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9月15日，毛泽东与张春桥、江青、周恩来、姚文元、戚本禹、王力、关锋、穆欣（从左至右）合影
现在很多书上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前后，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
接续〈江青机要秘书对谈戚本禹曝光刘少奇整人黑幕〉一文
三、关于江青和总理的关系
阎：现在很多书（包括王力的书）上在谈到江青和总理的关系时都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江青就把总理视为“眼中钉”，“要打倒总理”，我认为这种说法不对，不符合实际。我看到的情况是，总理和江青的关系不错。总理经常去看江青，在去前，总理常给我打电话，问江青同志现在在做什么，我要到她那里去。当我向江青报告时，我没发现和遇到一次江青不让总理来，或找个什么借口不让总理来，在1967年一年的时间里都是这样。就在1967年2月“大闹怀仁堂”前后，我拿一份关于总理的什么材料（可能是关于总理的大字报）给江青看，江青跟我说了这样一句话：“凡是涉及到总理的事情我心都不安。”江青这句话对我影响很大，也很直接。
戚：在这个问题上，你批判王力很好，王力的回忆录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地方。你说得对，江青和总理的关系确实很好，这与江青和其他领导人的关系不同。江青敢在总理面前发脾气，耍态度，这正是他们关系好的一种表现，她怎么不敢在其他中央负责人，如刘少奇、林彪等面前这样做？总理总是像哄小孩一样哄着江青。不错，在会上，江青经常说“总理，你总是今天保这个，明天保那个”，这是意见和看法不同，并不是什么要打倒总理。江青怎么要打倒总理呢，难道她不知道没有总理的支持毛主席就不能打倒刘少奇。在打倒刘少奇问题上，总理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军。组织方面刘少奇是掌握了，在军队方面，在政府方面，他没掌握；在政府方面，总理威信很高，绝大部分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级干部和一般干部）都听他的。在文革中，毛主席要打倒刘少奇那是下了决心的，他所以能这样做，敢这样做，其重要和根本原因，就是他争取和得到了林彪和总理的支持。这是了解文革非常重要的一点。
有人说，我反总理。这完全是编造。总理一直对我很好，曾经赞扬我是“青年历史学家，要向我学习”，还说我办事有能力，我一次患感冒时，总理一晚上三次打电话慰问和询问，如此等等。我要反总理还有“良心”吗？这是个做人的根本态度问题。
我认为，总理在“文革”中态度很好，姿态很高。当时主席和中央文革都不允许给总理贴大字报，有人贴了（特别是贴到天安门的），中央文革就组织人把它覆盖起来。总理总说，叫他贴嘛，覆盖它干什么，我不怕，我打不倒；如果是坏人，也让他暴露吗！贴主席的大字报不行，贴林副主席大字报不行，如果连贴我的大字报也不行，那我们还叫什么民主？贴我大字报的人不要抓，抓了的，要放出来。本禹同志，你告诉谢富治同志注意这个问题。
阎：你讲这些，我觉得符合事实。我还被你们派去找聂元梓、蒯大富，让他们组织人到天安门覆盖关于总理的大字报。关于总理姿态高的问题，我记得你当时就跟我说过；你说康生、陈伯达等有谁给贴了大字报就紧张得了不得，总理很坦然。
戚：听说后来“批林批孔批周公”就是批总理，那我就不知道了。
四、关于林彪事件
阎：我看你和林豆豆接触频繁，交谈甚洽，她对她父亲和主席的关系怎么看？
戚：她要为她父亲翻案，当然对主席不满。但她很有气质和风度，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不随波逐流，我很赞赏她这点。
你说林彪是“反革命”吗？当然，他如果真的要暗杀毛主席那无疑是反革命了。但这有什么确实的根据？林立果搞那些东西都是小孩玩意，林彪知道吗？有个被称作林彪或林立果亲信的名叫做李伟信的人，他在林彪事件后，几乎没受到什么处罚，现在他在上海做买卖赚了很多钱，国内国外到处去，很出风头。这很蹊跷，他和林彪、林立果到底什么关系？
阎：说林彪是“反革命”，我觉得没充分根据这样看。我认为，说林彪是“反革命集团”是为了某种政治需要的语言。我很注意这个用法的变化。我看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没有“林彪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只用了“林彪集团”的说法，我跟别人说其“定性”是不是有什么变化。可是我看到这两个说法都时有出现。所以上次见到豆豆时，她对《华国锋同志生平》中没用“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很满意。我跟她说，在11月份举行的纪念刘少奇诞辰110周年的讲话中还是用了“反革命集团”的说法。好像在这个问题上，上面还没有一个确定不变的意见。对林彪的宣传目前似有所松动。而关于林彪问题在学界是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的。
戚：我听林彪的一个秘书讲，林彪外逃，不是主动，而是被动的。
阎：这正是豆豆的观点。她认为她父亲外逃是被她妈妈和弟弟挟持、胁迫的。说实在话，林彪走上这一步，与主席处理不当也有关系。学界有种说法，“九一三”事件是毛主席“逼”出来的。关锋也说，1971年8～9月，毛主席到南方一路上到处讲九届二中全会的问题，讲军队的问题，说这个问题还没完，说陈伯达还有后台，这些话林彪能够听不到吗？能够容忍得了吗？
戚：主席在1971年8～9月的做法确有不妥的地方。刚刚把林彪的接班人地位写进党章，怎么又这样呢？主席在南方的谈话是谁向林彪报告的呢？
阎：这个问题我说不清楚，我对这个问题没怎么研究过。林彪事件或者说“九一三”事件，对毛主席刺激很大，大病一场，几乎从此一蹶不振。在“七二零”事件后，毛主席曾引古诗“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来反映自己的心态，我看这两句诗不仅是他“七二零”事件后的心态写照，也是他整个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写照。据整理过毛泽东图书的中直老干部局管理局副局长徐中远说，毛主席文革中在他看过的书上反复抄写这两句古诗。这恐怕不是无意识的吧？！在“九一三”事件后，主席是这样，江青又怎样呢？据江青身边工作人员说：江青夜里经常做恶梦，什么林彪、叶群向他索命，等等，吓得她睡不着觉。第二天，她把这个梦告诉工作人员，工作人员向她解释说，梦都是虚的；她也说，我是唯物主义者不相信这个，等等。这是否也反映一种心态，也可说明一点问题。江青直到1971年9月12日，即“九一三”事件的前半天，她还大肆赞扬林彪送给她的几个西瓜，在游览颐和园时切西瓜给工作人员吃，并表示衷心感谢林副主席的关心。
戚：难道江青一点也不知道林彪对主席不满和反对主席？这也是一个谜。还有“九一三”事件后，即获知林彪等人摔死温都尔汗后，总理大哭，不知为什么？
阎：对总理的哭有各种解释。确实值得玩味。
五、关于田家英的问题
阎：我在网上读过你的《田家英之死——一宗至今未了的历史要案》，我还向别人推荐和介绍过你这篇文章。
戚：那篇文章我只讲了不到田家英问题的三分之一，关于田家英问题我还有很多话要说。
阎：重庆有个研究文革的人来信说，有个要写田家英传的人说，田生前曾说过“刘公为什么不造反？”问我有没有这回事？我告诉他，田家英恐怕还没到这种程度。“刘公”即刘少奇。至于田家英为什么自杀，我看主要原因可能有两条：一是毛主席不信任他了，他觉得没希望了；二是他在生活作风方面似不够检点，这在当时是很丢人的事情。当然，田家英自杀最重要的原因还是毛主席不要他了。
戚：我认为你分析得对。田家英自杀的原因确实主要是这两条。主席为什么不信任他了呢？这主要是他和刘少奇的关系。毛主席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时，田是主席办公厅的副主任，当主席不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而换上刘少奇时，他没有辞去主席办公厅副主任的职务，而继续留任；他给刘少奇打电话，问他应怎样工作，刘说：你过去怎么做还怎么做。在以后的日子里，他经常到刘少奇那里去。他每次什么时间去，什么时间出来，都被刘宅的警卫战士记录下来了——这当然是他们的工作职责。有时去的时间很长。汪东兴把这种记录报告或交给毛主席，毛主席看了一定不高兴，他会觉得或认为自己的秘书跑到别人那里去了。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田和刘少奇都主张“包产到户”，刘指示他把他们这种主张向毛主席报告。田家英把这种主张向主席报告后，主席问他这是你的意见，还是别人的意见。他说是他自己的意见。主席认为他说的不是实话。就这样一来二去，毛主席就逐渐不信任他了。江青说田家英是“一仆二主”，就是指这件事情。当我后来接替田家英秘书室主任的工作时，江青告诉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这恐怕也是做秘书工作的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田家英是很有才的，有思想，工作也做得好。说我在文革中迫害田家英，这完全是胡编。我从1950年到中南海就在他领导下工作，他对我很器重，很培养，在政治上也替我说话，人总要有良心，我怎么能反对他、迫害他呢？我倒是受到这样的批评：说我对他有温情主义。田家英有的亲属写文章也说我对田家英怎样怎样，我不怪他们，我相信他们终究会把事情的真相搞清楚的。
阎：不是说你参加了要田家英停止工作的谈话吗？其情况是怎样的？
戚：是，我参加了，我和王力是陪同当时的组织部长安子文一同和田家英谈话。1966年5月22日（即田家英自杀的前一天）我们三个人到田家英那里，安子文很平和地跟他说：“家英，你犯了错误，中央收到反映，现在决定即日起停止工作，进行检讨。你的工作、文件，特别是毛主席的手稿，都交给戚本禹，等一会就办交接手续。”还说：“你的问题多大，怎样处理，要根据调查结果和你的态度决定。你要相信中央，相信主席。这几天就在家里反省，不要出去了。”我和王力都没说什么话。在那样场合和情况下我们也不会说什么。坊间一些书籍，说什么安子文谈话就像训人，气势汹汹，这完全是瞎编。
阎：听你这样一说，我对田家英的问题有了进一步地了解了。我从中央办公厅和中央政研室的不少人那里也听到关于田家英的一些情况，是零零星星的，不连贯，不系统。你今天谈的，帮我总结和概括起来了。
戚：在田家英问题上，我对有些人很鄙视，很看不起。他们在揭发田家英时，捕风捉影，任意夸大，无限上纲上线，材料写了一大摞，把他简直说成魔鬼，后来写文章、写书，又把他吹得白玉无瑕，圣人一般。我认为，田家英既不是圣人，也不是芸芸众生的普通人，是一个有缺点有错误又很有思想有能力的才子，是党内一个很难得的高级干部。他的自杀不是什么自绝于人民，什么叛党，而是很可惜的。田家英是我的老师，有恩于我，有情于我，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他。
后来我确实代替田家英负责中办秘书室的工作，主要为毛主席服务。我担任这个工作之后，江青有一次和我谈话，郑重地告诫我：“……在主席身边工作最忌讳‘结交诸侯’，这‘诸侯’既包括中央的，也包括地方的。”我觉得田家英栽就栽在这个问题上。不能“结交诸侯”，这恐怕也是一切做秘书工作的人最重要的一条戒律。
阎：你说的对，我给江青做秘书时，她第一次谈话的内容，现在看来也含有这个意思。她说：“……从今以后，你就在我这里工作，除了我之外，你不能再接受其他任何人布置的工作和任务，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再向你布置什么工作和任务，这是党的纪律，你要对党负责，对我负责……”若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只能说这是一种政治——一种我们一般人还不怎么了解和懂得的政治。
2008年12月于北京沙滩敬学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