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广州的非洲人 他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组图)



在广州生活和做生意的非洲人(图片来源:微博图片)

【看中国2018年5月23日讯】近日,《好奇心日报》发表的一篇介绍非洲人在广州如何生活和做生意的文章,引发不少网友围观。

文章介绍说,在距离广州火车站3公里的小北地区,土耳其餐厅、穆斯林食品超市和酒店门外多是非洲和中东面孔。这里是全亚洲最大的非洲人聚集区。“巧克力城”的别名据说最早来自广州的出租车司机。

白云山脚下,一个叫做“登峰”的城中村是许多非洲人做生意的第一站,他们租下“握手楼”里10平方米大小的“㓥房”,放下行李就一头扎进几百米外的写字楼。

小北附近有数个这样的写字楼,底层是密密麻麻的格子铺,每一间都做着批发生意,从假发、女士皮包、足球服、桌布到电风扇、卫星电视……这是一些零基础的新手商人们的“课堂”,中国的店主们熟悉地按着计算器,双方都讲着最简单的英文“this money,and this money”。许多人在这里下了自己的第一个订单,收货地址是非洲。

写字楼里还有早几年进驻广州的同乡,他们租下了或大或小的办公室,开起了贸易公司或是物流代理。新人们在这里找寻经验,也迅速搭建着自己的人脉,哪里可以找到款式齐全的女士皮鞋,谁可以提供靠谱的供货商,哪个同乡值得信赖可以作自己的中间人。或是求得一份“防骗指南”——当中国商品漂洋过海到达非洲时,假货和残次品也堆满了那里的垃圾场。许多人会提醒新人,盯紧每一个流程,不要等货物到了非洲才开箱验货,那时候发现货不对版,哭就太晚了。

还有一些候鸟型的商人,在本国有正职,每年抽出一两个月的时间来广州“跑单帮”。他们的订单并不大,无非桌布和饰品之类的小件。在广州,大订单每次运回数个集装箱,十几个小订单也可以迅速攒出一整个集装箱的货。


在广州生活和做生意的非洲人(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5年前,当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教授麦高登(Gordon Mathews)抵达时,这条街还有夜市。临近的人行天桥上,潮汕来的街头摄影师专门为人们拍摄“游客照”,取景地不是广州地标“小蛮腰”,而是小北的高架桥和写字楼,商人们可以寄回老家告诉亲戚,这里是广州,他们就在这片区域生活。

从小北的地道开始,夜市一路蔓延,新疆人的烧烤摊热火朝天,湖北湖南人的“走鬼”摊位上,衬衫15元一件。“这些商人们带来了全球化,尽管这种‘全球化’和人们熟悉的iPhone或是大众汽车的全球生产相去甚远”,麦高登称,不同于那些有着雄厚财力和大量员工的跨国公司,这是一种“低端全球化”(low-end globalization)——只需要少量资金,甚至只需要一个人就可以完成。

“低端全球化”的核心是一群“倒爷”,他们来自中东、非洲、南亚的发展中国家,把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一切廉价商品运回本国。“非洲倒爷”成了麦高登和他的学生林丹、杨玚的观察对象,他们用了几年时间辗转广州各处,采访了数百位非洲商人,想弄清楚他们如何做生意,如何生活……

盗版、山寨——低端全球化的畅销品

很多非洲倒爷靠着假的Nike和Adidas赚到了人生第一桶金。十多年过去,这些顶着知名logo的盗版(copy)仍是非洲市场上最畅销的产品。对于山寨品(knock-offs),它们抄袭了一些知名商品的设计,稍做更改,换上不同的商标,Qlay、Nobla、Applies,或者干脆没有商标。“没有人会没收山寨品,除非某个山寨品的制造商被它抄袭的品牌起诉。”

麦高登曾跟着一些商人回到非洲,许多非洲国家的首都都有出售正品iPhone和Samsung的商店,“这些店铺的样子、产品陈列看起来和纽约、巴黎、首尔并无不同,当然,同样的还有价格,大部分人负担不起”。这些正品商店的不远处常常就有售卖山寨品的地方。

中国摄影师李东曾在小北的一间“㓥房”里住了8个月,他认识了一些非洲朋友,得以进入他们的生活空间。对许多商人而言,住所、社交地、谈生意的地方都可以浓缩在一个几平米的房间内。

在高端全球化里,合同是通行准则,有强大的律师负责法务,合同从草拟到签署有着严格标准。一个曾在英国住过数年的西非商人向麦高登抱怨,在中国,合同像是厕纸,他还抱怨了这里不像西方国家,草坪只让看不让踩。

索马里商人Ali在他的办公室里向我展示了一张“委托书”,一个同乡拜托他将两万人民币的尾款分别支付给了厂家、物流和中间人,白纸上,除了手写的几个姓名和数字,没有任何其他信息。Ali用手机拍下发给了远在索马里的委托人,“这就是我们的交易方式,‘合同’也大多如此。”

相比合同,人们更注重的是个人的声誉,没人记得住写字楼里那些名目繁多的商贸公司或是船运代理,你要记住的只有人。一个尼日利亚物流商向麦高登解释声誉的重要,“如果我欺骗了谁,他们不会去法院,回到家乡,他们会告诉我的父亲和兄弟,会对每一个认识的人说,你知道那个在中国的尼日利亚人吗?他是个骗子,永远不要和他做生意!”

2014年,麦高登的电脑在小北的地道里被偷走,内有几周的采访录音和未整理的资料。他询问地道里一个维吾尔族商贩,表示愿意支付2000人民币赎回电脑。最初商贩不同意,后来应允,找来八个同族人。

“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但能听得懂他们话里不时出现的英文单词‘computer’。”一个小时后,他们找到了小偷,取回了电脑。“这是我从田野里得出的经验。如果当时我找的是警察,或许我的电脑连同里面的资料就永远消失了,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想而已。”

“一经售出概不负责”

几乎每一个非洲倒爷都曾在广州受骗过。早年,不少中国商人都认为这是“一锤子买卖”,他们的余生不再会遇到同一个非洲人。一些人告诉麦高登:“我们信神,中国人只信钱”(We believe in God,Chinese only believe in gold)。

很快有人发现非洲人习惯了比较大的议价空间。麦高登说,面对一个开价800元的手机,非洲人会砍价到200。相信“一分钱一分货”的中国人为了做成生意,会满口答应下来,签了订单,再在质量上做手脚……

另外,随着这座世界工厂里的人力成本不断上升,“中国制造”的价格越来越高,一些非洲人告诉麦高登,他们正准备逃离这座“巧克力城”,下一站或许是胡志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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