真话的晚年。有人发现，中国的大多数民众在一个政治运动到来的时候，会集体下跪说：我忏悔！但在那个运动结束之后，又集体昂首站起来说：我控诉！但巴金却在十年动乱结束后，仍然跪着说：“我忏悔！”这才是巴金的可贵之处。
在《随想录》《一颗桃核的喜剧》中，巴金最初责问自己：“我常常这样想：我们不能单怪林彪，单怪‘四人帮’，我们也得责备自己！”在《怀念非英兄》一文中，巴金直接拷问自己，对自己随大流撰写的批判文章表达了深刻的反省：“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
巴金的好朋友胡风去世后，巴金写下了《怀念胡风》的追思文章。文中巴金对自己为了“过关”而写下批判胡风的文章，表达出无以复加的痛悔之意。
巴金坦言：当他重读自己当年批判胡风的文章时，“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审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30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
李悦认为，“一个具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才是真诚的作家，没有忏悔意识的作家是没有良知的冒牌作家。”巴金去世后，很少有文人对过去的谎言进行忏悔，更多的文人仍在尽情歌颂，说真话依然是很一件奢侈的事情！
无论是文人墨客，还是政坛中人，晚年说真话，都值得晚辈们敬重和反思。有媒体披露，当年的爱国港商霍英东晚年也留下一段难能可贵的“临终遗言”，这位晚年活跃在京港两地的大佬，耳闻目睹了许多扭曲的社会乱象，到了最后，也发出了自己清醒的声音。
“要提的问题，也是社会上都在议论的：政府部门、干部都在搞‘私’的，影响很不好，党风、政风、社会风气日渐没落，国家的前途就会多事。我常常自思难解：我们不怕西方制裁、封锁，不怕军事威胁，为什么怕依法治国、依法治党，怕社会、怕人民、怕舆论监督？党和政府要到社会中去、到人民中去，多听人民的声音，多了解问题，要让人民政协起到参政议政、监督党和政府的作用，我看这样有百利而无一弊。”
前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卸任前，向国务院参事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时，也一再强调要“讲真话”，“听真话”，“知者尽言，国家之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
讲真话，拓视野，重道德，有胆识，身为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晚年为说真话而感慨唏嘘！足以说明，在这个时代说真话、听真话是多么艰难！
导致中国人不愿意说真话、不愿意听真话的原因很多，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舆论氛围，人们都习惯了说假话甚至为谎言辩护，都在鼓励人们说假话、听假话，一些政坛中人甚至社会名流，也不屑于说真话，甚至反对说真话。于是，从上到下，我们看到的、听到的更多是虚假的谎言。
在一个不敢说真话，不许说真话，害怕真话的时代，谎言其实比真话更受欢迎甚至更有市场，因为我们每天所看到、所听到、所接触到的，都是形形色色的欺骗和谎言，当一个人或者一群人被谎言所包围甚至环绕时，谎言就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说真话本是一个人最基本的特质，也是茫茫黑夜里的呐喊者，更是一个时代开民智去愚昧的引导者，倘若一个时代，不再有说真话的人，全是沉默的羔羊，甚至是奴颜卑膝的侏儒和犬儒，那么，这个时代，必定是恶者横行的沃土和乐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