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日本而不是德国使美国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奇耻大辱，蒋介石和全中国都期望美国在对付欧洲的轴心国前，先向日本人复仇，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网络图片）
在那些关键年代里，有四个美国人支配着中美关系的局势，他们是史迪威将军、赫尔利大使、马歇尔将军和魏德迈将军。他们性格各异，观点也是背道而驰的。史迪威是第一个引人注的人。他1942年初到达重庆，担任美军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并按照相互协议兼任委员长的总参谋长。史迪威被选来担任这一工作，对他和中国来说都是不幸的。
在他担任这一要职以前很久，我就认识他。我们第一次谋面时，他还只是美国的驻华武官。在本质上，他主要是个军人而不是外交官，他对生活的整个看法都带有军事色彩。那时美国的整体军事战略与他使命的失败有很大关系，如果美国那时专心致力于先打败日本而不是先打败德国的政策，如果先将其人员和装备急运至中国和太平洋，而不是运到英国和欧洲，那么“醋乔”（VinegarJoe）史迪威——不管他有什么缺点，完全可能成为领导中美联合部队在中国战区早日战胜日本的人。尽管他同蒋介石可能有分歧，但一切都会在军事胜利的过程中消除，两人中无人会采取这样一种引人注目的暴怒方式，在这最关键的时刻造成两国间的严重紧张，而且此后也在两国关系上留下长长的阴影。
总之，如果美国想“先亚后欧”，就需要一个史迪威般的军人，那他就可能是最好的人选。但既然美国想“先欧后亚”，那就需要一个外交官来抚平中国的感情，并以身作则来敦促中国耐心等候。但美国却派来了史迪威，而他绝不具有外交官的素质。
有一件事中国和蒋介石曾对史迪威寄予厚望，但他却令人失望了。当美国参战时，应当记住中国已经打了四年漫长、艰苦的战争。由于打而未碎，败而未毁，中国早已将得救的希望寄讬在美国方面可能的参战上。况且，是日本而不是德国使美国蒙受了珍珠港事件的奇耻大辱，蒋介石和全中国都期望美国在对付欧洲的轴心国前，先向日本人复仇，这种想法是很自然的。
因此，史迪威的任命和到达重庆，象征着能给疲惫的中国人民带来无限的希望，但他们和蒋介石的幻想很快就可悲地破灭了。中国人并不太在乎自己的新盟友在与日本人的交战初期遭受的挫折，这些与其说减少了自己的期待，不如说提高了对自己重要性的认识。面对日本的进攻，美国没能守住菲律宾，英国和荷兰也没能守住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尼，由此盟国尤其赞赏中国的努力和牺牲，在过去整整四年中他们在中国大陆上使敌人陷入了困境。中国愈是体会到自己的价值，援助与救济就会来得愈多愈快，而史迪威将是那些援助与救济的先驱。
但你瞧！史迪威到后不久，缅甸丢了，中国与盟国最后的陆路交通线也断绝了。对中国人民不可思议的是，尽管面临如此惊人的灾难，美国仍将其注意力放在欧洲，而不认真努力地救援中国。尽管美国最后制定了一个收复缅甸的计划，但一再推迟执行，因为原来为此目的而分配的人员和物资，未经中国同意就转运到被认为是更迫切的其他战区去了。有“飞虎”名声的陈纳德将军（Gen.Claire L.Chenault）甚至主张在中国的战争可以而且应该主要从空中进行。
中国请求的援助来得不是太少就是太晚，于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蒋介石的情感渐渐经历了几个变化，从失望到沮丧，从沮丧到不满。怪谁呢？史迪威是逃不了责任的。如果美国没有恰当而充分地援助中国，那就是因为史迪威没有为中国的事业尽力、起劲地作出呼吁。
也有一件事是史迪威曾寄希望于蒋介石的，他说蒋介石令他失望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军人，他带着那种要马上打好一仗的不可抑制的热情来到中国。但他不像是一个有经验的外交官，对自己的官职更多地是从字面理解其含义，而不是琢磨其措辞。根据协议的条款，他的职责是“在委员长领导下指挥所有在华美军和那些可能分派给他的中国军队”，和“在中国举行的任何国际军事会议上代表美国，并担任委员长的总参谋长”。
很明显，当蒋介石同意那些条款时，内心是有保留的，但他希望通过史迪威得到足够的美援。条款中的措辞因此十分灵活。可能分派给史迪威的中国部队按蒋介石的意愿可多可少，史迪威也许可以在中国的任何国际军事会议上担任委员长的总参谋长，或真正是所有中国部队的总参谋长，但这取决于美国准备给中国的援助。
如果数量足够而且来得快，史迪威的权力就很可能扩大。反之，若来得既少又迟，委员长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每次都要迁就史迪威的愿望。但史迪威的看法却与之相反，他认为自己当然要比蒋介石预计的权力大，所以当他要求指挥更多的军队而被拒绝时，就感到受到了藐视。而且当他给所属的中国军队下某种命令时，他发现蒋介石早已下了其他命令，他感到非常屈辱。
就这样蒋介石和史迪威不由自主地逐渐进入了直接对抗的状态。蒋介石的立场是他不能冒险用他的部队对敌人进行一次新的进攻，除非他们的装备有了明显的改善。美援延误愈久，他就愈不愿意让任何部队去战斗。史迪威的立场正好相反，他认为中国军队的软弱无能是由于其他原因，而不是缺乏物资。由于意识到自己成了美国援助不力的替罪羊，他反过来指控中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于是早在1942年6月他就写道：“中国政府是在一个无知、武断、顽固的人手里，恐惧和偏袒构成了它的基础结构⋯⋯只有外部影响才能对中国起一点作用——要么是敌人的进攻将其摧毁，要么必须形成一种新思维并立即付诸实施⋯⋯。”
事情的悲剧是，史迪威既是真诚的，其说法也是部分正确的。作为军事武官，他同中国人以随意和普通的方式有过长期的交往，由于精通汉语，他能同普通人交谈，所以可以说他那时比任何其他同等身份的美国高级代表更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他认为自己是个专家，并感到自己对中国政府的罪恶了解得如此彻底，乃至可以对其下判决了。他先是作为军事武官，以后又担任中国部队的实际指挥官，由此对中国军队逐渐有了深刻的了解，他对中国的普通士兵十分钦佩，对军官的无能则十分蔑视。他正确地认为，大多数军官都是蒋介石的门徒，是按其对蒋个人的忠诚而不是按功绩来选拔的，于是便形成了要坚决谴责委员长领导的想法。
到此为止，史迪威都还是在正确的轨道上。他对形势的判断十分正确，如果他有政治敏感的天资，本可等待时机，等待更好的机会，或者他本可以利用自己拥有的美援作为手段，从容而不是太苛刻地促进必要的改革。但他不想这么做，他的急躁变成了自己的祸根。
他没有坚持在自己的知识范围内行事，而是大大超出了实际知道的去冒险行事。他所知道的是蒋介石和他军队的弱点，他不知道的是共产党及其部队的力量。他在政府控制区内生活过，但却没有在共产党控制区内待过一天。他也从没像见过政府军活动那样见过共军是如何活动的，他对中国政府及其军队的了解来自亲身经历，但对中共及其军队的了解则来自共产党的宣传。在他急切要谴责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时，便匆匆得出结论：任何反对蒋介石及其政府的人必定是正确的，而且不可能有错。
当一个指挥官有了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时，就不难在其周围聚集一些具有同样想法的人。瞧瞧我在前面引用过的戴维斯的备忘录，其对共产党的力量有这样太过肯定的叙述——控制着“八十五万平方公里，人口约九千万”。关于共产党的长处，也有这种肯定的阐述：“共产党的政府和军队⋯⋯它们得到这种支持，是因为这个政府和军队真正是属于人民的。”戴维斯先生去过日军战线后方那些共产党所谓的“解放区”吗？他同生活在共产党统治下的人们生活过，同他们谈过话吗？尽管这些陈述多么武断，缺乏充分的依据，但却是那时史迪威喜欢的。
于是从那些不可靠的信息来源，他就得出了更加不可靠的结论：不是共产党要打政府，而是政府要打共产党，所以政府封锁延安周围的军队必须撤走（这是为了应对1939年共产党非法占领绥德），并派到别处去打日本人。他还说，共产党力量强大，而且更乐于打日本人，所以美援应当直接给共产党，并用美国的武器装备起来。既然中国政府这时在表面上已同意了统战原则，那么对上述建议是不能提多少反对意见的。但由于知道共产党的真正意图和实际做法，它就会自然而然地对提出这种建议的人怀有严重的疑心。
难道史迪威真的对共产党的活动视而不见吗？还是他对中国政府怀有不友好的企图呢？蒋介石不得不在头脑里提出这些问题。史迪威愈是催逼那些要求，蒋介石愈是怀疑这位总参谋长的动机。蒋愈是犹豫不决，史就催得愈紧。于是一面是史迪威要求自己当全中国军队的司令，并剥夺蒋的实权，另一面蒋则坚持解除史迪威的职务并永远将他赶走。争论终于达到了最高峰，到1944年9月已没有回旋的余地。美国政府在那种情况下唯一能做的，是将史迪威召回而代之以魏德迈。
虽然暂时平息了不和，但该事件对此后的中美关系有着极其持久的影响。无论是否意识到，它在那些负责制定对华政策的人的头脑里刻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尽管史迪威从中国的舞台上离开了，但他的思维方式却继续萦绕着和模糊着中国未来的前景。
召回史迪威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将国共争端硬生生地展现在美国公众面前。记者们和公众总是对失败者怀有同情，因此比较起来，人们更喜欢史迪威和中共而不是国民党和蒋介石。
再加上国际共产党及其同路人巧妙地进行宣传，由此似乎将中共的名望推上了最高峰。尽管史迪威相信的共产党的力量和长处完全是基于传闻，但现在他所信赖和为之而奋斗的理念却被奉为福音书中的真理。在美国普遍流行着这样一种意见：中共只是一群土地改革者，有原则性、纪律性，热衷于民主，并乐意打日本人，组织得比蒋介石的腐败政府和军队好得多。当对日战争进行时，美国应该为未能充分武装并利用中共军队去打击共同敌人而感到羞愧。战争结束后，也许对中国来说，最好是由共产党来取代国民党政府。无论如何，同进步的中共联合起来迫使国民党政府自由化，对中国和蒋介石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