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凉山的彝族孩子（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1日讯】中国共有五十六个法定民族，官方谓之“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朵花”。站在汉族的视角，其他五十五个非汉民族均被称为“少数民族”。由于现在中国这些非汉民族享有一些“优待”，很多人相信“少数民族是受益者”，民族政策是“逆向歧视”。可是，生活在内地的汉人对那“五十五朵花”有多少了解呢？我们是否知道中共建政之后，这五十五个非汉民族经历过的一切？
非官方的中国当代史研究中，除了蒙、藏、回等民族有不多的研究外，其他民族的研究几乎是空白。除了“众所周知”的原因，资料奇缺使得研究难以进行。我在研究当代藏史的过程中接触到一些其他民族的资料，包括蒙、回、东乡、苗、彝、哈萨克斯坦、佤等等，这些资料零星分散，很难据此作出系统的分析和结论，但这些资料足以呈现一个史实：一九五○年代，中共军队以“民主改革”为名，强行破坏了非汉民族传统社会结构，摧毁了原有政治、经济、文化体系，将之纳入中共构建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此过程中，至少有十个民族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中共对这些民族实行了血腥军事镇压，凉山彝族就是遭受严酷军事镇压的民族之一。
彝族是中国第六大非汉民族，现有人口约八百万，主要生活在滇、川、贵三省的三个彝族自治州和十九个自治县，四川省大小凉山地区则是最出名的彝族聚居区域。彝族有自己的语言、文字、民间信仰和文化习俗，还有独特的社会结构。
凉山彝人对“民主改革”的反抗
中共在四川彝族地区，即凉山彝族自治区、乐山和西昌地区几个县的“民主改革”始于一九五五年十二月，采用的方法与内地土改相同，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自上而下的土改政策，实行“发动群众”，没收财产、划分阶级等等步骤。“改革试点”开始两天后，普雄地区的彝民首先开始反抗。这一波反抗者为两个家支、四千五百余人。中共调集十七个连的兵力，与反抗彝民打了九天，官方记录“歼灭叛乱武装四千一百九十八人”。
从一九五五年底开始的彝民反抗此起彼伏，遍及整个凉山地区，先后共有五十六个家支、两万五千多人参加。此后的几年中，中共调动军队，组织民兵，形成强大军事力量，血腥镇压彝族人民的反抗。
官方文献透露，一九五六年，西昌地区彝族人民开始抵制中共的社会改造，各县均有彝人不同程度的反抗，共六十多个家支、一万四千多人参加。尽管中共调动了大批军队镇压，根据新华社内参的报道，一九五七年初，凉山地区反抗的彝民依然有“九四一股、五千七百二十多人，枪四千七百二十枝”，其中“表现顽抗、屡次争取无效的约占百分之三十左右”。
一九五七年，根据官方资料，中共在凉山的军事行动中，“大小战斗二千二百八十四次，共歼灭叛乱武装一点四万余人”。至一九五七年十月，凉山彝族人民的反抗终于被镇压平息。至一九五八年底，中共在西昌地区的镇压结束，据中共资料，“共歼灭叛乱武装一万余人”。
中共在凉山地区两年的军事镇压过程中，先后调动了十一个团、十六个民警中队以及十一万“自卫队”，总人数达十二万九千多人，其中正规军一万七千多人。据中共资料，“共经大小战斗四千二百次，歼敌五万五千四百六十四名，投诚一万零五百六十九名”。这些数据仅是四川地区，还不包括云南贵州等其他地区。
由于资料不足，无法统计两年“平叛”过程中凉山彝民的伤亡以及后来被捕的精确人数。有官方学者承认，在此过程中曾经出现了“平叛扩大化”；一九七九年四月，凉山彝族自治州宣布释放“一九六一年前参加武装叛乱的一百零九名服刑在押犯”，也就是说，这些人被关押了二十多年。这个数字不会是全部关押人数，究竟有多少彝人被捕入狱，多少人死在狱中，至今未见公布。
传统彝族社会的崩溃
中国传统社会各民族均有历史形成的组织形式，如汉族乡村的宗族，藏人社会的部落等等，这是根据人们不同的生存环境和生活方式，在漫长的历史中自然形成的社会形态。
在中共执政之前，彝族处于一种特殊的地方性封闭排外体系，和周边汉族社会的交往十分有限，历史上被汉人称为“夷人”，现在所称的彝族之彝，就来自于历史上带有贬视意味的夷人之夷。汉人对彝区怀着一种歧视和恐惧交织的观念，盛传彝人会劫掠汉人，强迫为奴。民国时期，国民政府采取的政策是通过彝人上层头人，逐渐向彝族地区输入现代教育和观念，而不是向彝族社会强行实施政府行政管理。彝人上层逐渐出现了和汉人政府合作的精英，如先后任云南省政府主席的龙云和卢汉就是彝族人。上世纪三十年代末，俄国作家顾彼得深入凉山后出版《彝族首领》，描述了他亲眼所见的彝族首领岭光电、曲木藏尧等精英人物，这些人的英武、开明和引领彝人走向现代社会的志向与见识，给读者以强烈印象。顾彼得的著作，成为迄今为止对传统彝族社会最生动的描述。
传统彝族社会以“家支”为基本社会组织形式。这种以父系为中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共同体具有全方位的功能，既要求其成员维护家支的利益，规范全体成员的道德与行为，也保护其成员的个人利益不受侵犯；当成员遇到危机时，“家支”提供救助，如抚养孤儿，照顾孤老等。可是，这种“家支”结构必然是地方性的，彝族没有发展出全民族统一的政治形态，也没有普遍的民族认同意识，当遭遇外来政治冲击的时候，就缺乏自我保护的规模力量，在经历危机和破坏以后的社会复苏和重建过程就更为艰辛。
中共“民主改革”的根本目的是建立基层政权，以实现“党的一元化领导”，因此必然要摧毁家支制度。中共武力镇压彝族人民的反抗后，随即开始组织民众“起来揭发和批判反动的家支制度”。时任中共昭觉县委书记的伍精华在一九五八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说：“为了巩固党的领导，为了社会主义，必须把家支制度彻底粉碎。”在摧毁“家支”制度的过程中，这些地方民族领袖的命运如何，伍精华一字未提。伍精华本人是中共执政后地位最高的彝族人，曾被派到拉萨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既没有在藏人中留下好的口碑，对本民族的现代化和族人的福利也毫无作为。
此后，凉山彝族与中国其他地区一样，经历了中共发动的所有政治运动，从“大跃进”到文革，凉山彝族无一幸免。关于大饥荒，伍精华在其回忆录中只淡淡一句：“各地因浮肿病还死了不少人”。
这些运动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彝族内部的分裂与对立。一九六八年，凉山州还出现了一个“新叛案”，“民改”后被当作“奴隶主”打入另册的黑彝有四百多人被迫害致死。一些黑彝被迫上山躲避，又被军队当作“叛乱”镇压。这个案件在一九七九年平反，但造成的后果很难在短时期内消除。
彝族社会前路艰辛
一九五○年代，邓小平、周恩来等中共高官多次发表指示，声称在非汉民族地区实行“民主改革”的目的是为了“消灭贫困”、“不改革，民族就要贫穷”。于是，通过暴力的“民主改革”，凉山彝族“从奴隶社会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可是，“一步登天”进入社会主义的凉山彝族却并未“消灭贫困”。时至今日，凉山彝族自治州处于极度贫困状态，凉山彝族还成为吸毒和艾滋病的重灾区，由此产生了大量艾滋孤儿。
在互联网上可以找到相当多的图片、记录片和新闻报道，那些令人触目惊心的照片显示，在摧毁了传统的社会结构之后，中共并未建立起有机的基层社会互助结构，“党的阳光”既无法照到地处边远、交通不便的凉山彝族地区，传统的社会互助体系又已彻底摧毁。与西藏社会不同，彝族既没有共同拥戴的领袖，又没有成熟的宗教体系，如果说传统的“家支”制度使得彝族社会“分散化”，那么这一制度被摧毁后，凉山彝族社会变成“原子化”了。在自然条件本来就很艰苦的地区，一个个单独的个体或者家庭很难走出各种困境。几十年“阶级斗争”的结果，使得有能力的地方民族领袖不是被杀害，就是远走他乡一去不回。失去民族精英的引领和社会组织的保护之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令人扼腕痛惜。一盘散沙而失去了民族精英的彝族，其前途无法令人乐观。
原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彝人伍精华的回忆录，题为《我们是这样走过来的：凉山的变迁》。掩卷之时，想起凉山彝族的现状，不由想到：我们真的知道凉山彝族是那样走过来的吗？我们是不是知道这个民族将走向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