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直敢言的作家王实味揭露延安时期的腐败，被中共迫害致死。（网络图片）
1942年3月王实味在著名的《野百合花》一文中，形容当时延安的供给制生活待遇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当时艾青作了说明：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所谓“衣分三色”，就是高干的深蓝色斜纹布、中级干部的灰青色平布、基层干部的黑色土布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艾青指出：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所谓“食分五等”，最高级的也不过四个菜一碗汤；大、中、小灶，而最差、也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加清水大锅菜。
艾青为高干辩护说：当时在延安，中共中央最高首长们的伙食，还不如大后方（重庆国民党统治区）机关里当官的来得讲究呢！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两餐小米饭（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有时）还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一连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偶然现象。
那么，王实味对于什么情况发牢骚呢？他“连毛泽东同志抽纸烟（太多）都在背后反对”、“指责领导人的门前挂着一串串腊肠”、“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级对上级感觉他们是异类”。艾青曾替王实味解释：他的话也许偏激不妥，但他并不主张“平均主义”，更没有反党。只是要求“公平合理”罢了。
艾青又指出：延安的津贴是有微小的差别的，那等级就“1圆、2圆、3圆、4圆、5圆”五种。所有的工作人员，从最高的首长，到每个党员的差别；就只有这五种。另外也有特殊优待的，那就是“文化人”和“技术人员”。这也不属于不合理呀！真正使王实味以及延安青年知识分子产生疏离和异己感的是以“食分五等，衣着三色”为特征的、与高干地位相联系的“特殊化”。王实味十分怀恋1937～1938年那段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岁月，但他毕竟信奉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主义不是平均主义”。于是王实味申明自己也属于“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放言直谏决非为争个人利益。他甚至对延安的等级差序制度表现出最善意的理解，认为“对那些健康上需特殊优待的重要负责者予以特殊的优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负重要责任者，也可略予照顾”。只是处在当前“艰难困苦的革命过程中，许多人都失去最可宝贵的健康时期”，为了“产生真正铁一般的团结，负责任更大的，倒一样表现与下层同甘共苦。这倒是真正应该发扬的民族美德精神”。
延安的重要高干家里，都有组织分配的保护首长安全的警卫员、专门照顾首长子女的保姆、以及照顾首长生活起居的勤务员或公务员（负责为首长打洗脸水和洗脚水，在刷牙上放牙粉等）。有的首长的勤务员也由警卫员兼任，另有“伙夫”、“马夫”各一人。
在范围不大的延安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警卫员紧紧跟着首长及他们的家属沿着延安河漫步，每逢星期六，人们不难看到首长来派人接爱人回家度周末的警卫员早已守候在学校、机关的门口。甚至连孩子们都知道：街上奔跑的那辆由海外华侨捐给八路军前方将士的救护车，是“毛主席的汽车”。至于毛泽东居住的杨家岭、枣园戒备森严，明岗暗哨，非邀不得靠近，这更是公开的秘密。
1942年春，毛泽东派李卓然邀请塞克到其住处谈话，被塞克拒绝，理由是“有拿枪站岗的地方我不去”，直到毛泽东吩咐撤去岗哨，塞克才在邓发的陪同下去见了毛泽东。
王实味和塞克等人，表现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视清高的傲慢”，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严厉批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