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无人伦!“文革”中弑母狼孩的忏悔(图)

2017-03-28 08:40 作者: 李晓径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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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红兵儿时的全家福(右二张红兵,右三父亲张月升,左二母亲方忠谋)。(网络图片)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他还不满13岁。那一年,张铁夫亲自将自己的名字改为“张红兵”。在他16岁时,张红兵的母亲方忠谋是固镇县人民医院门诊部副主任,因为独立思考,她发出为地主父亲翻案,为刘少奇翻案和反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评论,被自己的儿子和丈夫举报。在检举材料的最后,丈夫和儿子写下了相同的建议:枪毙方忠谋。

弑母

2013年8月下旬,张红兵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在“文革”中“弑母”的经过:

“事情发生在1970年2月13日夜晚,我们家人在一块辩论‘文化大革命’,母亲说:‘我就是要为刘少奇翻案!毛泽东为什么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作为毛泽东的忠实红卫兵,我立即投入了对母亲的批判斗争,这个时候我父亲张月升说:‘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你把你刚放的毒,全部写出来!’母亲写完一张纸以后,父亲就拿着这张纸,出了家门,他没有告诉我出去干什么,我意识到:父亲可能去县有关部门报案。”

张红兵说,“在我的印象中,一贯紧跟党走、工作积极、待人亲切的母亲竟能说出这些话!顿时,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完全改变——她不是我的母亲,而是一个张着血盆大口、青面獠牙的阶级敌人!”张红兵说,“在我的脑海里、融化到我的血液中、落实到我的行动上的是红歌——‘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泽东思想是革命的宝,谁要是反对它,谁就是我们的敌人’,这是一种条件反射。我担心父亲没有真的去报案,作为毛泽东的一名忠实的红卫兵,为了证明自己在与母亲这个‘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过程中‘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我马上写了封检举信,当晚就把信和我的红卫兵胸章一起,塞进和我家同住县卫生科大院的军代表宿舍的门缝里。”

《中国新闻周刊》中详细地描述了那个恐怖之夜:

张红兵回击母亲:“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刘少奇已被关在大牢里,被枪毙了(注:实际上刘少奇是病逝于开封),你还在为他翻案!”母亲说:“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是毛泽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毛泽东搞的。毛泽东偷梁换柱,嫁祸于人!”

母亲回到堂屋坐下,继续洗孩子们洗澡换下来的衣服,嘴里则不停地说着:“中国共产党变颜色了!”“为什么苏联从前和我们友好,现在除了阿尔巴尼亚和中国共产党外,其他国家那么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都是修正主义的?修正主义不是别人,恰恰是你自己!”“为什么毛泽东搞个人崇拜?!到处都是他的像?!”

其间,张红兵一直不断地斥责她:“住口!”“你反对我们最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就砸烂你的狗头!”

母亲说:“孩子,你不懂得阶级斗争。”张红兵则说:“谁是你的孩子!我们是毛主席忠实的红卫兵!”母亲被激怒了:“你再说,我立即采取革命行动,把家里的(毛泽东)像全部撕掉、砸碎!”

后来,张月升终于开口了:“方忠谋告诉你!从现在起,我们就坚决和你这个坚持反动立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划清界线!你就是敌人!我们斗争你!”

方忠谋放下正在洗的衣服,走回卧室的藤椅上坐下,仰靠着,点燃了一根香烟。在这之前,张红兵从未见过母亲吸烟。张红兵和弟弟都表示,坚决和方忠谋划清界限。张月升说:“你把你刚才放的毒,全部写出来!”

方忠谋答:“那还不好写嘛!我5分钟就写好了。我敢想、敢说、敢干!”

其实,方忠谋的独立思维由来已久,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一天,怀远县直机关干部去马头城公社参观水稻丰产田,晚上,方忠谋对丈夫说:“把10亩成熟的稻子都移到一块田里栽,还说是‘高产放卫星’,明摆着是搞浮夸的!彭德怀在党的庐山会议上提了意见,怎么不对呢?”

1966年10月,突然传来通知,要各家把挂的刘少奇像取下。午饭时,方忠谋在家里说:“……刘主席怎么突然变成了坏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1966年12月,张红兵的姐姐、14岁的张芳到天安门广场去见毛泽东。回家后第4天,她忽因流行性脑膜炎去世。对大女儿之死,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方忠谋都没有缓过来。方忠谋私下和兄弟说:“为什么要搞文革,要让学生串联?如果学生们都在学校里好好地上学,大胖也不会得这个病死了。”

等张月升报案回来时,方忠谋已写完材料。张月升问:“这是你自己写的吧?没有人逼你写吧?”方忠谋平静地说:“没有。”张月升说:“你要埋葬在固镇了!”方忠谋看着他:“埋葬的不是我。头可断,血可流,革命意志不可抛!”张月升把家门锁上,拿着她写好的材料走了。

方忠谋突然操起扁担,划拉下东屋门头上的毛泽东画像。接着,她把自己反锁进西屋,开始撕扯和焚烧这些“圣物”。

父亲回来了,边踢门边喊“开门”,母亲把门打开了。父亲命令:“打反革命分子!”张红兵咬咬牙,用手里的擀面杖对着母亲的背部打了两下。张月升命令长子:“找绳子,把反革命分子捆起来!”

随后,午夜时分,张月升带领县公检法军管组一位负责人和县群众专政指挥部军代表,赶到自己家中。西屋里烟雾缭绕,墙上的毛泽东画像、毛泽东诗词手迹等,都被方忠谋取下烧掉了。

军代表对准方忠谋的腿弯猛踹一脚,方忠谋顿时跌跪在地上。他顺势把她的双手拧到背后,用带来的麻绳捆绑起来,就像捆粽子那样。当年16岁的张红兵,听到母亲的肩膀和胳膊被捆紧时关节发出的“咔咔”响声。

军管组带走了方忠谋和她的五六本日记和工作笔记,并要求在场的每个家庭成员连夜写出检举揭发材料。张月升写了10页,张红兵则写了21页。在检举材料的最后,他们都写下了相同的建议:枪毙方忠谋。

3月中旬的批判大会,张红兵和父亲认为这是一个公开表明态度的机会。张红兵走上台发言,讲了一个小时。五花大绑的母亲就跪在前面,背对着他,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没有当她是母亲,她就是一个可恨的、连累了我的命运的阶级敌人!”发言完后,张红兵带头喊起了口号:“打倒现行反革命分子方忠谋!”“无产阶级专政万岁!”……

1970年,正是“一打三反”运动期间,死刑布告经常出现在固镇街头。二个月后的1970年4月11日上午,在固镇县“五七闸”南侧百米远、固镇至五河公路拐弯处,44岁的方忠谋被枪毙。为了表明与她划清界限,张家根本不愿收尸。

忏悔

为什么,一个丈夫和一个儿子,这么绝情地要求枪毙自己的妻子和母亲?

张红兵并不避讳地告诉《新民周刊》:“确实有自保的念头。”然而自保后的张红兵,于1970年10月,张红兵和弟弟作为知青和黑五类子女,被下放到该县连站公社劳动。

张红兵在《没有地址的信——给我的妈妈方忠谋》中写道:“2月13日夜晚在家里,当听到您说毛泽东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是引用人家的话时,突然间我警觉起来,闪过一个念头:前几天您说的外公不是地主、死的冤枉等话,都是为地主家庭翻案、为反革命父亲翻案!您是恶毒攻击毛泽东思想!我们家里出现了阶级斗争!我要捍卫毛主席!而表明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避免今后对自己不利,是我当时的部分动机。于是我立即开始了对您的批判斗争!

“我的自利行为是卑鄙的。因为这种行为按当时法令来说虽然正确,但我的部分理由却是错误的——就是为了自私的利益!”

1976年10月,打倒“四人帮”,“文革”结束了。一夜之间,张红兵的政治信仰崩溃了。张红兵发生了严重的精神抑郁症。1976年底的一天,他走上刚竣工通车不久的五河县淮河公路大桥,想往河中一跳了之。

他告诉《新民周刊》:“有很多、很多次,在睡梦中,经过我在无数次寻觅,在不知道母亲为了什么原因离家多年以后,她忽然从我不知道的一个地方回到家里——她没有死,还像临刑前那样年轻。我跪在地上,紧紧地拉着母亲的双手,有一肚子的话想述说,但又害怕她再次消失,只能说出最要紧的几句话。我大声地说,妈妈!不孝儿我给您下跪道歉了!儿子我真的对不起您!您别走,我们这个家庭真的离不开您啊!但是,妈妈没有回答我。在与母亲相会的许多梦境里,她从来不和我说话。我相信,这是她对我的一种惩罚。不知什么时候,她真的又悄然离我而去;我所能做的,只是孤立无援、绝望无助地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这时,我才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哽咽,泪流满面……”

而张红兵的父亲,在儿子面前则一直小心翼翼地回避。直到父亲退休后,有一次张红兵陪伴父亲回老家,在去刚修建的桐城火车站的路上,他和张红兵谈起这起冤案的责任问题。张月升说:“我们家出了这个事,我应该要负主要责任,因为我是一个成年人和家长。”1980年6月4日,父亲对张红兵和弟弟说:“我们当年的做法也有点不讲人道了”;“我们过去受极左路线影响……现在看来上当了。”

1979年秋的一天,张月升下班回家,带回了一本关于张志新的英勇事迹的书,对张红兵说:“方忠谋与张志新非常相似。”张红兵迅速看完后,说了一句:“当年妈妈是对的,是我们错了。”

张红兵在日记中记下了自己的心情:“主要是我断送了母亲活生生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我悔恨,我痛心,无地自容……我只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才能洗刷掉母亲脸上的血污;而我犯下的罪过,是一生也洗刷不掉的。”

他开始为母亲写申诉材料,边写边哭,彻夜不眠。11月17日写完,分别邮寄给县、地、省法院。

反思

张红兵的舅舅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回忆:“那时,我觉得铁夫日益变得无法交流,一开口就是报纸上宣传的那一套,每天背毛泽东语录。我们其他人都不能讲一句不是。”张红兵回想起:我到双三生产队玩那天,舅舅提醒他:“你和队里人讲话,不能照报纸上的话说,人家会讲你闲话的!”

“为什么我会卖母求荣,表现自己‘站稳了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如今,张红兵认为,“对此,几十年来,我一直处于困惑、学习、反思、寻找答案的过程中。当时我没有把造成母亲冤案的责任全部推给时代和政客,现在也没有类似的心理过程。”

“只是在自己和亲人们经历过无数的艰难和坎坷,付出了一次又一次血和泪的代价,并且在我自己娶妻生子之后,原本不懂任何人情世故的我才大彻大悟了:什么虚幻的景象,动听的说教,人造的偶像,神圣的祭坛……全是愚弄别人、自欺欺人的骗人鬼话,是毒害青少年和儿童的精神鸦片,是杀人不见血的锋利刀子!不管是谁,永远都离不开自然规律——吃饭、穿衣,生老病死;世界上最伟大是母爱,最崇高的是人性!”

近年来,张红兵以“狼孩弑母”为主题,写出自己的经历,他说他要用这种特殊的方式向母亲忏悔。他接受网友的痛骂,但他同时也反问,“那些自命高尚的人”从未参与过任何形式的迫害吗?说过一句道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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