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7年3月28日讯】屁股后冒烟
在白银公司运输部汽车队当汽车修理工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大概就在这里和工人阶级相结合了，没有，也不敢有任何奢望。可是，工人师傅们不这样看，他们对我们友善，客气，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尊重。一天，一位师傅，大概是要给我鼓鼓劲，很诚恳又有点儿神秘地对我说：“你们这些人以后都是屁股后冒烟儿的！”在那个年代，“屁股后冒烟”是指“当大官坐小车的人”。我当时觉得这简直是天方夜谭，不无自嘲的说：“师傅，你这是想让我做做梦，感觉好一点儿吗？”他有点儿不高兴，一脸严肃地说：“不信，你就等着瞧！”等着瞧的结果是，若干年后，师傅的话变成了现实，而错的是我。我虽然没有当官，但毕竟是屁股后面比别人早冒了几年烟儿。当然了，现在很多人屁股后都在冒烟儿，如今屁股后冒不冒烟儿和当不当官儿已经没有必然联系了。
干革命就是你们的专业
虽然有工人师傅的友善和理解，但是被迫远离自己专业的大学生们，内心深处时时都在想着专业对口，盼望有一天能干回自己的专业，一展拳脚，哪怕是干一些多少带点儿技术含量的工作也好。虽然不能正正式式，明目张胆地提出要求，（否则，就会说你不安心本职工作，没有长期扎根基层的革命决心。）但是，在适当的场合，时不时的就会不由自主地表达一下自己的愿望。一次，机缘巧合，我有机会和公司第二把军代表搭话，不失时机地我表达了想专业对口的愿望，不成想，这位翟姓军代表立刻变了脸，作色道：“什么专业对口？干革命就是你们的专业！”我无话可说。
老天爷是纸老虎
我们是芸芸众生，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是，这位翟姓军代表，还想把老天爷也纳在他的麾下，命令老天爷也听他的指挥，哪里想得到，老天爷不是吃素的，结结实实地把这位军代表戏耍了一遭，让他在全公司职工面前丢尽了脸，成了全公司的笑柄。
一天，全公司在露天灯光球场开会，是那种战前动员，战后总结或表彰之类的会。初时，还风平浪静，大家按厂矿，连排，班组坐在地面或水泥台阶上，一边让劳做后的疲劳慢慢消散，一边左耳进右耳出的听着领导的讲话。就在翟姓军代表在台上慷慨激昂时，突然一阵狂风骤起，卷起球场里的尘土和碎纸屑，在场内盘旋滚动。人群有些许不安，军代表继续他的演讲。紧接着，乌云压上头来，霎时间黑云密布，狂风大作，人们开始骚动，噪杂起来。军代表极力安抚大伙：“大家不要乱动，这点儿风吹草动吓不倒我们革命群众,乌云就会过去，光明就在前头!”可是，乌云不但没有过去，反而越来越浓重，黑压压的盖在头顶上，狂风肆虐，吹得主席台上的遮雨棚上下颤动，噼啪乱响，哪儿还有一丝光明！随后，豆大的雨点儿也砸了下来，人群乱了起来，大家开始规避。翟姓军代表却更加斗志昂扬：“职工同志们，多少大风大浪我们都闯过来了，难道这一点儿风雨还能吓倒我们革命群众吗？老天爷就是个纸老虎，它吓不倒我们，我们不怕它！我们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去争取最大的胜利！”军代表的话音刚落，唰的一道刺眼的闪电，把个球场照得惨白一片，紧接着是一声震耳的炸雷，轰的人心头发颤。狂风裹挟着暴雨，铺天盖地倾盆而下，霎时间横扫了整个灯光球场，人群像炸了锅一样，纷纷作鸟兽散，“胜利的大会”变成了“风雨夜归人”，只剩下公司的几个领导，在主席台上陪着军代表尴尬。虽然天天在讲“人定胜天”，可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谁都可以是纸老虎，唯独不能把老天爷当纸老虎。职工大会无疾而终，翟姓军代表却给全公司留下了一段佳话，从此，“老天爷是纸老虎”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笑资。
材料堆
1978年科学大会以后，我被从冶金部白银有色金属公司调到中国科学院兰州近代物理所，“专业对口”。近代物理所位于兰州的中心地带－盘旋路，中国科学院兰州分院和其属下的大部分研究所都分布在这一带，还有兰州大学，省委，省军区等也都在周围。近代物理所的主体项目，是“科学大会”后国家的重点项目之一，当时，从各个地区，单位，专业对口调入近物所的有上百号人。虽然是花了十年的时间只向前走了98公里（兰州距离白银98公里），虽然仍然是山穷水恶，仍然是污染严重，仍然是物资极度贫乏，我和大家一样，还是欢欣雀跃，摩拳擦掌，跃跃欲试，要把丢掉的十年尽快补回来。
来到近代物理所后，“摩拳擦掌”没几天，第一轮打击就来了。刚刚专业对口调入所里的人，基本上都被分到附属科室，边缘专业，更谈不上和重点项目沾什么边儿了，理由是我们“缺少专业技能”。去找领导表达诉求，所党委副书记对我说：“你不就是学材料堆的吗？这个工作正适合你！”我所学的专业是“反应堆材料”，“堆材料”和“材料堆”两个词虽然字的组成成分一样，只是排列上有一点儿小小的差别，可是它们表达的意思就差到天上地下去了。不懂行的人可能会产生口误，懂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口误的。不过还好，是说我学“材料堆”的，如果他说我是学“垃圾堆”的，那我无论干什么都是专业对口，因为，不管什么东西最后都要变成垃圾。
不给涨工资
春天的信息一个接着一个。很快，又传来要涨工资的好消息。白银地区大学毕业生转正后的工资是62.5元，这62.5元的工资一拿就是十年。两个人用，这些钱还“绰绰有余”，有了孩子后，就捉襟见肘了。白银没有牛奶可买，也没有任何代用品，我真不知道用什么办法能把他养大，只好放在北京，请人照看。每月工资一发下，首先给小孩寄去50块钱的生活费，剩下的75块钱就是我们两个人一个月的生活费。虽然是物资极度贫乏，花销不大，可这75块钱也还是太少了。每到月底，两个人就得数钢蹦儿过日子，有时真真是一分钱难倒英雄汉！这个要涨工资的消息真像和煦的春风，吹得大家心头暖洋洋的。可是，涨工资方案一下，和煦的春风一下子就变成了刺骨的寒风，吹得人透心凉！领导的决定是，给文革期间毕业，一毕业就分到所里的大学生连升两级工资，而我们这些刚刚专业对口归队，十年没涨一次工资的人根本没份儿！也就是说，除去他们自己应长的的一级外，再用我们的指标去给他们多长一级！百十来号人顿时群情激昂，愤怒无比，纷纷找各级领导讲道理，讨说法。可是领导们已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一句“我们只搞锦上添花，不搞雪中送碳！”就把人扔进了冰窟窿，没有任何商讨的余地，没有任何道理可讲！毕业十年后，我们还得继续拿那62.5大毛的工资，也还得继续过那种捉襟见肘，月底数钢蹦的日子。至此，大家才猛醒：我们这些人已经沦为二等公民。
不让去北京
有等公民也好，没等公民也好，工作还得做，日子还的过，尽管内心充满了屈辱。
“科学大会”一结束，许多人都开始准备考研究生。兰州初试，北京复试，孩子爸都考得很好，超过了高能所的录取标准，一心准备进京去高能所读书。可是，左等右等，录取通知书就是不来。四处打问，才慢慢知道些端倪：北京高能所不肯录取，近物所也不肯放，只让在近物所当研究生，理由是什么？不知道，没人告诉你！眼看着被录取的考生纷纷打点行装，兴高采烈地奔赴新生活，孩子爸坐不住了，直奔京城，一探究竟。京城三个月，找了无数的人，咨询了所有的有关单位，跑断了腿，说破了嘴，就是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到底为什么不能到高能所读书。希望也如过山车，一会儿有了一点儿希望的小苗头，一会儿又跌入深谷，把人折腾的要死要活。在兰州等消息的我也是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今天有了一点儿新希望，紧张压抑的心情就能得到一些舒缓；明天，希望又破灭了，一下子又跌入万丈深渊。每天就是这样希望，失望，再希望，再失望的往复循环着，很是折磨人。
刚来近物所，我们被分配住在单身宿舍楼六楼，临时隔开的一间小房间里。六楼没有上下水，没有取暖。水只能从下面的楼层打上来，取暖则用煤火炉。这天，又停水了。整栋楼都没有水，只有楼后面平地上的一个水管有水可取。平时从五楼，四楼，甚至是三楼取水用，虽然是觉得不方便，也感到吃力，但是还勉强能对付。这次全楼停水，奈何？左等右等，水就是不来，可是饭还得吃，脸还得洗，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从平地挑水上六楼。我反复问自己：“能行吗？我能挑水走楼梯吗？我能把水从底层挑到六楼吗？”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不挑水吃什么，用什么？我无可选择，无路可走，只好背水一战，去一楼平地上挑水。人的潜力和生命力的强大，有时都能把自己吓一跳。我挑起两桶水上楼，扁担前短后长，水桶前高后低，走起来摇摇晃晃，磕磕绊绊，在楼梯上像耍特技一般。我提心吊胆，一步三晃的往六楼蹭。正是午休时间，楼梯上，人来人往，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很淡定，没有一个人对我的“猴戏”感兴趣。一位同系，比我们高一届的男生，走过我的身旁时，问候了一句：“往六楼挑水啊？”，精神上支持了我一把。就这样，我前倾后仰，左摇右晃，走走停停，步步为营，泼泼洒洒，稀里哗啦，总算蹭到了六楼，弄了点儿水回家。
拖着发软的双腿，按着怦怦乱跳的心脏，怀着满腹的绝望，大口地喘着气，磨蹭到六楼的阳台上。雨后初晴，天上同时出现了霓和虹，双虹的出现本是吉祥，幸福的象征，可是北京传来的消息，又一次把我打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十年的茹苦含辛，坚忍不拔，十年的期盼，孜孜不倦，十年的苦和痛，最后换来的是什么？是二等公民，是处处设卡，是无路可走，是漆黑一片！站在六楼的阳台上，看看欲晴还暗的天空，再看看楼下熙熙攘攘的芸芸众生，生有何欢？死亦何苦？就这样一步跨出去，一切也就都结束了。
北京的抗争终于铩羽而归。这天兰州暴雨，我骑自行车去火车站接他，天上暴雨狂泻，地上激流汹涌，高筒雨鞋里灌满了雨水，身上的雨衣也只剩下了象征意义。他人瘦了一大圈，剃了个小平头，有点儿让人认不出来了。回到六楼的小窝，两人相对无言。想想这些年的苦，想想来到近物所后所受的屈辱，再想想这三个月的无望抗争和前途的一片漆黑，我难忍心中的悲苦，撕心裂肺地哭起来。
不给提职
北京不让去，在近物所当了所长的研究生，可没成想，恶梦还没有过去。所长共有五个研究生，大家一起上课，一起做实验，一起写论文。尽管孩子爸的智商，能力和努力都在平均水平以上，考试和做实验都走在前面，可是每次发表论文，他的名字总是垫底。所里开始评职称，我因为工作“有成绩”，被评上了助理研究员，孩子爸却不能评上助理研究员的中级职称，说是因为在读书，“对所里没有贡献”。毕业十年后，还得继续当他十年一贯制的“技术员”。这就是现实，无关你的能力，无关你的努力，无关你的成绩。
毕业到白银后，孩子爸被分配到运输部当铁路养路工，每天在光秃荒凉的矿山工区露天作业，“砸洋镐”。冬天寒风刺骨，夏日毒日暴晒，没有一棵树可以遮阴，没有一堵墙可以挡风，工休时也只能待在在寒风里，暴晒下，无处躲，无处藏。脊背上晒爆了皮，痒得实在难受，就找块大石头，把脊背贴上去，死命蹭两下。因为劳动强度大，伙食定量是特等二级，一个月52斤，只比特等一级的炉前工伙食定量少了2斤。早上就是再吃不下去，也必须得硬塞下三个馒头，可就是这样，没到中午肚子就又饿得咕咕乱叫了。砸完一上午的洋镐，匆匆安抚下饥肠辘辘的胃，找根扁担，躺在上面就能睡着。
为了减轻养路工的繁重体力劳动，孩子爸领着一群基本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养路工搞“养路机械化”，设计，制造了“捣固机”，“扒渣机”，“液压轨缝调整器”，铇道岔用的”龙门铇”等一系列机械产品，大大减轻了工人们的劳动强度。生活上，支援经济上有困难的职工，帮助工人学文化，给他们理发...他的努力，他的拼博，他所取得的成绩，得到了各级领导和工人师傅的认可，被评为知识分子标兵，到全公司大会上去讲用。
曾经的知识分子标兵，仍是一如既往的努力，仍是不顾一切的拼命，怎么到了近物所就变了味儿了？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没有一个人告诉你，只是折腾你，让你进无可进，退无可退。
不让出国
不久，从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传来可以申请自费出国留学的消息，我们又看到了一线光亮。
从收集美国各高校的资料开始，选学校，写申请，找导师写推荐信，准备各种材料，找财政担保...忙了好一阵子，终于发出了一批申请信。没多久，就有了回音。美国范德比尔特大学寄来了录取通知书，助研待遇的确认和办签证用的IAP-66表。于是，附上有关资料，正式向所里提出申请，请求批准自费出国留学。申请递上去后，等了一段时间，没有回音，再等一段时间，还是没有动静。去有关部门查询结果，说不知道；找有关领导询问进展，顾左右而言它。怎么回事？推荐信是所长写的，所长是研究生导师，又是所党委委员，既然推荐信都写了，应该说原则上已同意自费出国留学了，为什么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不说行，也不说不行？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伤透脑筋！就这样，左等右等，左拖右拖，拖过了报到的期限，只好给范德比尔特大学的导师写去一封道歉信，说由于特殊原因不能按时入学。
第二年，再一次申请自费出国留学，这次是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发来录取通知，助研职位和办签证用的I-20表。再一次向所里递上自费出国留学申请。还是所长，党委委员兼导师的杨教授写的推荐信，还是石沉大海，还是杳无音信，还是顾左右而言它，不说行也不说不行。到底是怎么了，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百思不得其解！这期间我到南京去开了一个专业会议，回来这天，孩子爸到火车站接我。一下火车，就看到他脸色不对，满脸乌云，情绪极坏。心想，我刚开完会回来，又没惹你，这是哪儿跟哪儿呀？回到家里，他才慢慢道出缘由：就在我在南京开会期间，他继续四处打听，始终不得要领。一位在外事办公室工作的同事，实在看不过去，私下偷偷告诉他：“你别白费劲了，所里不会放你走的。其他你就不要问了，我只能跟你说这些。”他的心一下子就沉到了底，五黄六月的大夏天，全身冷得发抖，牙齿咬的嘎嘣嘎嘣响。回到灯黑灶冷的家，他无心吃饭，觉也睡不着，就骑车去所集体宿舍，找那几个单身研究生打牌消愁。没了希望也就没了约束，为了多消磨一些时间，为了更长时间的麻醉自己，暂时忘却痛苦，这牌一打就没点儿了。你的神经要麻痹，别人的神经还正常，眼看清晨两三点了，那几个人就嚷嚷着要睡觉。他下楼一看，院门已落下了大锁，无奈，叫来牌友帮他脱困。自己先爬上一人多高的院墙，再让那个最高最壮的研究生把自行车托过头顶递给他，然后转过身，慢慢把自行车顺到地面，再跳下院墙。三折腾两折腾就把宿舍管理员折腾来了，先是认为进了贼人，手里拖着个大棒子，再一看是这几个小子，气就不打一处来，免不了一通好训！
骑行在昏暗的，空无一人的马路上，被麻痹的神经慢慢苏醒过来，几年来的挫折和屈辱，一幕幕如狂潮般袭来，排山倒海，冲击着胸口，憋闷的喘不过气来。该涨的工资不给涨；该提的职称不给提；考上了高能所的研究生又不让去上；想老老实实的在所里当研究生，又处处挤兑你；拿到了国外大学的录取通知，又偏拦着不让走...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到底要怎样？给个明白话行吗？那种无助，那种痛，那种悲愤，无以言表，真恨不得把自己一头撞死！
哀大莫过于心死，从此，每天骑行在上班的人流中，看着前面人自行车的后轮，不知今夕何夕，今日何往。
艰难度日
日子难过天天过，苦痛难忍时时忍。
不久，我们搬到火车站附近新建的职工家属宿舍。
住在四楼，紧挨着东站旅馆的锅炉房。锅炉房的鼓风机常年日夜轰鸣，门窗紧闭仍然是震耳欲聋。锅炉房大烟筒飘落的煤灰铺天盖地，阳台上铺了厚厚的一层黑灰，谁家的门窗都不敢打开，阳台也成了摆设。职工们忍无可忍，不断反映，要求领导解决噪声和煤灰污染的问题。左拖右拖，最后所里还是请了专业人员来测噪声，测出的结果远远超过了使人产生耳痛的声压级界限－三级噪声的120分贝。严重的噪声污染可影响人的神经系统,使人急躁、易怒，甚至神经衰弱；亦有害于人的心血管系统，增加患高血压几率；还会损害视力，使人的视力减弱；损害听力，甚至使人丧失听力...可是，测量归测量，超标归超标，却没有人来解决问题，刺耳的噪声一如既往没日没夜地肆意咆哮，黑煤灰继续一年四季随意飘洒，再怎么反映也没有回音了，大家继续在焦躁烦闷中度日。
扛自行车上下楼是每天必修的功课，每天下班时扛车上到自己的楼层，在本已十分窄巴的蜗居里再占去一大块地盘儿，明天上班时再扛车下来。无论你是身强体健还是老弱病残，虎背熊腰还是弱不禁风，都得整装上阵，没有例外。如果想偷懒儿，或者忘记了，把车停放在楼下，第二天一早，自行车就会消失的无影无踪。治安问题严重的时候，所里要求每个门洞每天必须留一位职工坐在各自的门洞口守望，以防贼人破门偷盗。
用水仍然是大问题，家里常常断水或只有涓涓细流，因此，家家备有水缸。要洗衣服就有点儿难度了，脏衣服攒的差不多了，就要半夜时不时的起床查看，是否有水来了，若来了水，就赶快叫醒另一位，两人七手八脚的把洗衣机接上上下水，开动起来，迷糊着睁不开的眼睛，半醒不醒地，轰轰隆隆地折腾一阵子，等到睡意全无，完全清醒后，衣服也洗得差不多了。因为要时时注意水是否来了，睡觉就特别警醒，有时，一位半夜起来上厕所，另一位会错认为是水来了，迷迷糊糊地爬起来，急急火火地去洗衣服，一回头，见那位正从厕所里出来，只好懊丧地再回去睡觉。
站前惊魂
这天，晚饭后正在家里看电视，突然间，一声巨响，惊天动地，震得家里的玻璃窗子乱抖。怎么了？是地震？或者是什么地方在放炮？都不对！如果是地震，为什么其他东西都没摇晃？要说是放炮，这声音也太大了点儿！满腹狐疑，到外面转一遭，也看不出什么端倪，问问邻居，也都不知所以，疑疑惑惑地过了一夜。第二天上班后才知道，头天晚上有人在火车站前，引爆身上的炸药，把自己炸死了。据看到的人说，现场极为惨烈，炸碎的肉飞得到处都是，挂在站前的灯柱上，花圃的围栏上...是什么人这么决绝，家中巨变？身患绝症？上访失败？人们感慨着，叹息着，猜测着，不解着。不管什么原因，我却理解他心中的痛，知道他为什么会走上这条路，人到了某种境地，身心俱疲，那种绝望，那种疼真正是忍无可忍，的确生不如死。这个心灰意冷，无路可走的人却是个善良的好人，引爆前，他特地招呼周围玩耍的孩子们远离他，确认不会伤及他人后，才引爆炸药，把自己炸死。是谁？是什么把他逼上了绝路？
离开伤心之地
经过六年的磨难，屈辱和忍耐，终于等到了中国科学院广州电子所的调令。所领导开会讨论要不要放人，因为有助研以上职称的人如果要调离，必须经过党委同意，而讨论的对象是我。孩子爸虽然是研究生毕业，拿到了硕士学位，可还在当他已当了16年的技术员，没有中级职称，没有资格劳驾党委讨论审批。我呢，好也没好到工作离不开我的程度，坏也没坏到遭领导憎恶的地步，所以得以通过。到人事处去办调离手续，平时满脸严肃，拒人于千里之外的人事处长，今天脸上反倒有了些暖意。颇为关切地对我说：“为什么一定要调离近物所呢？在所里干不是挺好的吗？”我说：”理由很简单，我们爱近物所，可是近物所不爱我们。”要是在平时，他肯定会立马翻脸，狠狠批你一顿。这次太阳却从西边出来了，他不但没发飙，反而温和地笑道：“话也不能这么说，近物所还是挺重视你们的。”
人要走了，大环境反倒友好起来，看到的笑脸也多了。不少人前来询问怎么办成调动的，还有哪些单位要人等等。室支部书记也主动来关心我，并教我说，不要悄没声儿地就走了，要到各个课题组和有关单位去和领导，同事们话别...托运家具那天，两个人所在的室来了不少人帮忙，后勤处处长也破例让我们用隔壁空置的一套房间打包。大家在隔壁空房和楼前的空地上拉开架式，只半天时间，所有的家具都打包完毕，运到火车站托运。有人帮忙归有人帮忙，自己还是累到了几近虚脱。从火车站回来，把自己扔到地上的塑料泡沫堆里，就再也不想动了。
离开兰州这天，除了同学，朋友外，两个室又有不少同事到火车站来送行。更出乎意料的是，孩子爸所在室的副室主任也来了，而且因为临近中秋节，他还特意买了一盒月饼送给我们，祝我们中秋快乐，一路顺风。火车临开时，这位副室主任还再三叮咛，让我们到了广州后，一定多方努力，替他在广州寻找适合他的职位。
火车缓缓启动，望着越来越小，挥手送行的人群和那渐渐远去的兰州，六年的近物所噩梦终于结束了！
十三年后再访近物所，老所长已驾鹤西去，当年的同龄人被提拔成了各级领导。副所长请吃饭，有关人士作陪；外事主管陪同参观那个我们曾无缘参加的近物所的重点工程；小范围见面会，热情咨询；各方人士纷至沓来，欢声笑语...想起那曾经的六年梦魇，真是此一时彼一时，此时此刻，我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