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练和“格斗孤儿”（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2月5日讯】1
2018年第一天，我在四川凉山M县的一栋农民自建楼里，见到了马海拉古（化名）。
拉古是“凉山格斗孤儿”，2017年最受公众关注的新闻人物之一。去年8月从成都恩波搏击俱乐部遣返回M县的16个未成年孩子里，和他来自同一个乡的就有13个。严格来说，其中绝大部分孩子算不上“孤儿”。只有少数几个像拉古这样，父母都已去世。
14岁的拉古比我想象中瘦小，身形更像一个10岁出头的男孩。他坐在沙发的一角看穿越剧。另外3个小朋友则在房间里频繁地开门、关门、追逐和大叫。
这是拉古亲戚家刚装修好不久的一楼客厅。为了招待元旦这天来的客人，主人已经提前买好了一条30斤左右的小黑猪。拉古也是客人之一。
除非有人问，拉古不主动开口说话。拉古的老家M县，一向以浓郁和独特的四川口音在凉山17个县市闻名。但拉古现在说话已经完全没了本地口音。
在去年8月被政府人员和家长领回来之前，拉古已经有两年时间没有回过老家了。俱乐部里大多数教练和学员都来自四川藏区，跟他们生活久了，来自M县的孩子们都成了甘孜、阿坝地区藏族说汉语的腔调——重音飘忽，老家话里浓郁的土味也全消失了。
除了口音，过去那段生活留下来的印记，还有拉古远比同龄人肿大和变形的拳关节。他的手掌并不大，那排隆起的关节，即使不握拳时，也像山包一样鼓着。
从成都回来后，大多数孩子都被安排进了M县最好的小学。14岁的拉古插进了四年级的某个班。去成都前，他已经在村小读五年级了。已经学过一次的课本，他觉得挺轻松，但成绩只能在班上排中后段。他喜欢数学，考试数学上了80，但语文和英语经常不及格。
他用“那件事”来指代刚刚过去的那个夏天里发生的一切。“是一个乡政府打来的电话，打给爷爷，问我们想不想去成都练武术，全部免费的。过了几天，就过去了，爷爷、奶奶、叔叔、哥哥，家里人都同意了。”
“家里人”不包括爸爸和妈妈。因为艾滋病，拉古的父母分别于13年前和5年前死在了西安铁路医院的病床上和M乡的家里。
拉古成了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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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像拉古这样的孩子成了恩波武术学校，也就是恩波格斗俱乐部寻找的对象。那一年，凉山州民政局的一个工作人员，在一个全州办公群里发布了恩波武术学校的招生讯息。
公告说：“你知道的11-14岁的孤儿或者特殊困难儿童（男性），身体健康，没有任何传染病的，凡是有意到成都恩波武术学校学习的，和我联系。孩子学习初中毕业，同时习武，全部免费。”M县民政局的一个工作人员看到消息后转发给了该县的所有乡镇。2015年，M县先后组织了17人前往。
拉古记得那时候很热，爷爷带着他坐了五六个小时的长途班车。这是他第一次来凉山州的州府西昌。先是被接去医院体检，又被带去一个学校的操场跳远、跳高，跑100米。两天以后，体检结果没问题，体能测试也过了。上车前爷爷拿给他400块钱，让他听老师的话，照顾好自己。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拿到这么多钱。后来爷爷才知道，拉古放在柜子里的钱不久后就被偷了。
拉古留在了郫县这间藏族人开办的武术学校，牛肉是最常见的肉食，而在凉山，猪肉是彝族人最普遍的肉食，刚来的拉古还有些不习惯餐餐都吃牛肉。
在后来爆发的新闻里，“吃肉”成了一个最具动员效果的意象。在梨视频的节目里，拉古的小伙伴说，“这里有肉吃，不打拳只能回老家吃洋芋”。
稍微关注过凉山相关新闻的人，对这种表述应该不陌生了。2014年，深圳一家电子厂被举报涉嫌非法使用数十名来自四川凉山的童工。在被送回老家前，一个孩子就对采访她的记者说过类似的话：“我不想回家，在这有米饭和肉吃，回家只能吃土豆。”在更早的“东莞童工”事件中，也有孩子这么说过。
作为一对对立的意象，搜索“肉”和“土豆”，就可以串联起近15年来凉山和彝族在大众媒体上的媒介形象。像一个地处边缘的火药桶，只要一点火星，有关这个地区的社会新闻头条就会不断被爆出。从“东莞童工”、“艾滋孤儿”、“最悲伤作文”，到新近的“悬崖村”、“格斗孤儿”，西南边陲的火药桶，几乎没有静默的时候。
拉古和“格斗孤儿”群体是最新被讲述和被各方争夺的主角。他们来自外界眼中毒品和艾滋蔓延的大凉山，尽管只有少数人父母双失，但却被全体贴上“孤儿”的标签。再加上综合格斗这个听起来充满血腥和残酷竞技意味的运动，“凉山格斗孤儿”这个只见符号不见细节的概念诞生了。
彝族格斗比赛(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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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乡位于县城东北的山腰上。彝族人喜欢居住在高半山区，这里的温度和植被适合蓄养山羊，种植土豆、玉米、荞麦、燕麦。
一月，村口水泥路边的紫荆泽兰结了白霜。从县城到村里，我一路看到了M县县委树在公路边的大招牌：“同心携手遏制艾滋禁毒防艾刻不容缓”。车开到一块平地，就再上不去了。远远地，看到一个彝族老头披着查尔瓦（羊毛披毡）蹲在黄草丛里抽烟。在冬日的薄雾里，如同一只瑟缩的鹰。“是我爷爷”，拉古走在前面告诉我。
跟着爷俩爬了五六分钟，到家了。土房里没有灯，也没有窗户。火塘的火光是唯一的照明。拉古的奶奶正在火塘边烧水。地上躺着一只已经断气的大公鸡，旁边还有一堆发了芽的皱皮小土豆。这天是元旦假期最后一天，爷爷奶奶打算杀一只鸡给孩子们吃。吃完了，就各自返校。包谷杆依旧是拉古爷爷奶奶冬日最常用的燃料。火塘上煨的大锡锅已经被锅烟灰染黑。拉古奶奶蹲在火边，每隔两分钟，就要把玉米杆抽过来，塞进火塘里。
拉古的爷爷拿起地上还没收拾干净的鸡走到门口有光线的地方。他坐在小板凳上，把鸡放在一张竹撮箕上，他用开水褪掉鸡毛，然后开膛，扯出内脏和肠子。这时，屋外一只母鸡领着一群刚出生没多久的鸡仔走进来。拉古爷爷刚一分神，屋子角落里的那只橘猫就窜出来，叼走鸡肠躲到了柜子下面。老人不甘心，走过去拖出了猫，从猫嘴里抢回了那条鸡肠子。
拉古爷爷有四千多的退休工资。年轻时他是乡里的干部，退休时是正科级。但他的退休工资要养十几个人。
他酷爱喝酒，和很多彝族男人一样，喝了酒会打老婆。但妻子还是跟他过了半个世纪。她常常埋怨丈夫年轻时没有把三个儿子带去他工作的地方看他领工资。拉古奶奶认为自己的三个儿子都不喜欢上学，没有工作，如果能让他们亲眼看到有工作的父亲每个月都领到钱，孩子们或许会上进一点。
两个儿子先后死在遥远的外省城市。她说自己的心，“早就空掉了。我没有在外人面前哭过一次，我狠狠地忍住，就算是他们‘烧掉’的时候，我都没有。”
拉古的爸爸是三兄弟里的老大。老人说，“他不学好，跟人吸毒贩毒，结婚之后还在到处乱跑。”他和妻子生了3个儿子，拉古是最小的那个。
拉古出生后，父亲依旧常年在外面游荡。有人说他在成都，有人说他在江苏。最后，拉古爷爷在西安铁路医院的太平间里看到了他。
“他打电话回来说，病了，没有钱看病，没有钱买火车票回来，我以为他又在骗人，骗我们的钱去买毒品，我就没有相信他。后头医院也打电话来，我还以为跟他一伙的，也是骗钱。后头医院又打来，说你儿子不行了，来人把他领走，我才相信。”
那是2006年冬天，等拉古爷爷和两个亲戚赶到西安铁路医院，才晓得儿子已经死了几天了。他以为儿子至少还有口气。等到太平间门口，爷爷“咚”一声栽倒在地上。
他想把儿子的全尸带回来。但没钱包车。最后在西安殡仪馆火化了。铁路派出所的人说，他的儿子经常在火车站附近游荡，有一天想爬上火车回家，但是脚痛没有如愿。
大儿子死后3年，他的二儿子，也就是拉古的二叔，也死在了外地。他在山东德州一个砖瓦厂打工。连搬了三天三夜的砖，第三天一早，吃完一碗自己下的挂面，就猝死在窑口。
“我的二儿子没有吸毒，他就是太累了，太累了。”老人又把老二的骨灰接回来。那是老大死后3年。像是被命运诅咒的一家人，在那几年，先后办了两场没有遗体、只有骨灰的丧礼。
父亲死时，拉古还是婴儿。父亲的衣服和骨灰被放在9根木头组成的尸架上。8年后，躺在尸架上的，成了母亲。不同的是，她的遗体身下是7根木头。
她被丈夫传染了艾滋病。在最后的时间，住在县城的亲戚有时还会看到这个已经瘦成杆子的女人，在工地上做小工赚钱。年轻时，她是一个健壮清秀的女人，她不愿意嫁给拉古的父亲，但她的父母一定要她嫁过去。
丈夫先她去世后，她没有改嫁，一直挨到去世。拉古二叔的老婆，也没有改嫁，现在一个人在外地打工。在任何一个地界，女人都是苦的。
去世前几年，拉古三兄弟和母亲都去县里防疫站做了血液检查，母亲HIV阳性，但孩子们都幸运地没有感染。母亲去世后，爷爷说拉古常常一个人跑到山上或者躲起来哭。“他从小就话少。后来更是不怎么说话了。问一句才说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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爷爷或许不相信，在俱乐部的拉古，话比以前多了。这是一个和之前的生长环境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干爹”恩波和教练都叫他们“小孩”，“训练好，成绩好，干爹就高兴，买一套一套的耐克回来发给我们。表现不好，会打人。”
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8点开始训练拳击，摔跤。12点吃饭，下午4点练到6点。拉古只哭过一次，那是第一次跑30圈400米。跑了12圈，跑不动了，想到以后每个周三上午都要来这么一回，他觉得自己肯定坚持不下去。
中间陆续有五六个小伙伴因为吃不了苦，选择了回家。拉古觉得比起他们，自己“还不错”。那两年时间，只能家里来人看他，所有学员不能回家。只有彝族年的时候，他会想家。“大哥哥们”会把电话借给他打。
其它时间里，拉古感到一种以前没有过的轻松。周末休息，“教练会带我们去成都耍，记不清多少次了。第一次去的是欢乐谷，坐过山车，后来又去了几次，海盗船我害怕，不敢坐。还有看电影，经常去，印象比较深的是《变形金刚5》和《铁道飞虎》。基本上每个星期六晚上，都会带我们去看电影。”
在那里，这个年幼生命里一直在目睹死亡和告别的孩子，找到了一点人生的方向。他崇拜俱乐部的大哥哥苏木达尔基。这个藏族选手是这里成年组成绩最好的，他曾经在某个比赛中拿到金腰带，也在去年被邀请前往美国参加UFC训练营。
他是离孩子们最近的传说。他们知道他也生在贫困的家庭，从小习武，并靠拳头改变了自己的名运。除他之外，拉古还有一个偶像，叫“嘴炮”。
拉古常常在俱乐部的电脑上观看这个真名为麦格雷戈的综合格斗选手的比赛视频和个人经历：UFC历史上第一位登上福布斯运动员财富榜的男选手。大金表。劳斯莱斯车队。夜店撒钱。在成堆的美金面前自拍。“你想拥有一切，就必须为之奋斗。”只有在提到“嘴炮”的时候，拉古能够整段整段地讲话。
当外界认为格斗这项运动不应该和未成年人联系在一起时，人们可能在做一些道德判断，忽略了细微的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在婚礼、节日等公共社交场合，彝族人常常会举行摔跤比赛，而男童会被鼓励代表家族上场。历史上尚武的诺苏人（彝族人）对同时具有对抗性和危险性的摔跤、搏击、骑马、狩猎等运动并不排斥，认为这是男性气质的重要体现。这或许能够部分解释，为什么在很多本地人看来，送孩子去学习搏击和比赛并不是什么残忍。
“如果没有发生后来的事，我愿意在那里一直学习。从学校离开那天，干爹没有出现。车一直从郫县开到M县，大人小孩都不说话。”拉古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那天上午，他和大哥在纸上按了红手印。没有挣扎。阿杰哭得最厉害，最后是他爷爷把他拖过来强制按的手印。一个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忍不住用彝语质问老人：“孩子不愿意，你为什么强迫他啊，老人家。”旁边一个来自M县的工作人员插话道：“别哭了，回去给你发钱买糖吃。”
拉古说，当时自己就坐在离阿杰不远的地方。他和阿杰都是那一批学员里表现不错的。在唯一参加过的内部比赛里，拉古4场赢了3场，得到了一个金色小奖杯。离开那天，他把奖杯和7套运动服、5双运动鞋，一起打包进箱子里。
阿杰最终去了M县邻县一个可以上文化课的体校。拉古听了家人的话，没有去。现在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过去的事。上体育课的时候，会有男同学让他表演一下，他说“已经忘记怎么打了”或者“我不会”。他不想表演，因为“这样太随便了”，同时也“不想再去想这件事，想起来，去表演，都难受”。
回家之后，他有两三次梦到还在俱乐部训练。“以前虽然累，但是自己喜欢的事。”我告诉他，M县的“领导们”说，只要18岁成年，能够自己做决定了，他们就可以自由选择是否要继续学习拳击。
“到时候你还想去继续学习吗？”我问他。“不想了。”他用很小的声音跟我解释，“越小训练越好。过几年再练，没用了。”
“我自己不想回来，很多人都哭了。”这好像是那天拉古说的最后一句话。说完这句话，他的眼圈迅速红了，他把头埋进右手臂弯里，除了偶尔吸鼻涕的声响，在后来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里，我们都坐着没有说话。
屋外，传来小猪被刀刺进喉咙时的嘶吼，木材被点燃后开始充分燃烧的噼里啪啦声，门口黑狗的狂吠，还有孩童清脆的尖叫和嬉闹声。
凉山(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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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古回来之后，政府送了一台大电视机过来。每个月，拉古有了近700元的孤儿补助。和拉古一样从成都被领回来的十几个孩子，也都获得了每个月不等的补助。他们从俱乐部的学员，成为县城小学的同学。
拉古说他们不再谈论各种格斗比赛。但每周五下午，他们会一起坐公交车到镇上，然后走三四公里回村里。
他们失去父母的原因，绝大多数都与毒品和艾滋病有关。除掉像拉古这样父母双失的，有的父母均因贩毒正在服刑中，有的则是父母中有一方死亡。
爷爷说，当时俱乐部的招生通知下来，整个M县，就是M乡去的小孩子最多。实际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M县并不是凉山毒品、艾滋病问题的高发区。在人们的印象里，昭觉、美姑、布拖等这些位于凉山东部的县城，才是上述问题发源地和重灾区。
有当地人告诉我，或许是因为那几个县最早爆发艾滋病的病人都“死得差不多了”，所以过去大家不太注意的一些地方开始冒头了。
彝族人和成瘾类物质的致命相遇，并非始于1980年后的人口流动和毒品贸易。早在民国时期，西南彝区便已经是地理、文化、武装力量等多种屏障围合形成的独立王国。19世纪末，鸦片在中国广为流行。但1906年清廷开始禁烟，于是商贾们转移到一向独立于王朝管控的大凉山种植罂粟，以避政府查禁。于是凉山成为了当时的鸦片主产区。
在近些年影响颇大的人类学著作《我的凉山兄弟》里，有这样的描述：鸦片是土司和黑彝的糖。
从拉古家所居的山上望下去，是一大片位于群山包围中的平地。拉古的爷爷告诉我，1949年之前，这片广阔的坝子上种满了鸦片。鸦片花开的时候，晕人的甜味，站到山上也闻得到。
他的眼睛里面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从山下，到Z所，到H山，所有的平地都种鸦片。”他指了指远方的几个点告诉我，拉古奶奶的家族里，就有过一位M县有名的鸦片商人。“我记得十几岁的时候，他的马帮也来M乡这里收过鸦片去西昌卖。后来他买了七八十亩地，成了地主。”
历史和当下斑驳光影的对照让人费解，鸦片进入凉山，给拉古祖辈带来过财富，但海洛因则不同，它的到来令凉山不断被边缘化和污名化。
“边区交通阻塞，内地居民则裹足不前，彼此间的消息难于通达，于是边地真相无由得悉。”近八十年前，人类学家林耀华在穿越凉山时所写下的感慨，在今天似乎仍有可回味的地方。
下山前的那个下午，我和拉古，还有几个亲戚，在一片树林下草地上晒太阳。拉古依旧沉默，在结束对话后，他起身扯了一根草，穿过树林坐到了离我们很远的那一头。
他的肩膀在轻微的抖动，我依稀看到一个甩鼻涕的动作，也想起爷爷说的，他喜欢一个人去山上流眼泪的事。
山下是公路和菜畦。拉古也和老人们一样喜欢蹲着，而不是坐在草地上。我记起前几年，政府还搞过一个“新生活运动”，目的之一是希望彝族人能够坐在板凳上吃饭，而不是蹲在地上。
穿过树林和亲戚们的呼噜声，只能看到拉古背后衣服的图案，像一张看不出表情的脸。
回西昌路上，我们先是在进M县城的地界，接受了缉毒警察的第一次身份检查。5个小时后，在下高速进入西昌地界后，再次受到缉毒警的检查。这在一年前还是少见的事。
我最后看到拉古是在M县十字路口。我们在那里放下他。他一个人提着书包回学校了。
我想起下山前，大家一起从那片晒太阳的树林走出来，路过一片野草莓地。野草莓匍匐在地上的圆形叶片已经变成深浅不一的铁锈红。他弯腰用脚拂过这些红色的叶片。我随口问道，“这就是端午节时可以吃的那种泡儿吧？”
“是的，就是长得很像草莓的那种，对吧”。他蹲下身，又用手捏了捏那些有绒毛的叶片。
这应该是我记忆里有关他最轻快的一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