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依靠赤俄的经费援助起家，图为中共发行的列宁伪货币。（网络图片）
一九六○年代以前，苏联要避“输出革命”、中共要避“赤俄雇佣”；此后中苏闹翻，中共又得避讳“依靠卢布喂大”——既显缺乏独立自主，又涉嫌“忘恩负义”。一九九○年代苏联档案解密，不断飘出尘封资料。但大陆学人余悸犹在，很少敢沾碰这一专题。近年有人开始整理这方面史料，论文发表于较冷僻的学术刊物。绝大多数学者（遑论老干部）对中共依赖卢布起家尚不知情，揭开一角，难免惊叫。
赤俄输出革命 维经斯基带十万美元钻石到上海
一九二○年七月，李大钊在北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月捐八十银圆为小组经费。十二月陈独秀赴穗就任教育委员长，李汉俊代理中共上海支部书记，他抱怨：“人都走了，经费没有，没办法干了。”李汉俊要包惠僧去广州请回陈独秀，或将党的机构迁穗。包同意赴穗，但没有路费。由某青年团员资助十五元，包才赴穗。《共产党》也因缺经费，只出了六期。
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一日，马林向共产国际汇报一九二一年六月初至十二月十日期间中国共运：“中国共产主义者已在陈独秀——他主编《新青年》杂志多年——的领导下形成一个团体。这个团体在七、八个城市有小组……，但自维经斯基（即吴廷康）离华后，经费无着，不得不停止。”经费问题十分明显。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在报告中：“我们感到最遗憾的是缺少钱。《劳动界》停刊了，两个工人工会也得停办。因为：第一，经费困难；……我们的机关报是《社会主义者》日报，该报每月需要七百元，很难继续下去。”
陈公博是共产党的活跃份子。经费问题一直是早期中共的日常性难题。撮选几则史料：
一九二九年九月十九日，鄂西特委负责人在上海向中央要经费：“我们最低限度的预算每月三百元（交通费公办费一百五十元，生活费房租在内一百五十元），宜昌机关四个、沙市两个，共七个机关，如少了则万万办不到，而省委只允许二百元……二百元实在办不到，也是无法啊。”
一九三四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连遭严重破坏，经济一时陷于绝境，史沫特莱捐出四万美金，才助中共度过难关。一九三五年河北省委与中央失去联系，经费无着，一边紧缩机关，一边下乡斗地主搞粮食，一边再搞募捐，日子仍过不下去。省委书记高文华与负责经费的其妻贾琏，只得卖孩子以维持。“我们共有四个孩子，只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头，男孩比女孩多卖钱呀，于是就把仅仅四个月的儿子卖了五十元大洋。这钱分给王洋十元，李大章十元，解决吃饭问题。这五十元大洋，整整维持了北方局三个月的生活。”
一九三五年底的“价廉物美”（张申府语）的“一二九”学运，散发传单仍需经费垫衬，北平学联的成本为一百大洋。
为避免孤立无援，赤俄政权稍一稳定，便急着“输出革命”。一九一九年三月二日，列宁成立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规划世界革命。一九二○年四月中旬，维经斯基赴沪，俄共派遣特使将价值十万美元钻石到上海变卖，不止一次托人带钱或汇款给维经斯基，给他的任务是克服中国革命的分散状况，将中国激进的知识分子集中起来，成立统一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党。
中共经费不足 初期经费完全靠苏俄资助
一九二○年秋，《新青年》杂志开始接受共产国际资助，逐步转变为共产主义刊物，引发著名的“胡陈分流”。一九二一年一至二月，广州无政府主义激进青年领到俄国人给的生活津贴（每月二十港元）。
然而，维经斯基未能完成在中国组建赤党的任务。一九二一年四月，共产国际再派出马林来华助建中共，最实质的支持当然是金钱。据《包惠僧回忆录》，马林抵沪后立即与李汉俊、张国焘等人筹备中共一大，向六个外地支部寄送通知，邀请每一支部派两名代表赴沪与会，每位代表汇路费一百元。据说回程时再领五十元川资，毛泽东就是靠这笔钱，会后游历杭州南京。毛此时在长沙师范附小主事，年薪仅百余银圆，他不断给报社投稿以赚稿费，很辛苦。包惠僧说：……如果不是他（马林）来，我们党的“一大”会议可能要推迟一两年，或更多一点的酝酿时间。如果不是他四处奔走，国共联合战线可能推迟，或者搞不成。
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政治报告中：“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一万五千，其中一千六百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经费是分发给各个小组的，同时还用在中央委员会的工作上，用在联络上和用在出版周刊上。”
共产国际驻华工作人员特别提醒莫斯科：首先应该强调一下中共的财政困难情况……这对中国共产党起着巨大的作用。
中共三大一结束，马林致信共产国际执委会：党现有党员四百二十名，其中工人一百六十名，但应指出以下情况：一、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二、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三、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四、多数党员没有职业，所以党同在职的工人、职员、教师等几乎没有联系。
党是个早产儿（……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是有人过早地制造出来的）……党早产并过多依靠外国的资金维持。
一九二六年俄共政治局决议“想方设法加强对中国共产党的人员和资金援助”。俄共不仅仅向中国输出革命，还向日本、蒙古、朝鲜等东方各国共产党提供经费。
支持中共赤化 俄援贯穿上海、江西至延安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刚结束，张国焘草拟工作计划，上海总部及京汉穗湘等分部，各地出版工人刊物，约三十人每月领取津贴二千零三十五元，全部开支及出版费用为每月一千零数十元。马林表示均由共产国际补助。
一九二三年四月二十日陈独秀打收条认领共产国际寄来的四、五月经费一千墨西哥元。后再认领二千九百四十港币（折合三千国币）。七月十日莫斯科汇款一千八百四十墨西哥元，专用于抚恤“二七”大罢工罹难者。马林档案详尽记录了这一时期共产国际对中共的财援。
一九二四年，中共月均得俄款约三千元；一九二五年预算月领二千二百五十元，四月起增至三千六百五十元；一九二七年月均收到三万元以上；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年，每月预算五万元左右。一九二七年后每年仅用于“特别费”一项，中共就得到几十万元上下。如一九二七年组织上海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得俄款约三万元，开办党校得五万元，七月到八月湖南农运得款近五万元，九月准备秋收起义得款一万元，十二月为广州起义及善后得援款近十万元。一九二八年底中共向莫斯科提出百万特别费。毛泽东搞秋收起义，章士钊也为他筹了两万元，这即毛后来厚待章的出处之一。
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春，仅李大钊经手的经费就达数万，款子均由穗汉国民政府处汇来。一九二六年以后，共产国际提供给中共的经费预算已达每月六千元；一九二七年再增经费预算每月一点二万元。二七年七月五日，共产国际为复兴湖南农运拨款三点九五万元。二七年八月九日，鉴于白色恐怖严重，中共中央决定政治局委员须单独租房居住，不可两人同住，以免捕一带二。共产国际代表为此拨款千元。二七年八月国共彻底破裂后，共产国际拨给中共的经费增加到每月两万。
据中共历史档案财务统计，一九二七年共产国际秘密拨付中共各项款额接近百万银圆，这一数额相对于苏联这一时期援助国民党与西北军冯玉祥累计五千万银圆虽微不足道，但对尚处婴幼期的中共来说，年助百万已是天文数字了。一九二六到一九二七年为支持国民党北伐，赤俄援助国民革命军五架飞机、五万余枝枪及其它军火。苏联顾问对广州政府之所以具有强大的政治影响，背后可是站立着强大的经援，包括资助赴俄学生的各种费用。
一九二八年六到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由苏联提供约十万卢布经费。联共（布）政治局根据史达林的建议，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一日再拨九万卢布给中共应急。共产国际一九二八年上半年拨款十二点五万卢布，联共（布）政治局决定下半年增至三十四万卢布。折合中国货币，一九二八年月均超过六万元。
一九三一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共总书记向忠发被捕供词：“国际帮助中国共产党每月一万五千元美金，（相当）中国五六万元。实际上国际的款是俄国共党供给的。最近经济的支配权操在周恩来手里……”直至一九三二年，中共机关全部迁入江西赤区，来自苏联的固定经援才中止。但被停发的相当一部分经费，共产国际建立“中共基金”，仍谋求以某种方式支援中共，只因苦求人员往来中断无法交递。
一九三三年十月下旬，团中央局书记、组织部长、宣传部长均被捕，此前被捕并叛变的党中央局书记盛忠亮入狱劝降：“……现在党中央局、团中央局都几乎全部破坏了，连最微薄的活动经费因同国际方面的联系断了，也难以维持了……”中共总书记、党中央局书记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成为国民党捏有中共接受赤俄资助的确凿证据。
红军长征抵陕后，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六日架起大功率电台，中共向驻共产国际代表王明、康生拍发的第一封电报：“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并要求给飞机、重炮、高射机枪、步枪、子弹等。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张闻天再向王明、康生告急：“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我们的交通正在那里等候。”张闻天再驰电：“你们答应十一月底在沪交款，究竟实行了没有？第一次交了多少，是否交给了孙夫人？我们派人于本月十五日由西安乘飞机到沪取款，并不可使落空，八、九万人靠此吃饭。”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共产国际主席季米特洛夫向苏联财政人民委员会发电报：（向中共）“在拨出二百万卢布之外，再提供：五十万美元……”，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国，带了三十万美元。一九四一年七月七日，季米特洛夫电告毛泽东：“援款一百万美元已获批准，将分批寄出。”俄援直到抗战结束后仍在继续，苏联将东北日军遗留的大批军械转拨中共，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迅速膘壮，成为中共逐鹿中原最雄厚的资本。
向共产国际报帐要钱是陈独秀的主要工作
向共产国际报帐是中共总书记陈独秀的主要工作之一。一九二二年六月三十日，陈独秀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党费，自一九二一年十月起至一九二二年六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收人计国际协款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五元，自行募捐一千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一万元，整顿印刷所一千六百元，印刷品三千元，劳动大会一千余元，其他约二千余元。”十分明确，经费主要来源“国际协款”，自募党费仅千元（月均不足百元），不足百分之六。
一九二五年三月二十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的结尾提到：
按此前批准的二千二百五十元预算，我们在一至三月应收到六千七百五十元，而你们给我们寄来三千四百二十三美元，仅相当于五千八百八十七元中国币，因此还差八百六十三元。这个数字我们还要求补上，以后请给我们寄金卢布或有追加的美元。一九二五年四月九日，陈独秀向共产国际递交了十分详尽的年度收支报告。
陈独秀为经费与共产国际闹矛盾
经费问题一直是中苏两党的摩擦点。中共“一大”前后围绕是否接受经援，争论激烈；此后则为款额多少与拨款拖滞不断“摩擦”。
“一大”之前，李汉俊向马林表示：中国共运当由中共自己负责，共产国际只能从旁协助；中共只接受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并采取一致行动，但不希望依靠共产国际的津贴展开工作，只能在感到需要时接受共产国际的补助；共产国际代表只能是中共的顾问，却不应居领导地位。马林碰钉子后，急盼能与更有影响力的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见面。
一九二一年八月，陈独秀在上海首晤马林，基调仍是“闹独立性”：中共尚在幼年，一切工作尚未展开，似无必要戴上共产国际的帽子；中国革命有自己的国情，目前不必要接受共产国际的经济支持，暂时保持中俄两党的兄弟关系，俟我们的工作发展起来后，必要时再请共产国际援助，以免引起中国无政府主义党及其它方面的流言蜚语，会对产生中共无中生有的攻击。陈独秀与马林的关系十分紧张。此时，张太雷到沪，奔走陈独秀、马林之间进行调停。李汉俊、陈独秀这一最初的“闹独立”，成了中俄赤党关系的一大基调。
陈独秀在党内会议上曾怒曰：“何必国际支持才能革命！”马林大惶，逊谢不已。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共三大，陈独秀与马林之间的争执，致使会议无法继续。陈独秀对李达等人说：每月只拿他们二千多元，事事要受支配，受制于人十分难堪，中国一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陈独秀连接几周不出来与马林会面，不愿每周向马林汇报工作。陈独秀认为：中共党员应该一面工作一面搞革命，革命要靠本国自己的力量，不能接受第三国际的资助，接受人家的钱就得跟随人家走，而且一时也没什么工作可干，要钱也没用处。陈独秀还认为中国实现共产主义遥远得很，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可能需要一百年，要革命青年重视学习，不要想一步登天，要尊重客观现实。
一九二七年七月宁汉合流，国共关系彻底破裂，中共转入地下，形势艰危，中共对俄援的要求也明显提高，以致与掌握拨款的共产国际代表多次发生冲突。共产国际主管向中共发放款项的代表严厉批评中共不断要钱。
中共依靠苏联经援，乃中共必须听命“远方”（共产国际代号）之底牌。至此，苏联对中共之所以具有强大操控权（如两度撮合争议盈天的国共合作）、季米特洛夫之所以对确立毛泽东为中共最高领导有重要一票、毛泽东在延安整王明之所以有所顾忌……一切的一切都有了合乎情理的清晰注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