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只红卫兵的脚”开始的文革记忆(图)

2018-06-25 00:34 作者: 牟传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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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鳃似在扇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要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网络图片)

我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童真时代的那种向往,那种宁静,那种任性生活,骤然就被红卫兵的一只脚踏陷了。

那只“红卫兵的脚”深深烙在我的脑海

文革前,我家住在山东烟台的一处老式四合院内,老树成荫,环境幽雅。记得那天中午,我从学校归来,刚踏进胡同口,就发现家门楼前聚满了人群,心便突突地加快了跳动。我不顾一切地跑进家门,扒开人群,冲进院内,顿时被眼前终生无法忘却的惨景惊呆了:院里站满了烟台第四中学学生。他们都是由我小姐班主任赤老师带来的红卫兵。当时他们班上流传我家“四旧”多,便来破“四旧”。

那天,父亲毫无表情地站在墙边,家人都像霜打了的残叶卷在门前,东厢屋的邻居所谓“地主婆”,躲在自家紧闭的门玻璃后,惊吓得两眼透出恐惧的目光。院子里遍地都是父亲珍爱如命的、即便家境再窘迫也未舍得卖掉的古瓷瓶的碎片和被摔破的银镦、花盆、残花等。那些被付之一炬的名贵字画、书籍和父母珍藏多年的民国时期老照片,以及印有孙中山头像和民国国旗的大学文凭、律师证,被烧焦的隐火正散发着呛人的气味;那被掀翻在地的老久泥鱼缸旁,几条鳞片还在阳光下闪亮的金鱼,已奄奄一息。

我忽见有条“金珠鳞”的鱼鳃似在扇动,还有气息,便心痛地想扑上去要救它,但一只红卫兵的脚,猛地踏了上去,并用脚尖狠狠地一碾,血淋淋的鱼肠子飞溅四处。那一刻,我一个完整的童真世界霍然崩裂了。我受了刺激地大喊:“这是我养的鱼啊,你们要干什么呀?”父亲上前一把把我扯了过去,擦着我的眼泪。那一刻,我在父亲的怀抱里感受到了他对毛泽东亲自发动的那场极其野蛮、恐怖、灭绝人性的反文明的群众暴力的愤怒、无奈与痛心疾首的强烈震颤。从此,那只“红卫兵的脚”,已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我的文革记忆就从此开始了。

那是个“红色恐怖”的年代

在那之后,在中华大地上,一个焚烧人性与文化的黑暗时代开启了。我每天都能在马路上见到如同袭击我家的那种景象,不时地看到有戴高帽、挂砖头,嘴角上被打出血的知识份子,在街上颤抖着挨批斗。我们胡同头上有一家市党校老师,夫妇双双不堪屈辱,上吊自尽,那“吊死鬼”的形象,让我联想起姨母讲过妖祸人间的故事情节。

我家院里东厢屋住的“地主婆”,在街道受管制。她每天都要向专政机关交待自己或揭发他人“罪行”,整日吓得提心吊胆,唯唯诺诺。有一天她被逼得没的交待,竟编出谎言,说我们家煤池里传出发报机的音响。当地派出所立即查抄了我家,掀了煤池,并将父亲带进局子。这“莫须有”的事件,惊坏了我们一家。那是我生平首次感受了“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性的威胁和全家人为父亲担惊受怕的滋味。好在后来警察自己也觉得荒唐,天黑前,父亲又被放了回来。

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所有家庭都或多或少地受到波及,生活在令人恐惧、随时都可能被抓或陷于生命的灭失和家庭分崩离析的深渊里。在我们家最早被单位群众专政的,便是在市财政局工作的大哥,而他的“罪名”竟是爱好养花字画等“资产阶级生活方式”。那天他的家突然被查抄,人被关押,接着便被戴了大纸帽子,胸前挂着字画,身后拉着一地排车盆栽花,到处游街示众。那晚上,父亲急得叫来了大嫂,一家人紧张不安地聚在一起计议大哥的事,但不让我们孩子听。那种凝重而恐惧的气氛,让人想起就心跳。当时我只能从门缝里偷听。大嫂说,大哥藏在阁楼里的许多日记被抄走。那可是个“文字狱”的年代,即使一段平常文字,都会被鸡蛋里挑出骨头,何况大哥肯定在日记中发泄过对“文革”的不满。为此,父亲说要设法通知大哥,让他心里有数。二哥出主意说,在送饭的馄饨中包张蜡封布字条递进去。大家采纳了二哥的意见。后来听大哥说,那馄饨他分了一半给同关一室的同事高芳彤吃,结果字条被高吃到了。幸亏他与大哥是挚友,没有告密。高芳彤曾在民国时期任过报社编辑,文学功底较深,是烟台知名的剧作家。记得他当时写过《屈原》剧本,请父亲审读,父亲还读了一场戏给我听。

在那段日子里,全国所有的学校都发展到“停课闹革命”,成立各种战斗队,写大字报,批斗老师,全国大串联,集毛泽东头章,跳忠字舞,早请示,晚汇报,直到“文攻武围”,全面武斗,军队支左,天天游行。那真是个全民拜神,“跪着造反”,充满了奴性疯狂的荒诞时代。

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蛊惑下

在那个年代,国家意识形态就是一台不断地加工敌人的机器,毛泽东就是这台机器的操盘手,任何理由都可以对人实施专政。整个中国,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蛊惑下,父子相残、夫妻反目、亲朋出卖、同窗告密、人害人、人整人,那种人性扭曲、公民失去尊严与自由的现实,也是诱发我从少年时代就开始反思社会问题的原因。

在“文革”的漫漫长夜中,二哥所在的烟台机床附件厂因备战所需,远迁“三线”。二哥二嫂被迫告别父母,举家随厂迁址内蒙呼和浩特市。二哥到呼市不久,便遭遇了一场政治冤狱。他所在的厂区发生了“反动标语事件”,专案小组在全厂职工中对笔迹,由于二哥没弄懂办案小组的意思,照标语的内容留了笔迹,结果竟被立即关进监狱。消息传来,全家震惊,人人揪心,红色恐怖再次袭击了这个家庭。四个月后,警方破了案,二哥才得以获释。

当时,政治上“唯成份论”。我们兄弟姊妹都是“右派”子女,属“黑五类”。父亲眼见子女受他影响,备受歧视,毫无前途,整日郁忧寡欢,两鬓徒白,只有我能常常陪伴在他膝下,有时与他下棋,有时一起爬山,有时纠缠他讲民间故事和历史典故等。

傲莱峰下的知青岁月

1968年,毛泽东一声号令,“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国大约1600万初中和高中毕业生被发配到农村。

1971年春,我未满16岁,便和小姐一起与父母恋恋不舍地渡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就负笈从师,正式参加了山东建设兵团独立二团。当时我们团的使命,是要在荒山上“战天斗地”,亲手建一座“兵团纺织厂”。这年春,我们在省城济南集训了一个月,便集体乘车南下,直达离泰安尚有十里的“大河”一站下车。我们长长的一队知青,在连长甄天元和指导员齐龙华的带领下,来到泰山山脉傲莱峰脚下的杜家庄,招之一片狗吠喧嚣声。

当天下午,我们男生一个排,女生两个排,分别安顿到当地农户让出的房子里。我们男生排分在村东头一户农家三间闲房,就地围圈打了通铺,晚上围聚在一盏小油灯下学毛着“老三篇”。那时我们喝井水,吃定粮,到了五月份,便已蚊蝇圈圈地围着转,让人时时搔痒。我当时因不服水土,遍体起满了疙瘩,奇痒难耐,苦不堪言。那时,我们一面在临时搭制的席棚里生产军装;一面又在挖土、搬石、开发荒山,脚拉肩扛建厂房。但每月仅有12元钱的生活费,常常吃不饱,生活十分艰苦。

在节假日里,知青们或成群结队,或仨仨俩俩地游玩泰安城,照相、购物,喝一分钱一个的柿泥。令人最难忘的是岱庙里的茶馆。那年代喝茶并非时尚,而是我们一伙充满“小资调”的知青们,常来此发泄人生感叹、海阔天高地倾诉、神聊的地方。当年,我的那些好友有夏德忠、周国柱、王稼坤、吴锡铮等,时常步行十几里,来这儿观赏着满院的古柏、石刻和松树盆景,偶尔能听到白鹭在古柏上鸣啼。我们这些离家游子们,在茶香萦绕中品尝人生韵味,那些质朴清醇的朗朗之声,至今尤响在耳。

那年秋,国内爆出了“林彪事件”,团里紧急把我们集合在临时厂房里,团政委神色严肃地传达中央文件。星期天我们几个要好的战友就聚在岱庙茶馆里,偷食禁果似的首次抨击了党内今天出个敌人,明天出个叛徒;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的政治现实。用当时的话说,这叫“对现实不满”。

文革中父亲忧郁而终

1972年夏季,一封加急电报,青天劈雷般地粉碎了我的情感世界——我的孩提时代再也没有父亲了。我震惊之下,告了急假,日夜兼程,奔回烟台。在父亲的遗体前,我含泪反思了他的一生。大哥有个来吊唁的朋友对我说:“保身继事”为最孝。那话我深思了许久,琢磨怎样才是“继事”的道理。人不死的是精神,永存的是品格。父亲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向往自由的精神和永不媚权的傲骨品质。否则他就不会在民国时期大学毕业后,拒绝势力雄厚的国民党阵营利禄诱惑,毅然返回故里,兴义讼,办女校;就不会在倭寇铁蹄踏入我土时,输家资,急国难,以律师的合法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救亡运动;就不会在中共建制论功受赏时,悄然隐退,复原了他不苟党派立场约束的知识份子的清白;也就不会在57年反右运动中,在政协大会上发言抨击党官僚主义,并因拒不认错而被定为“极右”,以至于文革中他饱受磨难,备受欺凌,忧郁寡欢,含恨而终。父亲的一生,对我的影响太深刻了,深刻进了我的骨髓。

送走父亲之后,不多日我便戴着黑纱,返回了兵团。那丧父之痛,使我骤然变得沉默寡语,性情渐趋内向。那时,我已开始厌恶“扎根兵团闹革命”之类的空泛说教和那些极其虚伪的假大空豪言壮语。兵团那种强制命令型的生活,与我自小形成的放任个性,发生了剧烈冲突。我不时地感到莫名其妙的精神压抑与性格扭曲。我不甘心再让生命的意义成为捍卫毛泽东思想的“螺丝钉”,便由此萌发了要做父亲那样有知识、有品味、有骨气的自由人。我当时似乎是一个朦胧的野孩子,豁然睁开了眼睛。我从小散漫,不爱上学,但此时却突发性地有了那么一种学习瘾头,如饥似渴地探求在知识的王国里。在兵团驻扎的那农家田舍里,我是唯一一个用碎石架木板土制成小桌,夜晚孤灯幽影,贪婪地嚼读我所搜集到的各种书籍。当时我不仅向家人要书,向亲友借书,且把所有的零用钱都到泰安城买了书。可那个年代,能买到的书至多是鲁迅著作或高尔基等所谓“无产阶级”作家的书。记得我当时也从亲友中借读过唐诗宋词、曹禺剧本,巴金小说,和契可夫、莫泊桑、托尔斯泰等文学作品以及康德、黑格尔等国外哲学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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