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6)：输出革命（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8年6月3日讯】第四章输出革命
共产邪教在全球的传播依赖的是暴力和谎言。当一个大国在向小国输出这种邪教意识形态的时候，暴力是最快捷有效的方法。自由社会如果不能够认清共产主义的邪教特征，就会对其凭借暴力或谎言（如所谓的“大外宣计划”、“孔子学院”等形式）输出邪恶意识形态掉以轻心。本章所关注的就是共产邪教在亚洲、非洲、南美和东欧的扩张和渗透。共产主义对西欧和北美的渗透手法更加复杂，将在下一章专门论述。
1.向亚洲输出革命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实际上就是苏联“输出革命”的结果。1919年，苏联成立了“第三国际”，企图向全世界输出革命，让整个国际社会完全赤化。该计划很快付诸实施，1920年4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5月在上海建立联络处，准备组建“中国共产党”。在其后的三十多年中，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都只是苏共的附庸。毛泽东那时每个月拿苏俄160到170银元的经费当工资，[1]而当时上海一个普通工人的月薪也不过20元左右。
中共的夺权过程还跟共产党对美国的渗透有关，这是杜鲁门放弃对蒋介石支持的原因之一，将中国拱手让给了苏联支持的中共。杜鲁门还做出了在二战后撤出亚洲的决定。1948年，美国即从韩国撤军，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在亚洲奉行不介入政策，对蒋介石的台湾不提供军事援助，如果台湾与中共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一周后，美国国务卿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重申了这一政策，声称如果在朝鲜半岛发生战争，美国将置身事外。[2]虽然美国后来因为朝鲜入侵韩国导致联合国出兵，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美国的亚洲政策，但是美国在此之前的对亚洲不介入政策，的确为共产党在亚洲的扩张创造了条件。
中共“输出革命”可谓不计血本。除了训练各国游击队、提供武器、派出作战人员颠覆各国合法政府之外，还提供大量金钱支持。在文革疯狂时期的1973年，中共“对外援助”达到了创纪录的占国家财政支出的7%。据中共外交部的解密档案记载：“1960年，除了运往几内亚的1万吨大米，还有15,000吨小麦运往阿尔巴尼亚。从1950年到1964年底，我国对外援助金额达人民币108亿元。这些援助金额中，又以1960年～1964年我国最困难[注：即“大饥荒”期间]的时候用得最多。”[3]其中1958年到1962年的导致数千万人饿死的大饥荒期间，“对外援助”款额竟达23亿6000万元。[4]这些钱如果用于购买粮食，足以救活所有的被饿死的3000万百姓。因此，这些冤魂不仅是在为中共“大跃进”付出代价，也是中共“输出革命”毁灭世界的牺牲品。
1）朝鲜战争
共产邪灵为毁灭全人类而力图占领世界，因此它也会利用人对权位名利的欲望，诱惑人向世界推广它的邪教意识形态。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胡志明等，都是在这种野心的指使下行事的。
毛泽东在1949年拜见斯大林时，以比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更屈辱的条件，准备牺牲百万军人和上千万劳工的生命为代价帮助斯大林在欧洲建立霸权，以此换取苏联支持他控制朝鲜。[5]1950年6月25日，朝鲜发动了预谋已久的侵略韩国的战争，三天内攻陷了汉城（首尔），一个半月后几乎占领了整个朝鲜半岛。
早在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3月，毛泽东就在东北布置重兵，随时准备入朝参战。整个战争过程我们略过不提，由于杜鲁门的绥靖，导致战争久拖不决。中共以“志愿军”的名义参战，还有一个险恶用心，就是把国民党在内战时投降的百万士兵送到前线当炮灰。[6]到战争结束时，中方伤亡也达百万之多。
朝鲜战争的结果是南北分裂，而朝鲜在苏共和中共争夺控制权的时候两边通吃。例如1966年，金日成访华，得知北京在修建地铁时，就要求中共在平壤也无偿建一条。毛泽东立即决定优先且无偿为朝鲜建地铁，将北京在建的地铁停工，将一切设备和人员，包括铁道兵两个师、数万人及大批技术人员送到平壤。朝鲜不出一分钱、一个人，还要求中共要考虑战备防空，结果平壤地铁成了世界上最深的地铁系统，最深处达地下150米，平均深度90米。之后，金日成又翻脸不认账，说是朝鲜人自己设计、施工并完成了这项工程。同时，金日成还越过中共，有事直接向苏联汇报，或要钱要物，并清洗了所有中共在朝鲜战争时留下的企图建立亲北京政府的人士，杀的杀、关的关。中共赔了夫人又折兵。[7]
等到苏共垮台之后，中共对朝鲜的援助也大不如前。朝鲜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就饿殍遍野。2007年，韩国非政府组织“朝鲜逃北者联合会”说，在金氏家族执政的六十年间，至少有350万人因为饥饿和与之相关的疾病死亡。[8]这也是共产邪恶政权在输出革命中欠下的血债。
2）越南战争
越南战争之前，1954年中共支持越共战胜法国，而有《日内瓦协定》及南北越南对峙。其后，法国撤出越南，北越对南越的入侵和美国的介入遂使越南战争升级为二战以后最大的局部战争。美军直接参战时间从1964年持续到1973年。
早在1952年，毛泽东就向越共派出顾问团，其军事顾问团团长就是中共上将韦国清。中共派出的土改顾问团，将越南数以万计的地主、富农关押和处决，引发了北越的饥荒和农民暴动。中共和越共联手镇压这些暴动，并发动了和中共“延安整风”类似的“整训”和“整军”运动。毛泽东为了成为亚洲共产党的领袖，不顾国内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大规模援助越南。[9]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终止了毛泽东的疯狂政策，准备恢复经济，让毛泽东退居二线。而毛泽东不甘心失去权力，于是悍然加入越战，而没有军权的刘少奇面对开动的战争机器，只能放弃恢复经济的部署。
1963年，毛泽东相继派出罗瑞卿和林彪访问越南，刘少奇向胡志明承诺中共将独家承担越战费用，并表示“打起仗来你们可以把中国当成你们的后方”。[10]在中共的全力煽动和支持下，1964年7月，越共在北部湾以鱼雷袭击了美国军舰，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引发了美国正式参战。随后，为了和苏共争夺对越南的控制，中共出钱、出物资、出人。[11]根据陈宪辉在《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中的数据，“毛的援越带给越南深重灾难，造成越南500万平民死亡，遍地废墟、地雷区和崩溃的经济。……中共向越共提供的无偿援助中包括：足够装备陆海空军200多万人的武器弹药和其它军用品；100多个生产企业和修配厂；3亿多米布匹；3万多辆汽车；数百公里铁路；500多万吨粮食；200多万吨汽油；3000公里以上的油管以及几亿美元的现金外汇。物资金钱援越之外，中共秘密派出30多万解放军换上北越的军装轮番进入参加了对南越军、美军作战，为了保密将无数阵亡的中国士兵就地埋在了越南。”
到1978年，中共对越南的总援助达到200亿美元，[12]而中国1965年的GDP不过才704亿人民币（按当时官方汇率大约折合286亿美元）。[13]
1973年，美国在自己国内共产党分子煽动的“反战运动”下妥协，从越南撤军。1975年4月30日，北越占领西贡，南越灭亡。越共在中共的指导下，开始了类似中共夺权后的“镇反”运动，南越大约两百多万人冒死逃亡，[14]成为冷战时期亚洲最大的难民潮。1976年，整个越南落入共产主义的魔掌。
3）红色高棉
越战中越共要求中共大规模援助越南，但这后来也成为中越交恶的导火索之一。中共为了输出革命，以巨额援助为代价要求越南不停地和美国打下去，[15]而越南并不希望长期维持这场战争，从1969年开始就加入了美国为首的四方会谈。这个会谈将中共摒除在外。而到了70年代，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急需在国内树立威望，加上中苏在珍宝岛开战后关系更加恶化，毛又联美制苏，邀请尼克松访华。此时美国也面对国内反对越战的声浪，不愿继续打下去，越南和美国签订了和平协定，越南与中共渐行渐远，向苏联靠近。
毛对越南极为不满，决定利用柬埔寨制约越南。[16]越南和柬埔寨的关系更加不和，最终两国开战。
中共对柬共的扶持从1955年就开始了，让柬共领导人到中国接受培训。杀人魔王波尔布特的柬共最高领导人位置就是1965年由毛泽东任命的。毛向柬共提供金钱和军火。仅在1970年，中国就援助波尔布特3万人的武器装备。[17]等到美国撤出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当地政府根本无力抵抗中共支持的共产党，因此老挝和柬埔寨的政权在1975年都落入共产党手中。
老挝落入越南手中。而柬埔寨则由中共控制，建立红色高棉。为了执行中共要教训越南的政策，红色高棉多次入侵1975年被北越统一的越南南部，屠杀柬越边境居民，试图攻占越南手上的湄公河三角洲。越南此时和中共关系不睦而和苏联交好，在苏联的支持下，越南在1978年12月开始进攻柬埔寨。[18]
红色高棉的波尔布特当权后实行极端恐怖统治，宣布废除货币，下令强制所有城镇居民都到郊区参加集体劳动，并屠杀了所有的知识分子。三年多时间，暴政造成的死亡人数达到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但受到中共领导人张春桥和邓颖超的大力吹捧。等到越南与柬埔寨开战后，不堪忍受的百姓纷纷支持越南军队。仅仅一个月，红色高棉全线崩溃，丢失了首都金边，红色高棉政府只好逃亡山区打游击，到1997年波尔布特被捕，后在公审中被判处终身监禁。
越南对柬埔寨的战争激怒了邓小平，加上其它因素，于是邓小平打着“自卫反击战”的名义在1979年发动了中越战争。
4）其它亚洲国家
中共输出革命，给各国华人带来了一个惨痛的恶果，就是排华事件，至少几十万华人被屠杀，在当地经商和受教育的权利受到限制。
比较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尼。上世纪50到60年代，中共向印尼提供了大量经济援助和军事装备，扶植印尼共产党。印尼共产党当时是印尼第一大党，有300万共产党员，加上一些附属组织，高达2,200万人。他们遍布印尼党政军各个部门，苏加诺总统身边也不乏共产党人。[19]毛当时正在谴责苏联变成了“修正主义”，极力鼓动印共走武装夺权的道路。印共领导人艾地是毛泽东的崇拜者，于是准备发动政变。1965年9月30日，右翼军人苏哈托粉碎了这次政变，最后与中国断交，并处决了大批共产党员。这次清洗还跟周恩来有关，周恩来曾在一次共产国家的国际会议上，向苏联和各国共产党代表保证说：“东南亚有这么多华侨，中国政府有能力通过这些华侨输出共产主义，使东南亚一夜之间改尽颜色。”印尼的大规模排华由此展开。[20]
缅甸排华也与此类似。1967年，文革刚刚爆发不久，中国在缅甸的大使馆和新华社分社在华侨中大力宣传文革，鼓励华侨学生带着毛泽东的像章和《毛主席语录》上学，并和缅甸当局对峙。军政府吴奈温将军下令禁止佩戴毛像和学习毛的著作，并关闭华侨学校。1967年6月26日，首都仰光发生暴力排华事件，几十名华人被殴打致死，几百人被打伤。1967年7月，中共官媒号召：“坚决支持缅甸人民在缅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大造奈温政府的反。”随后，中共向缅甸共产党派出了军事顾问团以及200多现役军人加入缅共军队，又让在中国居住了十七年的大批缅共成员回缅甸开展武装斗争。之后，大批中国红卫兵和中共庇护的缅共武装从云南攻入缅甸，击溃政府军，占领了掸邦的果敢（Kokang）地区，大约有一千多云南知青死在异国他乡的战场上。[21]
文革前后，中共在亚洲地区“输出革命”多以鼓吹暴力为主，并提供人员培训、军火和军费。但中共放弃“输出革命”后，各国共产党基本上风流云散，再也形不成气候。马来西亚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1961年，马来西亚共产党决定放弃武装斗争，准备以合法政党身份参政。邓小平将马共领导人陈平等人召到北京，要求马共坚持武装斗争，因为彼时中共认为以越南战场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即将到来。这样马共的武装斗争又延长了二十年。[22]中共向马共提供资金，让他们从泰国黑道购买军火，并于1969年1月在湖南省益阳市建立“马来亚革命之声广播电台”，用马来语、泰语、英语和一些方言进行广播。[23]文革后，新加坡总理李光耀与邓小平会谈时，要求邓撤除在中国的马共电台和对印尼广播的电台。那时中共国际上四面树敌，十分孤立，加上邓小平刚刚复出也需要国际社会支持，于是邓小平接受了建议，召见马共领袖陈平，限期撤除“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24]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中共还向菲律宾、尼泊尔、印度、斯里兰卡、日本等地输出革命，有的是提供军事训练，有的则是在舆论上的吹捧和支持。一些当年共产党建立的组织后来成为国际公认的恐怖组织，例如日本的“赤军”，该组织臭名昭著的口号是“反帝爱国、革命就是屠杀与破坏”，制造了包括劫机和屠杀乘客等一系列恐怖事件。
2.向非洲与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中共在文革时经常引用的一句马克思的口号是：“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鼓吹世界革命，而前苏联在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力量处于收缩期，不得不提出“三和一少”的主张，也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持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革命。这被中共称为“修正主义”。中共在60年代初，王稼祥也持类似主张，被毛泽东批评为“对帝修反要和气，对世界革命运动援助要少”。因此，毛泽东除了在亚洲输出革命外，还和苏联竞争非洲和拉丁美洲。
林彪在1965年8月发表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长篇文章中，宣称世界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按照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文章将北美和西欧比作城市，而将亚、非、拉比作农村。以此推论，向亚非拉输出革命就成了中共当时的重要工作。
1）在拉丁美洲输出革命
特拉华大学程映红教授在《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一文中提到：
在拉丁美洲，毛派共产党人60年代中期在巴西、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智利、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尔等国都建立了组织，主要成员来自青年和学生。在中国支持下，1967年拉美毛派共产党建立了两个游击队，一个是哥伦比亚人民解放军，其中有一个模仿“红色娘子军”的女兵单位，叫作玛利亚娘子军连；另一个是玻利维亚的毛派游击队。委内瑞拉的一些共产党人也在同一时期展开了一些武装暴力斗争。此外，秘鲁共产党的左派头目古兹曼于1967、1968年左右在北京受训，除了学习使用炸药和使用武器，更重要的是领会毛泽东思想，特别是精神变物质、有了正确的路线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等等典型的文革政治话语。
古兹曼是秘鲁共产党（亦称“光辉道路”）的领导人，该组织被美、加、欧盟和秘鲁政府认定为恐怖组织。
墨西哥和中共建交于1972年，中共任命的第一任墨西哥大使是熊向晖。而熊是中共内战时长期潜伏在胡宗南身边的特务，以他为大使，搜集情报（包括美国情报）和干涉墨西哥政府的用意十分明显。就在熊向晖上任前一周，墨西哥宣布逮捕了一批“在中国受过训练的游击队”。这又是中共输出革命的证据。[25]
古巴是拉美第一个和中共建交的国家。为了拉拢古巴，同时和苏联争夺国际共运的领导权，中共在1960年11月国内已经饿殍遍野的时候，给了到访的切‧格瓦拉6,000万美元的“贷款”，周恩来还告诉格瓦拉，这钱“可以经过谈判不还”。等到卡斯特罗在中苏关系破裂后倒向苏联，中共则通过驻哈瓦那大使馆向古巴干部和平民大量邮寄小册子，煽动颠覆卡斯特罗政权。[26]
2）在非洲输出革命
程映红教授在《向世界输出革命》一文中也概述了中共如何影响非洲国家的独立以及独立后走何种道路：
据西方媒体报导，在60年代中期以前，一些从阿尔及利亚、安哥拉、莫桑比克、几内亚、喀麦隆和刚果来的非洲革命青年在哈尔滨、南京和其它中国城市接受训练。一个叫作“罗得西亚津巴布韦民族联盟”的组织的成员介绍他在上海接受为期一年训练的情况。除了军训，主要是政治学习，如何发动乡村群众和展开以人民战争为目的的游击战。一个阿曼游击队员介绍了他1968年在中国接受训练的情况。他经过组织安排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乘坐巴基斯坦航空公司的飞机到达上海，再转到北京。在参观了中国的一些样板学校和公社之后，他被送进训练营接受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在课程表上，毛泽东著作的课程是最重要的，受训人员必须背诵很多毛语录，有关纪律和如何对待乡村群众的内容听上去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类似。这些非洲人也实地观察了文革中的中国。例如，当他们参观一所学校时，教师提出“对黑帮分子怎么办？”的问题，学生们异口同声地说“杀杀杀”。……在最后结束训练时，每个受训的阿曼人都得到一本阿拉伯语的毛泽东著作。
对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援助是中共60年代在非洲的最大项目。当时中共从上海纺织工业局派出大量专家，援建坦桑尼亚友谊纺织厂。派出的负责人给援建项目注入了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该负责人一到坦桑尼亚就组织造反队伍、在工地上挂五星红旗、竖毛像和毛语录，放中共的文革音乐和毛的语录歌，把工地弄成文革在海外的样板。他还组织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坦桑尼亚工人中广泛活动，散布造反有理的观点。[27]
中共的输出革命引起了坦桑尼亚的不满。后毛泽东决定援建连接坦桑尼亚和赞比亚的坦赞铁路，将东非和中南非洲贯通起来。这条铁路穿越高山、峡谷、湍急的河流和茂密的原始森林，沿线许多地区荒无人烟，野兽成群，有的路基、桥梁和隧道的地基土质为淤泥、流沙，因此施工极为困难，光桥梁就修了320座，隧道22条。中国派出5万劳工，付出了66条生命，耗费近百亿人民币，从1970到1976年耗时六年竣工。但由于坦赞两国经营不善、管理层的大肆贪污，该铁路已经破产。按照可比价格计算，这条铁路的造价，至少相当于现在的几千亿到上万亿人民币。
3.向东欧输出革命
1）阿尔巴尼亚
中共除了向拉美和非洲输出革命外，在欧洲还倾力拉拢共产国家阿尔巴尼亚。早在赫鲁晓夫做秘密报告之后，阿尔巴尼亚在意识形态上支持中共，让毛泽东喜出望外，从此开始了不计血本的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新华社记者王洪起回忆说：“自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当时阿尔巴尼亚的人口只有200多万，相当于每人从中国获得了4,000多元人民币的“援助”，而当时中国自己的人均收入一年也不过200元人民币。这中间还经过了三年“大饥荒”和文革时期的经济崩溃。
在大饥荒期间，中国用当时极为宝贵的外汇，进口了一些粮食。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雷兹‧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刘少奇一声令下，让刚刚从加拿大购买小麦的中国轮船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28]
阿尔巴尼亚对中共的援助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肆意浪费。从中国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被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而且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中国帮助阿尔巴尼亚建立了纺织厂，但阿国没有棉花，中国只好用外汇买进口棉花给他们。有一次阿副总理查尔查尼向当时的中共驻阿尔巴尼亚大使耿飙提出更换化肥厂的主要设备并提出不要中国的机器，而要用意大利的，中国只好用外汇从意大利买来机器安装上。
这种所谓援助，只是助长了对方的懒惰和贪婪。1974年10月，阿国要求中国提供50亿元人民币的贷款，中国当时处于文革后期，经济近乎崩溃，权衡再三还是决定给10亿。阿国大不满意，在国内掀起声讨中国的运动，说什么“绝不会在外来经济压力下低头！”并拒绝提供中国需要的原油和沥青。
2）苏联对东欧革命的镇压
东欧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说完全是由苏联输入的。二战结束以后，根据雅尔塔会议划分的势力范围，东欧被交给了苏联。
1956年，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之后，首先起来反抗的就是波兰。在经过工人抗议、镇压和政府道歉后，波兰选出了对苏联持强硬态度的哥穆尔卡，并顶住了赫鲁晓夫的干涉。
接下来的就是著名的匈牙利事件，发生在1956年的10月。一群学生举行集会，推倒了斯大林的雕像，随后集会吸引了大批民众参加，并和警察发生冲突。交火中，至少上百人被打死。苏联认为可以和新的反对派合作，于是任命卡达尔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纳吉为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纳吉上台后，宣布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即类似北约的军事集团，以苏联为领导），并进一步推动“自由化”。苏联不能容忍匈牙利这种变化，于是将坦克开到布达佩斯街头，纳吉被逮捕和处决。[29]
继“匈牙利事件”之后就是1968年捷克的“布拉格之春”。从赫鲁晓夫秘密报告之后，捷克的管制逐步放松，到1967年春天，相对独立的民间社会在捷克已经成形，其中代表人物就是后来当选为捷克总统的哈维尔。在这个社会氛围下，1968年1月5日，改革派杜布切克接任捷共第一书记，提出加强改革和“有人性的社会主义”的口号。随后杜布切克大规模地平反斯大林时代的冤假错案，释放异见分子，放松新闻管制，鼓励学术自由，允许公民自由出国，放松对宗教的监控等，在党内也实行有限度的民主。
苏联认为这些改革不仅背叛了社会主义原则，还会让其它国家效仿。于是在1968年3月到8月，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与杜布切克举行了五次高峰会谈，企图压服他放弃民主改革。杜布切克拒不同意，于是在1968年8月，苏联的6300辆坦克就开进了捷克！历时八个月的“布拉格之春”被坦克碾碎了。[30]
从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我们可以看到，东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苏联强行移植和用暴力维护的。当苏联放弃这种暴力的时候，东欧的社会主义阵营也就在极短时间内迅速解体了。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柏林墙的倒塌。1989年10月6日，东德各城市正在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和警察发生冲突。此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东柏林访问，他对东德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说“只有抓紧时机进行改革才有出路”。随后，东德取消了前往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的旅行限制。这使大批人可以通过捷克投奔西德，柏林墙已经无法隔断民众的逃亡潮。11月9日，东德被迫放弃了边界管制，数以万计的东德人翻越柏林墙到达西柏林，并捣毁了柏林墙。这座矗立了数十年的铁幕的象征就此消失。[31]
柏林墙倒塌的1989年，是一个动荡的年份。这一年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捷克和东德都实现了自由化，在名义上抛弃了社会主义，这也是苏联放弃干涉它们的结果。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
中共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曾经援助的国家达到110个，意识形态输出是中共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而苏联对中东、南亚、非洲、拉丁美洲的干涉也不只是我们上述列举的那一点。因此本章内容只是举例说明，“暴力移植”是共产邪灵在国际上扩充共产主义的重要手段。它占有的地区和控制的人口越多，毁灭起人类来才越得心应手。
4.冷战终结
冷战的结束让许多人都松了一个口气，认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者持类似主张的暴政终于完结，但这只是魔鬼的一个伎俩而已。美苏的对抗转移了人们对中共的注意，为中共实施更邪恶和隐蔽的共产主义政策赢得了时间。1989年六四屠杀之后，邪恶的江泽民成为中共最高领导人。凭借中共已经锻炼成熟的镇压机器和谎言宣传，继续有系统地毁坏传统文化、建立党文化，以沦丧道德为方法培训出反传统、反道德的“狼崽子”，为其以后大规模迫害法轮功并最后毁灭人类做好充分准备。
在前共产阵营的国家中虽然共党倒台，但是全世界范围内对共产主义的清算、对其所犯罪行的审判从没有进行过。俄国也从来没有清除苏共的影响及废除特务机构克格勃，过去的克格勃首脑却掌管着现在的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理念、思想依然存在，很多被共产邪灵训练成熟的共产分子还在，并渗透到西方以至全球。
对共产主义有着深刻认识的老一代西方反共斗士们随着岁月流逝离开了人世，新一代人认为共产主义已经成为历史，对共产主义的邪恶、杀戮、欺骗伎俩既没有认识，也没有愿望去认识！因此原有的共产主义者仍按照激进的或渐进的共产主义理论行事，做着各种破坏本国意识形态、社会体制，乃至暴力颠覆这些国家政权的活动。
1）“红场”依然猩红
在其它原共产主义阵营国家纷纷要求独立的大潮冲击下，前苏联内政不稳，外交孤立，经济崩溃，民心思变。时任俄罗斯总统的叶利钦下令宣布苏共为非法组织，并限制其在俄罗斯境内的活动。民众喊出心中积蓄已久的去共、反共的时代强音，最终在1991年12月26日由原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停止存在，立国六十九年的苏联从此正式解体。
但深深浸透到俄罗斯人头脑里的共产意识，怎会轻易退出？虽然叶利钦在俄罗斯刚刚成立时，也掀起了一股“去苏联化”运动，当时列宁像被推倒，焚烧了一些苏联书籍，一些曾经在苏联政府工作过的员工被解雇，很多与苏联有关的物品都被砸、被烧。但共产邪灵这个本质的东西却没有触及。当年在二战结束后，全球在去纳粹化方面做得十分彻底。从对纳粹战犯公审、判刑，到对纳粹思想彻底清扫，让世人们看到、听到纳粹两字都感到耻辱。时至今日对漏网的纳粹分子仍不放过，直至将其绳之以法。
但是很遗憾，在共产势力仍很猖獗的俄罗斯，去共不及时、不彻底，势必养虎为患。很快共产势力便组织反扑。1993年10月，数万莫斯科市民在莫斯科的广场集会游行，挥舞苏联国旗，呼唤列宁、斯大林的名字，游行的队伍越来越大。1991年莫斯科人走上街头要求独立和民主，但这次却是共产势力要求恢复苏联体制，其中还有一些军队、警察参与，使得局势更加对抗。在关键时刻安全部门和军队的将领支持了叶利钦，叶利钦派出精锐坦克部队平息了这一危机。但是共产势力仍在并组建了俄罗斯共产党，成为当时俄罗斯第一大党，直到普京的执政党俄罗斯党（United Russia）成为第一大党。
时至最近几年，一些社会调查显示（如莫斯科RBK电视台2015~2016年所做的一系列调查），很多问卷回答者（约60%）依然认为“苏联应该重生”。2017年5月，在俄罗斯有很多人纪念苏俄夺权一百周年。苏联时期成立的苏联共青团（Komsomol）在莫斯科红场集会，在列宁遗体前，举行青年人入团宣誓。俄罗斯共产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Gennady Zyuganov）在集会上还号称最近时期有6万新人加入俄罗斯共产党，共产党继续生存并发展。
仅就莫斯科而言，尚有近80个列宁的纪念碑存在，红场的列宁遗体仍在吸引着各式游客和信仰追随者，红场依然猩红，共产邪灵在俄罗斯依然存在，克格勃也从来没有被彻底揭露和被世人唾弃，持有共产主义理念的大有人在！
2）红祸依旧泛滥
根据现有数据统计，现在世界上由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4个：中国、越南、古巴、老挝。朝鲜表面上放弃了马列共产主义，但实际上仍是共产极权国家。冷战前共有27个过去共产党执政的共产党国家。现在共产党仍可参政的国家有13个，现有共产党注册的国家约120个。共产党政权在过去近百年已经消亡的约有120个国家。
到20世纪80年代，拉美各国各类共产主义政党，包括共产党和自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有50多个，党员总数约100万（其中古巴共产党约占一半）。80年代上半期，美苏在亚非拉热点地区展开激烈争夺。随着东欧及苏联解体，共产势力逐渐减弱。以暴力为主，如秘鲁共产党（“光明之路”），强力推行共产制度及暴力行动的国家越来越少，大部分国家都改头换面以社会主义变种形式出现。他们将原来的共产政党称号变成诸如民主社会党、人民社会党等等。中美洲十几个共产政党改名去掉共产党，但继续推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形式上却更有欺骗性。
拉美33个独立国家，除古巴是共产党执政外，共产党多是“合法”政党。委内瑞拉、智利、乌拉圭等国的共产党与执政党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并加入了政府，是参政党，其它多数国家共产党的政治身份是在野党。
虽然在西方及其它地区一些国家中，共产邪灵并没有采取东方杀戮的暴力手段，但它们以各种变异的手段，潜移默化的渗透已然达到了它们毁坏人类道德、毁坏神传给人的文化、推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理念制度等所设的目标。共产邪灵事实上已经侵吞、占领了全世界。共产邪灵达到其最后毁灭全人类这一终极目的也只是一步之遥。
阅读前文：魔鬼在统治着我们的世界(5)：东方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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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张戎、乔‧哈利戴：《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香港：开放出版社，2006）。
[2]Harry STruman,“Statement On Formosa,”January 5,1950,https://china.usc.edu/harry-s-truman-%E2%80%9Cstatement-formosa%E2%80%9D-january-5-1950;US Enters the Korean Conflict,https://www.archives.gov/education/lessons/korean-conflict.
[3]钱亚平：〈60年来中国的对外援助：最多时占国家财政支出7%〉，《人民日报》网站。
[4]对外援助支出摘自历年国家决算报告。
[5]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38章，https://china20.weebly.com/。
[6]同上。
[7]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52章。
[8]〈解密时刻：逃离朝鲜亡命中国〉，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hm-escaping-north-korea-20121007/1522169.html。
[9]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49章。
[10]何立波：〈援越工作中的刘少奇〉，《人民日报》网站党史频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8/8740381.html。
[11]同上。
[12]舒云：〈建国初期，我国实施过多少超出国力的对外援助？〉，人民网党史频道，http://dangshi.people.com.cn/GB/85039/9398916.html。
[13]http://blog.sina.com.cn/s/blog_622141230102wm6t.html
[14]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49章。
[15]同上。
[16]同上。
[17]王贤根：《援越抗美实录》（济南：济南出版社）。
[18]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56章。
[19]宋征：〈1965印尼‘9.30’政变始末〉，《纵览中国》，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0]宋征：〈1965印尼‘9.30’政变始末〉《纵览中国》，http://www.chinainperspective.com/ArtShow.aspx?AID=183410。
[21]〈说古论今：缅甸的中国冲击波〉，美国之音，https://www.voachinese.com/a/article-2012024-burma-china-factors-iv-140343173/812128.html。
[22]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3期，http://www.modernchinastudies.org/cn/issues/past-issues/93-mcs-2006-issue-3/972-2012-01-05-15-35-10.html。
[23]陈益南：〈设在中国的马共电台〉，《炎黄春秋》，2015年第8期。
[24]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25]寒山：〈今是昨非：熊向晖和中共在拉美输出革命的历史〉，自由亚洲电台，https://www.rfa.org/cantonese/features/history/china_cccp-20051117.html。
[26]陈宪辉：《革命的真相‧二十世纪中国纪事》，第52章。
[27]程映红：《向世界输出革命——文革在亚非拉的影响初探》。
[28]王洪起：〈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炎黄春秋》。
[29]陈奎德：《近代宪政的演化》，第六十章，（华盛顿特区：观察编辑部，2007）。
[30]陈奎德：《近代宪政的演化》，第六十七章。
[31]陈奎德：《近代宪政的演化》，第七十八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