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革中被逼喝尿的田汉（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3月18日讯】红歌《浏阳河》，当年几乎家喻户晓，至今，演唱中还会听到。在红歌排行榜上它几乎是《东方红》的姊妹篇了，都是“民歌”。《东方红》陕北民歌，《浏阳河》湖南民歌。不同的是前者有时会写上作者“李有源”，而后者标上“湖南民歌”，没有作者。这更增添了歌曲的份量。你看，没有专门家，人民群众不照样歌唱自己的“大救星”，而且歌唱得这么动听啊。对此，笔者早有疑问：谁都知道，一首民歌的形成必须相当长的岁月。我家正好与“红太阳升起”的湘潭县相邻，怎么不知不晓间就“嘣”出这么一首“民歌”来？近来偶然读到凤凰网上何宗华先生的《“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方知它果真不是民歌，同时也知道了曲作者唐璧光的泣血故事。
唐先生湖南东安人，音乐天赋惊人。婴儿时不管如何大哭不止，只要祖父唐柳愚的二胡一响，立即止住哭闹，凝神聆听。咿呀学语时，祖父教授他宫、商、角、征、羽，一学就会。四岁时能唱祁剧，六岁能唱小调。祖父一心一意期望他成为“东方贝多芬”。临终之际，将多年来收藏的贝多芬作品集交给唐璧光。集子封面上端端正正写着一个“梦”字。
日本入侵打破了他的梦。1945年，日军侵入东安，唐家房屋被烧毁，父亲被东洋刀劈死。满怀国恨家仇，唐璧光于1945年5月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国军”，接受军训。同年8月，日军投降。他不辞而别，赶往家里桂花树下挖出埋藏的音乐集子。他要重温“东方贝多芬”之梦。
就这三个月的军训打破了他和祖父的“同一个梦想”。1947年他考上湖南音乐专科学校，1949年分配到长沙市工人文工团作曲，湖南大学进修毕业后，随团参加土改。他说：“土改后，劳动人民分得了胜利果实，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对‘毛主席’的感激爱戴之情是难以形容的，从而激发了我的满腔激情，欢快的旋律好似滚滚江流，汹涌澎湃，倾泻直下，我一挥而就。”《浏阳河》诞生了。从此唱响中国，也传到了国外。
正在他自信将有更多的《浏阳河》问世时，厄运降临了。1952年，刚刚参加土改归来的唐璧光，政治学习会上结合自己的经历作了歌颂新社会的热情洋溢的发言，其中谈到了三个月军训的事。没料到会后立即被定为“历史反革命”，免予刑事处分，留团管制使用。1957年因为提了一条意见，又打成右派。双料“反革命”，锒铛入狱。贝多芬作品和多年来搜集的民间音乐集也被付之一炬。“东方贝多芬”之梦未成，却成为他敬爱的领袖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苦难接踵而来。妻子提出离婚，原本聪明伶俐的儿子患脑膜炎成了痴呆，妻子狠心地将儿子推给他。从此，他的心血之作《浏阳河》被剥夺了署名权，成了“民歌”。狱中管教干部偏要他给犯人教唱《浏阳河》，每唱一句，心就被刀子划了一下……
他想到了死。坐监七年，劳改五年，又继续管制，直到1979年平反，他才被安排到零陵县花鼓戏剧团。二十二年的磨难，创作必需的激情和灵感早已消耗殆尽，有心无力，徒唤奈何？“东方贝多芬”之梦彻底破灭了。
读到这些，读者能不一掬同情之泪？其实，命运悲惨的红歌作者，岂止唐碧光一个。
略举数例：“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们……”“庄严雄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一响起，国人肃然起立。可今天的歌者有几个知道其作者遭受过怎样的迫害？田汉晚年患有糖尿病，文革中百般折磨后小便失禁，被逼着喝尿，1968年12月10日死于冤狱之中。与刘少奇一样，死后被改名“李伍”。“三年生死两茫茫”，母亲日夜惦念着这位孝子，每日依门翘首，等候儿子归来。
创作抗日歌曲《游击队员之歌》的贺绿汀是笔者老乡，是邵阳人的骄傲。文革中他除了遭受毒打，浆糊桶套在头上，还逼迫在地下学狗爬。因为据分析，歌词是“美化国民党统治”、“丑化中国人民”、“宣扬投降路线”。
《黄河大合唱》的作者光未然也免不了批斗。“文革旗手”，一人之下亿万人之上的江青亲自下命令：这首歌“留曲不留词”。
“洪湖水，浪打浪……人人都说天堂好，怎比我洪湖鱼米乡”，当人们为它的旋律陶醉时，是否知道创作者的酸楚艰辛？拍电影歌剧《洪湖赤卫队》时，正值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演刘闯的演员夏奎斌饿得瘦了，从79.5公斤滑到59公斤，脸颊凹下去，尖嘴猴腮模样，导演谢添只好往他口里塞些棉花。“一号演员”王玉珍饿得“胖”（浮肿）了，只好请求特批“伙食补助”，每天20颗黄豆（《洪湖赤卫队》：难以忘却的记忆）。可就因为该剧中有句“贺龙领导闹革命，红旗飘扬打胜仗”，文革一来此剧就被定性为“反对毛主席”，“歌颂大土匪、大军阀、大野心家贺龙”的“大毒草”。剧被禁演，演员受到残酷迫害。
受到毛泽东青睐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以及《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红极一时，作者李劫夫更因替“毛泽东语录”谱曲红得发紫。“九大”刚宣布“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彪”为“接班人”，一贯“紧跟”的他，迫不及待谱写《紧跟林主席向前进》。标题写出不几天，就爆出了“913”事件。林彪在蒙古摔死，劫夫在中国遭“劫”，夫妻双双被捕。5年后，李死于“毛泽东思想学习班”。
最具警世意义的是一号红歌《东方红》的“词作者”李有源。他做梦也想不到，“大救星”从延安窑洞升到北京天安门之后，他的生活非但没有改善，反而被折腾得揭不开锅，大儿媳为活命不得不逃荒要饭（见《告别饥饿》）。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问红歌的作者一个严肃而沉重的问题：
你们煞费苦心、绞尽脑汁为“红太阳”制作颂歌，为何“红太阳”普照大地之日，正是你们蒙冤受屈之时？而“红太阳”陨落之后，你们才得以平反昭雪？
此中道理不少红歌作者终于明白过来。
瞿希贤是“忆苦思甜”代表作《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的作者，“冬天的风雪狼一样嚎叫，妈妈却穿着破烂的单衣裳。她去给地主缝一件狐皮长袍，又冷又饿跌倒在雪地上……”那悲凄的曲调，赚取过多少无知孩子的眼泪。（“狐皮袍子”让“妈妈”去缝制，地主脑子进水了？）她还创作了被誉为“第二《国际歌》”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红日出山临大海，照亮了人类解放的新时代，看旧世界，已经土崩瓦解，穷苦人出头之日已经到来，已经到来。”也曾让急于“解放全人类”的红色青年们个个热血沸腾。
文革中6年7个月的牢狱之灾唤醒了她的良知。对曾经给自己带来巨大声誉的那些颂毛作品，她不以为荣，反以为耻。她为那么多农民活活饿死感到震惊，更为自己曾替修“红旗渠”的河南某县写过颂歌一事，痛悔不已，那里死人比例高得吓人。瞿希贤沉痛地说：“我写了不止一首为大跃进鼓劲的歌，心中有一种负罪感。”2005年，北京举行瞿希贤作品演唱会。当观众起立高喊唱《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时，瞿希贤坚决制止了。事前，她就跟指挥打过招呼：不唱此歌。而且，她在自己的歌曲集《飞来的花瓣——瞿希贤合唱作品》中收录此曲时，格外注释：“收入此集作为历史足迹。”（《黄钟》秦西炫着《我认识的瞿希贤》）
有“负罪感”的当然不只有“红歌”作者，也有“红书”作者。
《欧阳海之歌》是当年红遍全国的红书。它曾“创下中国小说发行量的最高记录”，作者金敬迈也因此书进入了“红色司令部”。在别的作家被批斗，凌辱，纷纷自杀的时候，他被江青任命为“中央文革文艺组负责人”，并受到毛泽东的“亲切接见”。谁知风光了一百二十三天，就被以“整江青同志黑材料”罪名关进秦城监狱。毛死后才平反出狱。
七年的监禁使他“明白了很多道理，看清了很多人。”大彻大悟的金敬迈不但不以自己捏造出来的“红色经典”自豪，反而深感自疚。“我也曾真诚地参加了‘造神造鬼’的行列，而且不遗余力，声嘶力竭。”“我生不逢时，……总是弄虚作假下去，我们怎么对得起子孙？”他说：“写《欧阳海之歌》的时候，我正睡着。现在，我醒了。”
文人中较早清醒的也不在少数。
文学天才吴祖光（新凤霞丈夫）八十年代初全国政协会上就大声讲，毛泽东罪恶滔天，要把他的像从天安门上撤下来，把他的尸首从纪念堂里扔出去！健在的老知识分子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作家铁流先生，多年来一直为“毛像下墙，毛尸出堂”冒险犯难，奔走呼号！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里当之无愧的硬骨头。
写到这里，笔者又意外看到另一位音乐大家的泣血故事，愿与唐先生分享。
这位音乐家同样怀有“贝多芬之梦”。同样在毛泽东时代打入监牢。不同的地方，他结局比唐先生更惨，文革初期即被枪杀。他是因为把矛头直指毛家“夫妻店”而遭到枪杀。他比其它被枪杀者死得更惨，比张志新更早被割断喉咙（资料显示文革中张志新是第30名临刑时被割喉管者）。
他就是大师级的音乐家，上海市市长陈毅任命为上海交响乐团指挥的陆洪恩先生。人说他的事迹仿佛就是俄国电影《被太阳灼伤》的中国版，这部电影由于真实再现斯大林时代的迫害和恐怖而获奥斯卡奖。
六八年四月二十日那天，陆先生被“上海革命委员会”批准枪杀前，当局要他表态，究竟要死还要活时，他作狮子吼：“我想活，但不愿这样行尸走肉般地活下去。‘不自由，毋宁死’。‘文革’是暴虐，是浩劫，是灾难。我不愿在暴虐、浩劫、灾难下苟且贪生。”“‘文革’消灭了真诚、友谊、爱情、幸福、宁静、平安、希望。‘文革’几乎要想整遍大陆知识分子，几乎要斩断整个中华文化的生命链。”“如果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残忍无比，那么我宁做‘反革命’，宁做‘反社会主义分子’，不做专制独断、一味希望个人迷信的毛的‘顺民’！”
石破！天惊！！鬼神泣！！！
同监难友王文忠在所着《风雨人生路》中回忆说：“他在监狱苦难的生活里经常跟我讲起在维也纳这座音乐摇篮里发生的故事，常常幻想着这片音乐之乡，希望自己的灵魂也能飞到这个一生向往的音乐摇篮。”“他忘记了伤痛，忘记了被铐着的双手，嘴里哼着，手指摇动打着拍子，沉浸在贝多芬《英雄交响曲》的庄严旋律中。”“临赴刑场前，托我帮他完成两件事：第一件，如果有机会逃出国门的话，一定要去维也纳，代他在贝多芬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在中国，有一位他的敬仰者是哼着他的《英雄交响曲》与《庄严弥撒》走上刑场的。第二件，帮他寻找文革初被‘扫地出门’去新疆的独子，告诉他父亲是怎样被折磨死的。”
陆先生以自己的鲜红的血与美丽的生命，再现了中国士大夫“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美德，也为当代知识分子谱写了一曲“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壮歌。庆幸的是，这位有情有义的难友“帮他完成生前未了的心愿。”最后找到他的儿子，也走访了他心驰神往的奥地利。
陆先生儿子说，父亲平反后，我们家属曾想为父亲立一座烈士铜像，但未能如愿。（更应该拍成电影。）但我想，中国民主史上，陆洪恩的名字已经与林昭、张志新、刘文辉、遇罗克、王佩英、冯元春、李九莲……并列，作为反专制暴政的烈士，永放光芒。
可惜，《浏阳河》作者唐璧光先生至今还“睡着”，还没“醒”过来。
《“浏阳河”原曲作者1952年被打为“历史反革命”》这篇文章说：“唐璧光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为《浏阳河》的著作权而奔波。唐璧光说他对《浏阳河》的感情就像对待痴儿一样，无论如何也不会放弃。《浏阳河》的影响太大了。”唐璧光还预言《浏阳河》的生命力：“只要毛泽东的名字在这个世界存在，《浏阳河》也就永远存在。”唐先生至今仍为他的颂毛大作《浏阳河》而自豪，他仍相信毛会永垂不朽。
看来，他根本不理解“红歌”的本质，更不了解真实的毛泽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