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意识流,吃数百死蝇自杀未遂(图)

2017-10-24 16:35 作者: 冯骥才

手机版 正体 0个留言 打印 特大


反右运动瞬间让很多家庭陷入灾难。(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看中国2017年10月24日讯】1966年,41岁,男,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变成一个“〇”——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为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给你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能颠三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别怪我,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逼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说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像那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打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

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爱人大年三十赶到母亲那里,母亲对我的情况原来知道一点的。当她听说我太忙,不能陪母亲过年来了,母亲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着,忽然抱着我爱人,娘俩失声痛哭。从此我便没有再见过母亲。六〇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农场劳动,不准探望。直到母亲故去,才叫我去两天,可母亲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着的母亲,只准看死去的母亲,这大概也算一种刑罚。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冲动,还挺脆弱;现在变了,变得理性、灵活、看得开,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比方前边说的脆弱性,那就是对挫折和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现得特别强烈,所以我几次自杀,并且见于行动了。

我刚给打成右派时,给关在戏校一间储藏室里。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很有权威,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骂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房子脏,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我不愿意她知道,因为这事情实在有点悲惨。

还有一次晚上十点钟,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认我心里边都想过哪些“反动言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反动言论”,不是说的,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单没说过,也没想过呀。搞艺术的想的不就是艺术吗?他们这一手真够毒,弄不到言论,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论一样了。B作家还吓唬我说,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进公安局。我一听,非常害怕,并觉得被抓起来会更受屈辱,便决心自杀。

转天我买一瓶白酒,去S公园后边的运河边,那里很荒凉。我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晕晕乎乎,一头扎进河里,一了百了。于是在河边把一瓶酒全倒进肚子里。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阎王爷仍旧拒绝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无醉意,反倒更加清醒,使劲摆脑袋,愈摆愈明白。这时候看到不远地方有两三个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杀不成,反落个“畏罪自杀”,“罪加一等”,便放弃自杀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从这次自杀未遂,我这人发生了变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门,就见B作家带一帮人正等着我。见我就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去了?嘴里哪来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儿?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冲他叫道:“我没有反动言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叫,吓了B作家一跳,也吓了我爱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也许是酒精的放纵作用,也许是因为我刚刚从死亡那里返回来,人变了。

在GG农场,有个NK大学的化学系学生,是个矮小文弱的女学生。她也是被划为右派的。平时几乎不说话,在农场的实验室里负责化验。一天吃了氰化钾,一下就完了。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自杀,遗书也没留下。农场对待这种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开”了结。但这女学生的难友悄悄告诉我,她最近私下里总说一句话:“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体指什么,无人得知。我却明白,她和我过去一样,太脆弱,太自尊;她还不知道,在这种苦难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变成一个“〇”,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个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实说,我能承受这种贱民生活,又是为了我的爱人。她大我六岁,我俩没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组织培养对象。在我划成右派后,人家劝她弃我另嫁。但她理也没理,多少年来只靠着她那几十块钱养育我父母,贴补我,一切怨言怨语全部没有。每隔一周,是GG农场允许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为我准备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拂晓时搭车,十点钟到达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达GG农场。只为了撑死了总共二十分钟的见面。见面在一间很大的筒形的房子里,中间隔一排长长的矮桌,一边是探望者,一边是我们。见了面,说不了几句话,她便把我的破的脏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赶班车,夜里回到家。逢到刮风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着这可怜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为你活着!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也很充实。

求知欲是知识分子的本能。我从小的习惯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看看自己,各个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时发现今日一无所得,便惶然翻身起来找本书看,若有收获,倒下再睡。

但到了农场后,不行了。这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钱、诉苦、甚至讲故事。一般犯人不会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却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换了一种方式,天天晚上,闭上眼,把当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为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代替书本上知识,把这些视为变相的财富收获。当然这祥做有时也会感到空茫。一次,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它使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编排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我平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辞典》后边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家伙,简直一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倘若不是被关起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说,朋友都大笑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曾经背诵得精熟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找档案,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当然,我会告诉你的。哎,我这样东一句西一句,你是否能听明白?

别看我没有档案,无法安排工作和生活;可是文革一来,“十种人学习班”不要档案,马上把我弄进去。学习班并没有学习,而是天天受批判,挨斗,挨骂,挨打。

不过我的情况有点例外,一是他们认为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没有多少油水了,只是在斗资本家和现行反革命时,叫我站在一旁“陪斗”。二是我反右以来这些年当贱民的经历,已经使我对付这些事非常有经验了。我装得极其老实,绝不刺激他们斗争的兴趣,这就得掌握住火候,不能太殷勤、太积极、太主动,也不能太淡漠、太被动、太不以为然;既要摆出一种“有压力”的样子,又不能叫人“破鼓乱人捶”,这分寸把握得比演戏还难。那些年在GG农场练出来的本事,在这儿全用上了。我像个熟练的大厨师,把自己放在锅里炒,不能“生”也不能“糊”。我还有两个优势,一是我有文化,会写毛笔字,凡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大小标语都由我来写;二是我有辆破自行车,可以供红卫兵们随便使用,骑坏了,我修好,他们再骑。你别笑,那时候只要叫我干事,我就感恩不尽了,可有个巴结他们的机会了。

在学习班中打人非常凶,红卫兵很情绪化,高兴打谁就打谁。大概唯独我没挨过打。我真得感激在GG农场那段贱民的生活!这叫“在苦难中学习对付苦难的本领”,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在战争中学习战争”。

最近我在报上看到,有一位年轻人责问我们这些右派:“你们当时为什么不站出来反抗他们?”我真想对他说,如果现在把你放在老虎笼子里,你恐怕是第一个尿裤的吧!

不去谴责专制者,反而去谴责受难者,这真叫人有点担忧。前两年我不再担心中国再有发生文革的可能,现在不了。样板戏又唱起来了,毛主席又被尊为神了,《金光大道》的作者也要“讨个公道”了……当历史的曲直不分,就有返回来重演一遍的可能。不然,你写这本书干什么?

整个文革期间,我就像个玩具。人家来了兴趣时,也就是搞运动时,拿我耍一耍;玩腻了就丢一边,没人理,也没人管。

六九年,闹着针对苏联的备战,大疏散。街道盾委会要把我遣送到安徽老家,实际上是看上我家的房子了,他们想要,想分。但我们一家已经在上两辈就离开安徽,老家没根回不去。他们就想个办法,以“干部下放”为借口把我老婆下放到西郊区Z村,我算家属随迁。

我有在GG农场干活的底子,干活不吃力;农村搞运动也比较松,我反而惬意多了。常常躺在农场炕上看看闲书,门外有鸡啼猪哼,窗前有鸟叫蝉鸣,虽是粗茶淡饭,更有菜清蔬香,此处岂非桃花源?我不亦陶渊明乎?居然过上一小段田园的生活呢!若能如此,一生也罢。

你说,这真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境界吗?

七三年,又闹着下放干部返城,举家回迁,我因为是“极右”的右派,报户口又好费了一番周折;报上户口,因为没有档案,仍是无业游民。生活依靠爱人,唉,算个什么男人呀,不残不废半辈子靠老婆活着。那些年又折腾得家里一贫如洗。本来家里也是物少书多。六八年十三大柜子的古书被红卫兵抄走,堆在学校地下室里。这些书都是父亲的宝贝,珍本善本自不必说,名贵碑帖不胜枚举。地下室很潮,书多霉烂;而且地下室紧挨着厕所,古书纸软,学生们上厕所就进来撕一叠当手纸用。书全毁了!什么“有辱斯文”?要是有斯文哪来的文革。斯文是什么?是五千年文明吗?你怎么不想想,一个五千年文明的国家,为什么下了文革这么一个野蛮又荒唐的蛋来?

文革结束前的日子最难熬,那感觉真像文革没完没了要进行下去一样,不是说黎明前的黑暗是最黑最长的么?

当时邓小平复出,政协开始恢复了一点文史方面的工作。政协知道我的情况,就叫我去帮忙,查资料,抄抄写写,跑跑腿,送个信儿,一个月给二十块钱,总算做点有报酬的事了,心里美滋滋。一天,骑车给人送信,看到新华书店的牌子,忽然想到了一九四九年上海三联书店招人,三四千人报考,我考了第一名。而且因为工作优秀被调到北京三联的总店;后来搞三反五反时,燕京大学的老教师都被反掉了,我被三联书店推荐去燕京大学教书。那时只有二十六岁呀!谁年轻时不是踌躇满志,胸怀远大。但后来有的才浅力薄,停住了;有的自甘堕落,放弃了;可是我……我不正是兴冲冲干着自己的事业么,到底为什么被打翻下来?虽说反右是灾难,但别人或是好提意见,祸从口出;或是积极参与,搬石头砸自己的脚,自讨苦吃;可是我……我根本没有沾一点边呀,一张大字报没贴,一句批评的话没说,究竟是谁一把揪住我,把我扔进井里,又丢下一块石头,再盖上盖儿,把我搞得这么惨,也把我爱人搞得这么惨,我却一直给蒙在鼓里。想着想着,我再骑不动车了,把车靠在道边,坐下来,捂着脸呜呜哭了。

你是明白人,我现在要问你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想了许久,我想这可能是我悲剧的根由,但我怕自己太主观,任凭自己的想象,弄不好冤枉人家,所以一直闷在肚子里。今天请你替我分析分析、替我判定一下可以吧,我说得简单明白些——

当年我们戏校校长是甲,兼任文化局党组成员,文化局长是A作家,兼任文化局党组副书记,他俩有矛盾。甲校长有才气,说话尖锐苛刻,A作家怵甲校长,更担心这个强有力的对手与他争权,便借着反右一下把甲校长置于死地。为了加大打击力度,就把他和我以及另一位副校长硬捏成一个反党集团。我一点右派言论也没有,又整不出什么东西来,便把我在艺术方面的意见当做反党材料,而且为了彻底打垮甲校长,叫他永不得翻身,才对我落井投石,增加一个“极右”的罪名……你别只看着我,我这分析对不对?你说呀,要不你点点头或摇摇头也行……唉!其实你点头或摇头能管什么用,事情又不能更改,二十二年的辛酸苦辣全过去了,今年我都过七十岁了……

有时我希望把一切弄个水落石出,死也死个明明白白,只要知道自己被谁下的这一刀就行了;可有时,我又非常害怕真相大白,如果真是像我猜想的这佯,我不成为人家权力斗争一个可怜的牺牲品吗?人只有一辈子,我这辈子岂不是人家打架时随手抛在臭水坑里的一个石子儿?凭什么我这么惨?想到这里,我真想再一次自杀!

一九七九年,唉,我怎么又提到七九年了?完全说乱了。

那时我正忙着为自己落实政策的事,在路上正巧碰到A作家,别看A作家在反右时不可一世,到了文革也是家破人亡。患病生残,正拄着拐杖在路边晒太阳。他见了我,抬手招呼我。我停下自行车过去。我们已经十多年没见了。他全无当年的神采,已然是一个衰弱无助的老年人。

他问我:“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我说我正在办落实政策。

他问我需不需要帮助。

我摇摇头,心想他现在也是需要帮助的吧。

他沉吟一下,忽然非常诚恳地对我说:“我对不起你。”

我又摇摇头说:“这都是过去的事,您也别记着了。”我告别要走。

他又叫住我,更诚恳他说:“我非常非常地对不起你。”

这叫我说什么呢?

前不久,B作家也托人带信给我,说他不好意思见我,但他要对我说声:“对不起!”带信的人说,B作家还强调他是十分郑重的。

说实话,当我听到这诚恳的、发自心底的道歉时,我心头一热,真有点感动。搞艺术的人嘛!总是这样爱感动和让感动所蒙蔽,可是等我静下来,看着我那年近八十、饱经磨难、早已熬白了头发的爱人,就忽然想气冲冲地对他们说:

“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就能了结我们这二十二年吗?”

换句话说:“我们这二十二年的苦难,难道就是为了你们这一句‘对不起’吗?”

上帝从来没说忏悔可以洗清罪过。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欢迎给您喜欢的作者捐助。您的爱心鼓励就是对我们媒体的耕耘。 打赏

看完这篇文章您觉得

评论



看中国版权所有 Copyright © 2001 - Kanzhongguo.com All Rights Reserved.

x
我们和我们的合作伙伴在我们的网站上使用Cookie等技术来个性化内容和广告,提供社交媒体功能并分析我们的流量。 点击下方同意在网络上使用此技术。您要使用我们网站服务就需要接受此条款。 详细隐私条款. 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