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大学教授上街维权（图片来源：微信）
【看中国2017年7月5日讯】昨天得知厦门大学的教授上街了，亦看到自媒体上流传着厦门大学教授们的一份公开信，他们要维权。大致是因为学校分配房子不公，引发教授们的愤怒，让他们走上了街头。这个公共事件肯定会引来社会关注，厦门著名媒体人程凌虚及时写了评论：仗义多是屠狗辈，这个帖子又引来众多转发和评论，阅读量达80几万，影响不小。但这个帖子很快就被删了，教授维权和草民维权一样，同享一个待遇。今天早上，程先生专门就此事件做了一个说明，我认为很重要，特此引述如下:
出于道义，我昨天转发了一条厦大教授上中山路维权的帖子。4小时转评赞8000多条，阅读数84万多人次，后被屏蔽。
平心而论，对厦大教授们上街维权，我是不怎么同情的。这类帖子，缘何网上反应冷淡，网友不仅漠不关心，跟帖评论对教授们也是一片倒的差评。扪心自问，身居象牙塔的你们，平时为公众利益、为弱势群体发过声吗？为自己利益出头，理直气壮也无可厚非，但终究与传统的士人风骨差了十万八千里！
再说，厦大教授们维权书的开头一段就很不堪：“我们不是刁民，从来只听说对付刁民的办法就是拳头加棍棒，没想到如今拳头+恶语落到了我们自己头上....”仅仅这几行字，就露出了这些文化人“皮袍里的小。”试问，过去维权群体的又有几个是“刁民”？现在你们终于体会到了“刁民“的滋味了吧？“良民”与“刁民”，出自教授们之口，反映出这是一群根本没有现代公民意识的人！
程先生这段话，对厦大教授们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也足以引发人们更深的思考。首先要问的是，教授们在呼吁社会关注和支持他们维护自己权益的行动时，是不是也呼吁和支持过其他人群的维权行动？如果没有，那他们肯定不能指望他们的维权行动会得到社会广泛的呼应。正如程先生批评的那样，当厦大教授试图把自己和所谓的“刁民”区分开来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就是和社会最大多数人区分开来了，是和社会底层区分开来了。这绝不是一个话语策略上的失误，而是真的反映出厦大的教授们没有真正意识到公民的权利是不分等级的，公民权利受到限制，是教授和“刁民”所共同面临的一个现实。昨天你不为别人声张权利，今天别人也不会为你声张权利，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全体公民共同去争取。
大学教授阶层，是国家知识精英的核心部分，是人类文明和进步的主要传承者。教授们为人师表，不仅体现为教书育人，而且还应当身体力行地为维护社会正义作出榜样。在世界民主化浪潮中，各国的教授们在传播宪政民主理念、知识和经验方面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们是启蒙的主要力量，是引导民众进行理性和平转型的思想先驱，也是民主化运动的积极实践者和参与者。
以韩国转型为例，光州事件之后，因为教授们的积极参与而为国家的政治转型注入了最理性的力量。1986年4月，43名全南大学教授发表了题为“遭受光州悲剧的我们对祖国的现实深表忧虑”的时政宣言。5月，中等教育协会所属的546名教授发表了“教育民主化宣言”，由此推动了该协会后来在更大范围内的教育民主化实践。1987年4月，193名文学人士发表敦促修宪声明，6月，首尔市区51所105名初高中教师发表时局声明要求政治和教育民主化，7月，全国28所大学共80余名教授成立“走向民主化的全国教授协会”。在后来的民主化进程中，大学教授被广泛动员起来，他们不断地联合签署声明，要求政府加快民主转型步伐。尤其是在1995年8月，韩国各大学的教授，前赴后继，连续发表声明，至9月，共有91所大学5千余名教授签名。韩国的政治转型，就是在包括教授的各方力量的积极推动下，走上了正轨。
说到韩国的经验，并不是要求中国的教授必须上街或签名，必须有什么行动，鉴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国制度的和平转型可能需要更多的耐心、更长的时间和更多人的参与。在这个过程中，教授们如果只在自己的权益受到侵害时才走到街头上去维权，而对其他民众的维权行为不闻不问，那可以肯定，中国的政治转型还将走更远的路，教授们的维权之路也将是极其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