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7年7月5日讯】7月1日，中国经济学家张维迎参加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毕业典礼，他代表所有教师，在典礼上畅谈“自由是一种责任”，他表示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命运的人的责任。
但这篇文章在北大国发院官方微信刊出后，不到12小时被移除；大陆搜狐刊出全文后，也在24小时被下架。
目前，张维迎的这段感言，已成为北大国发所校友们和众多网友最想阅读的发烧文章，同时在网络引发热议。
中国北大国发院堪称是指标性的学术院校，除前世界银行（World Bank）副行长林毅夫曾担任过名誉院长外，理事会成员还包括中纪委书记王岐山，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以及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及张维迎等教授。
网上流传的张维迎演讲内容：
同学们好！首先祝贺大家毕业！
“北大人”是一种光环，也是意味着责任，特别是对我们这个苦难深重、饱受蹂躏的民族的责任。
中华文明是世界最古老的文明之一，并且是唯一延续至今的古老文明。古代中国有过辉煌的发明创造，为人类进步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过去500年，中国在发明创造方面乏善可陈。让我用数字说明这一点。根据英国科学博物馆的学者Jack Challoner的统计，从旧石器时代（250万年前）到公元2008年之间产生了1001项改变世界的重大发明，其中中国有30项，占3%。
这30项全部出现在1500年之前，占1500年前全球163项重大发明的18.4%，其中最后一项是1498年发明的牙刷，这也是明代唯一的一项重大发明。在1500年之后500多年全世界838项重大发明中，没有一项来自中国。
经济增长源自新产品、新技术、新产业的不断出现。传统的社会只有农业、冶金、陶瓷、手工艺等几个行业，其中农业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现在我们有多少个行业？按照国际多层分类标准，仅出口商品，两位数编码的行业有97个，4位数编码的行业有1222个，6位数编码的行业有5053个，而且还在不断增加。这些新的行业都是过去300年里创造的，每一件新产品都可以追溯到他的起源。
1500年后所有重大发明没有来自中国
在这些众多的新产业里头，以汽车产业为例。汽车产业是1880年代中期由德国人卡尔.本茨、戴姆勒和迈巴赫等人创造的，之后经历一系列的技术进步，仅从1900到1981年间，就有600多项重要创新（Albernathy，Clark and kantrow, 1984）。
中国现在是汽车第一生产大国，但如果你写一部汽车产业的技术进步史，榜上有名有姓的发明家数以千计，里边有德国人、法国人、英国人、意大利人、美国人、比利时人、瑞典人、瑞士人、日本人，但不会有中国人！
即使像冶金、陶瓷、纺织等这些在17世纪之前中国曾经领先的传统行业，过去三百年里的重大发明创造，没有一项是中国人做出的。
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公元1500年之前和1500年之后的不同。1500年之前，全球分割成不同的区域，各区域之间基本处于封闭状态，一项新技术在一个地方出现，对其他地方的影响微乎其微，对人类整体的贡献非常有限。
比如说，东汉的蔡伦于公元105年发明了造纸，但中国的造纸技术到公元751年后才传到伊斯兰世界，又过了三、四百年才传到西欧。我上小学的时候，练字还要用“土盘”，用不起造纸。
但1500年之后，全球开始一体化，不仅技术发明的速度加快，技术扩散的速度变得更快，一项新技术一旦在一个地方出现，很快就会被其他地方引进，对人类整体的进步发生重大影响。
比如，德国人于1886年发明了汽车，15年之后，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国，又过了15年，美国取代法国成为世界第一汽车生产大国，到1930年，美国汽车普及率已达到60%。
因此，1500年之后，创新才真正有了国家间的可比性，谁优谁劣一目了然！中国在过去500年没有做出一项可以加载史册的发明创造，意味着我们对人类进步的贡献几乎为零！比我们的祖先差远了！
我还要强调一下人口规模问题，国家规模有大有小，国家之间简单比较谁的发明创造多，容易产生误导。
创新应该与人口成正比，为何在中国不是？
理论上讲，给定其它条件，一个国家的人口规模越大，创新越多，技术进步越快。并且，创新之比与人口之比是指数关系，不是简单的等比例关系。原因有二：第一，知识在生产上具有重要规模经济和外溢效应；第二，知识在使用方面不具有排他性。
10多年前，美国物理学家Geoffrey West等人发现，在城市生活中，人类的发明创造与人口的关系遵循正5/4指数缩放原则：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另一个城市的10倍，那么，发明创造总量是后者的10的四分之五次方，即17.8倍。
以此来看，中国对世界发明创新的贡献与中国的人口规模太不成比例。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4倍，日本的10倍，英国的20倍，瑞士的165倍。按照知识创造的指数缩放原则，中国的发明创造应该是美国的5.6倍，日本的17.8倍，英国的42.3倍，瑞士的591倍。
但实际情况是，近代500年里，中国在发明创新方面对世界的贡献几乎为零，不要说与美国、英国比，我们甚至连瑞士的一个零头也达不到。瑞士人发明了手术钳，电子助听器，安全带，整形技术，液晶显示器，等等。
中国人民银行印刷人民币所使用的防伪油墨是瑞士的技术，中国生产的面粉有60%~70%是由瑞士布勒公司的机器加工的。
问题出在哪里？难道是中国人基因有问题吗?显然不是！否则，我们就没有办法解释古代中国的辉煌。
问题显然出在我们的体制与制度。创造力依赖于自由！思想的自由和行动的自由。中国体制的基本特点是限制人民的自由，扼杀人的创造性，扼杀企业家精神。中国人最具创造力的时代是春秋战国时期和宋代，这不是偶然的。这两个时代也是中国人最自由的时代。
公元1500年之前，西方不亮，东方昏暗，公元1500年之后，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逐步走向自由和法治，我们却反其道而行之。
中国体制限制人民自由也限制创造力
我必须强调，自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当心灵不自由的时候，行动不可能自由；当言论不自由的时候，思想不可能自由。只有自由，才有创造。让我用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
今天，饭前便后洗手已成习惯。但是，1847年，匈牙利内科医生塞麦尔维兹（Ignaz Semmelweis）提出医生和护士在接触产妇前须要先洗手的时候，他冒犯了同行，并因此丢掉了工作，在一个精神病院死去，终年47岁。
塞麦尔维兹的观点基于他对产褥热的观察，当时他所在的医院有两个产房，一个服务于富人，由专业医生和护士精心照料，这些医生不断在接生和解剖尸体之间转换工作；另一个服务于穷人，由接生婆负责。他发现，富人得产褥热的比例是穷人的三倍。他认为，原因是医生不洗手。但他的看法与当时流行的科学理论相矛盾，他也不能对自己的发现给出科学证明。
人类的卫生习惯是怎么改变的？这与印刷机的发明有关。
1440年代，德国企业家古腾堡发明了活字印刷机。印刷机使得书籍和阅读普及开来，许多人突然发现，他们原来是“远视眼”，由此对眼镜的需求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在印刷机发明一百年后，欧洲出现了数千家眼镜制造商，并由此掀起一场光学技术的革命。
1590年，荷兰眼镜制造商JANSSEN父子把几个镜片累在一起放一个圆筒里，发现透过玻璃所观察的物件被放大，由此发明了显微镜。英国科学家Robert Hook用显微镜发现了细胞，引起了科学和医学一场革命。
但最初的显微镜分辨率并不高，直到1870年代，德国镜片制造商Carl Zeiss生产出了新的显微镜，它是基于精确的数学公式构造的。正是借助这种显微镜，德国医生罗伯特.科赫等人发现了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细菌，证明当年匈牙利医生伊格纳兹.塞麦尔维兹的观点是正确的，由此创立了微生物理论和细菌学。正是微生物学和细菌学的创立，逐步改变人类的卫生习惯，并由此导致人类预期寿命的大幅度延长。
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当初古腾堡的印刷机被禁止使用，或者只被允许印刷教会和行政当局审查过的读物，那么，阅读就不会普及开来，对眼镜的需求就不会那么大，显微镜和望远镜就不会被发明出来，微生物学就不会创立，我们不可能喝上消毒牛奶，人类的预期寿命也不会从30多岁增加到70多岁，更不要幻想探索宇宙空间了。
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牛顿花了30年的时间发现了万有引力，我花了3个月的时间搞明白了万有引力定律，如果我宣称自己用3个月的时间走过牛顿30年的道路，你们一定觉得可笑。如果我再反过来嘲笑牛顿，那只能说明我太无知！
我们常说中国用7%的可耕地养活了世界20%的人口，但我们需要问一问：中国何以做到这一点？简单的说，就是大量使用化肥。如果不使用化肥，一半的中国人会饿死。
氮肥的生产技术是哪来的呢？是100多年前，德国科学家弗里茨.哈伯和BASF公司的工程师卡尔.博什发明的，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1972年尼克松访问中国后，中国与美国做的第一单生意，就是订购13套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现代化的合成氨尿素生产设备，其中8套来自美国的KELLOGG公司。
再过50年、100年重写世界发明创新史，中国能否改变过去500年史上的空白？答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我们能否持续提升中国人享有的自由。因为，只有自由，才能使中国人的企业家精神和创造力得到充分发挥，使中国变成一个创新型国家。
因此，推动和捍卫自由，是每一个关心中国人命运的人的责任，更是每个北大人的使命！不捍卫自由，就配不上“北大人”的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