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因为勾结苏联政府参与中国内战，被张作霖处死。（网络图片）
中共编撰的高中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上册135页在介绍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的段落写道：“与此同时，张作霖在北京袭击苏联大使馆，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李大钊被捕后，英勇不屈，慷慨就义。”没有交待事件的具体原因和结果，似乎张作霖在呼应蒋介石。
事件复杂的背景是，列宁夺权后，希望在欧洲搞颠复各国政权的世界革命，失败后转向东方，企图建立由苏联领导的世界共产帝国（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一方面与中华民国建交，另一方面，通过共产国际扶持国共合作“北伐”，推翻北洋政府，同时利诱、扶植冯玉祥从内部对北洋集团进行瓦解。1926年，苏联在冯军的军事顾问利用“大沽口事件”，策划“三一八”学生运动，惨案发生后嫁祸傀儡执政段祺瑞，迫使段祺瑞政府垮台。葬送了辛亥革命所建立的“议会选举政体”，中国从此进入了苏联所期待的政体——党国体制。孙中山“以俄为师”，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就公开宣称：“先由党造出一个国来”，然后“将党放在国上”，“完全以党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录》，《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三一八”后，舆论界批评群众领袖，指责他们应当对惨案“负道义上的责任”。刚刚开过刀的梁启超在医院接受《晨报》采访，痛责段祺瑞后说：“我们痛定思痛，对于一般自居指导青年的领袖们，我们当然也不能完全宽恕”。“我们并不反对民众运动，但也得有相当范围。例如推倒政府的事情，如何可以放在年轻的学生们身上？至少我们不能想象这样的奇迹。”当期的《清华周刊》有两篇文章，批评群众领袖把“学生运动”变成了“运动学生”，让年轻人为自己的政党主张出力、流汗、流血，甚至送命。
1924年，直奉军阀大战爆发。1926年4月，张作霖的奉系部队控制北京，成立安国政府。作为与冯玉祥部队和南方国民党政府的重要联系人，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北方负责人、共产国际的代理人，李大钊当然是被抓捕的重要对象。李大钊带领全家立刻躲到了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内原俄国兵营院内。这次，李大钊实际是把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北京的机关一起搬到了苏联使馆，这在国际法上不很占理。1927年4月6日，京师警察厅派出三百余人，突袭了苏俄使馆，李大钊等人显然在没有预防的情况下遭到逮捕。军警共获取7卡车文件档案，里面有大量苏联政府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各派别的联系证据和指令。（克里斯托弗．安德鲁斯基、奥列格･戈尔季耶夫：《克格勃全史》第121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2月）张作霖指责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一到中国就出钱收买大学生闹事，又加紧豢养冯（玉详）军，从而使国内混乱下去’。……这就超出了‘大使的正常权利和国际公法准则了。”“收买大学生闹事”是指“三一八”运动及其惨案。（［俄］维克托．乌索夫：《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7月）
获得证据后，张作霖取得了杀李大钊的理由：一、在南北战争期间，李参与了军事谍报工作；二、李与苏联政府勾结参与中国内战的证据；三、李和冯玉祥国民军的秘密关系；四、李作为国民党和共产党北方领导人进行的颠复政府活动。李大钊在被捕后，对很多实事也供认不讳，“李大钊供词全份”保存在北京市档案馆中。李大钊等19名国民党和共产党人员悉数执行死刑。李大钊被杀后，张作霖曾将部分在苏联使馆搜查到的文件公开展览，并请中外人士参观。“在中国公布的文件中，有大量记录苏联秘密行动（主要是军事侦查）的卑劣的细节，包括从莫斯科来的一些旨在加剧中国人民和西方国家的冲突而‘不惜采取任何措施，包括抢劫和大屠杀’的指示。文件中还有间谍的名册、要求中共党员给予帮助的指示，还有对秘密运入中国的武器的详细描述。”苏联间谍活动在8个国家被曝光，其中就有中国这一事件。斯大林让中共利用蒋介石：“应该像柠檬一样被榨干，然后给扔掉。”（《克格勃全史》第121页）
本来，蒋介石1923年9月至11月对苏联考察后，就认清了苏俄的真相和对中国的野心（蒋中正：《苏俄在中国》，1956年12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李松林：《曾推崇苏联的蒋介石为何在访苏后改变一生政见？》，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1年1月11日；颜昌海：《考察苏俄后蒋介石为什么坚定反共》），逐渐开始疏远苏俄和中共，因此而被苏俄嫉恨。苏联顾问甚至开始策划干掉蒋介石；此后，1923年11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在参加国民革命运动和国民党改组的决议中指示：“全体同志尽管应该在国民党内竭尽全力为自己争取领导权，但必须通过合情合理的途径，不得暴露自己的意图。”（《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国民党发现，国共合作后，“共产党人虽以个人身份加入，却秘密地以党团的形式在国民党内活动。中共组织严密，党员凝聚力强，人数虽少，但在国民党内部，不论是中央还是基层团体，都占据了重要的地位。……这种情况自然引起了一部分国民党人的疑惧，”（何云庵等：《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蒋介石也无法容忍中共在各地领导工农制造暴乱、“当北伐于1926年胜利到达南京时，共产党竟提出：‘一切权力归农会’和‘红色恐怖’的口号。农会私设公堂，酷刑逼供，烧屋分地，勒索钱财，成批杀人，强奸人家的小姐、儿媳妇；墙壁上到处刷写着‘杀尽土豪劣绅及一切反动派’、‘实施赤色恐怖’。”“不仅国民党人攻击为过激，甚至中共高阶层人士亦多认为过火。当时农会控制了乡村政权，地方官大多数失去权力，实际无法制止农会和工会的种种暴行。他们在乡间任意没收豪绅地主的财物，形同盗匪；并将豪绅地主捆绑，游街示众，滥用私刑，死人无数。此时，国民革命军的将士正在前方浴血作战，农会却在后方抄他们的家、烧他们的房、抢他们的地、没收他们的财产、吃他们的大户，连前线士兵们捎回家的极少量的津贴也被强行抢去。”（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红军第一叛将——龚楚生平传略》，［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5月）加上张作霖将苏联资助和操控国共两党的阴谋曝光，舆论哗然，一片反苏声浪，为了表示与苏联划清界线，阻止美、英支持北洋政府反对北伐；于是，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武力清党。汪精卫由于对共产国际认识模糊，与蒋介石产生分歧，在武汉另立政府。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印度人）为了取得汪精卫的支持，在没向中共中央传达之前，居然把6月1日斯大林发来的“五月指示”密电副本给汪精卫看了，主要内容如下：一、指示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发动工人罢工和农民运动制造混乱。二、动员二万名中国共产党党员，加上两湖五万革命工农，建立自己的军队。三、鉴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不团结，共产党员要尽可能多地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去，以共产党取代国民党。四、成立革命法庭，惩办国民党右派军官。然而，罗易忽视了汪精卫是国民党党员，汪精卫如从恶梦中惊醒，于是发动了“七一五”政变，公开反共、清共。
中共编撰的高中教科书《中国近代现代史》下册第2页写道：“日本侵略者见张作霖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侵略要求，阴谋在东北扶植新的代理人，就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真相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就企图分裂整个东北，他们很快在哈尔滨市秘密建立了苏维埃，阴谋建立“满洲苏维埃加盟共和国”。张作霖查抄苏联大使馆后，自然和张作霖成了死对头。1926年秋季，苏联特工策划暗杀张作霖失败，苏联政治局要求策划更机密的暗杀活动。于是1928年6月4日制造了皇姑屯事件，谋杀张作霖，嫁祸日本。并在其后制造“田中奏折”的假情报，挑起中国民间反日高潮。没料到的结果是张学良没有马上导向苏联，而是易帜加入国民党。抗战后，苏联通过被收买的前日本首相冈田启介，指使其弟子、日本关东军上校参谋河本大作，伪造《我炸死了张作霖》的供词，致使由于没有佐证，东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没有对“皇姑屯爆炸案”做专门立案审理。（《20世纪20年代苏联情报机关在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