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献《天人三策》，汉武帝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议，下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使儒学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并对中国后代的政治、社会及文化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图为位于陕西西安的汉武帝雕像。（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续接前文：汉武帝策问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上）
汉武帝策问与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中）
汉武帝圣明睿智，他胸怀大志，励精图治，探寻至高的治国大道，希望受天之佑，百姓和乐，政事宣昭，德润四海，施乎方外，延及群生，达到盛世天下。
汉武盛世是怎样开创的？为什么汉武帝的许多开创和变更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和社会的诸多领域上千年？
这些问题并不是三言两语就能回答清楚的，有着各个方面的因素和深刻的时代背景等。
本文选择其中的一个视角，那就是汉武帝策问与董仲舒回答策问的《天人三策》，从中可以反映出汉武帝的雄才大略以及他在治国政策上积极进行变更和革新的思想探索历程。
以下为汉武帝策问的第三部分与董仲舒针对策问的回答。
汉武帝策问道：
“听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于论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
（原文：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
“所以朕垂问你们天人感应的关系，上感汉唐尧虞舜的美行，下惊惧夏桀商纣的暴政，他们的历史轨迹昭示了逐渐趋向渺小、逐渐趋向灭亡、逐渐趋向显著、逐渐趋向昌盛的法则，我要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虚心改正。”
“子大夫们明晓阴阳的变化和作用，熟悉先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和功业，可是你们的文章并没有把这些充分表达出来，难道是你们对当代的政务有什么疑惑吗？有些道理和观点没有系统整理和完整表达，大概是由于我的策问不够明白清楚？或是我的策问让人迷惑？”
“尧、舜、禹三代圣王所遵循的刑赏教化法则起始于不同的年代，然而都有所变更，可有人却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是相互矛盾的吗？”
“现在子大夫们既然已经写出了大道的最高原则，陈述了治理乱世的方法，希望你们再说详细些、深刻些、周到些。《诗经》上不是说：‘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我要亲自看你们的对策，子大夫们要努力阐明你们的见解。”
（注：《诗经》原文为：“嗟尔君子，无恒安息。靖共尔位，好是正直。神之听之，介尔景福”。大意是，君子呀，不要贪图安逸碌碌无为。应恭谨从事忠于职守，与正直之士亲近伴随。神明会听到这一切，从而赐你洪福祥瑞。）
董仲舒又对策道：
“臣看到《论语》上这样说：‘有始有终，这只有圣人才能做到啊！（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很荣幸地承蒙陛下的恩惠，留心听取我们这些接受过传统学问的臣子的意见，又一次下达英明的册文，希望我的浅薄的议论接近前代圣王治国之道的宏旨大义，叙述明白前代圣王德政之举的基本规范，这样的本领不是我这样愚钝的臣子所能具备的。”
“先前臣所上的对策，对于前代圣王治国之道的阐述，有些道理缺乏系统整理和完整的表达，没有穷尽其发生之本原，在纲纪准则上没有辩明其最终之归宿，语言叙述不清晰，意旨不明了，这是微臣我学识浅薄、见闻不广的罪过啊。”
“策问中说：‘善于谈论天道的，一定能找到人事来印证，善于论古的，一定能在现实中得到证明。’”
“臣听说，天是万物之始祖，所以天覆盖包含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而没有任何事物可以例外。天设立日、月、风、雨来调和万物，使之融洽和谐，通过阴、阳、寒、暑来生育万物，使之自然长成。所以圣人效法天而立道，遵循天命制定大政方针，他们也象上天那样博爱而无私，广布盛德施之仁爱来厚待百姓，使民风敦厚，申明大义设立义理和礼制去引导百姓，使民情和畅。”
（原文：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溥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
“春季是天用来生育万物的，使万物萌生，仁是人君用来爱护百姓的；夏季是天用来滋长万物的，使万物长成的，德是人君用来养育百姓的；秋霜是上天兆示萧杀的，刑法是人君用来惩罚罪犯的。由此观之，天和人相互验证，是从古至今不变的真理。”
（原文：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
“孔子作《春秋》，上研究、遵循天道，下考察、了解民情民风，借鉴往古之事，对照现实之情。所以，《春秋》所讥讽、批判的，都是灾害兆示的无道事件；《春秋》所憎恶的，都是怪异降临的动荡年月。孔子真实地记载天子、诸侯的过失，兼顾叙述灾害怪异的变化，用这种办法证明人的所作所为，行为的好和坏，无论其多么完美、多么丑恶，都是和天地相通并且互相感应的，这也是《春秋》展示的上天的一个奥秘啊。”
（原文：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
“古时候朝廷专门设立掌管教导训化的官，职责是用德和善、用美好的道德规范教育感化百姓，百姓受到教育，思想变化之后，经常出现一年到头没有刑狱案件的情况。”
“如今朝廷废弃这种制度，废除了这类官员而没有重新设置，无人管理教育感化百姓的事情，致使百姓放弃行义，而不顾死活地去谋取财物和私利，所以违法犯罪的人就多了，每年发生的刑狱案件数以万计。由此可见，往古圣朝的一些做法是不能不采用的，所以《春秋》对于那些改变往古圣朝的做法的行为总是持批判的态度。”
“上天的意愿和宏图大略称为天命，天命必须由道德高尚的圣人来践行；人的本质和禀性是人生之就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本性，这种本性不进行教育感化加以训导就不能向好的方面发展；人为己为私以及由此产生的想法是欲望，人的这些欲望称为情，这些欲望不用法令制度去约束不能受到节制。”
（原文：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
“所以做君王的，对上很谨慎地秉承天意，以顺天命；对下教育感化百姓，使之养成良好的道德风尚；建立法令制度适应治理国家的需要，明确上下尊卑之序，防止人们私欲膨胀；这三个方面的事情做好了，国家的大政方针就确立起来了。”
“人受命于天，所以不同于其他的生灵，并超然于其他生灵之上。在家有父子兄弟之亲，在外有君臣上下之义，人们平日相聚或巧逢路遇，就有尊敬老人和分别长幼的规范，心情舒畅时可以用礼乐来抒发情感，欢快高兴时可以向他人施予恩惠使大家亲近友爱，这是人之所以尊贵的体现啊。”
“种植五谷作为食物，播种桑麻用来做衣裳，饲养各种各样的家禽家畜，驯服耕牛乘坐马匹，圈养烈豹栏驯猛虎，这都是因为人类得到上天赐予的灵气，使人类比其他生物尊贵啊。所以孔子说：‘天地之性人为贵。’”
（注：“天地之性人为贵”——据颜师古注：“《孝经》载孔子之言也。性，生也。”见《孝经》：“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大意是，孔子说：“天地万物之中，人是最尊贵的。而在人的品行中，最高尚的是行孝道。”）
“人们明白了天性，就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知道自己比万物可贵，然后知道仁义，人与人之间应当讲究仁爱和大义；知道仁义，然后注重礼节，就会懂得礼仪并自觉地约束自己的行为；注重礼节，然后安心处于善道，就会心安理得地去做好事；安心处于善道，然后乐于遵循天理做事，就会自觉遵循上天规范的伦理道德；乐于遵循天理，然后就可以称为君子了。所以孔子说‘不知命，亡以为君子’，讲的就是这个意思啊。”
（原文：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注：“不知命，亡以为君子”——语出《论语》：“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一种理解是，不知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知礼仪，就不能立足于社会；不善于辨别人的言论，就没有办法判断人。”）
“策问说：‘上感汉唐尧虞舜的美行，下惊惧夏桀商纣的暴政，他们的历史轨迹昭示了逐渐趋向渺小、逐渐趋向灭亡、逐渐趋向显著、逐渐趋向昌盛的法则，我要汲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虚心改正。’”
“臣听说积少就能成多，聚小就能成大，因此圣人无不是积累暗淡的微明而达到光明，从不为人知变得德行显著。（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所以尧位列诸侯而发达，舜处深山而兴起，他们的威望不是一天形成的，而是逐渐达到的。”
“话由自己说出，就不能再去堵塞；行为由自己做出，也无法再来掩盖。言和行，是君主治国安民的重要方面，君子因其言行而感动天地。所以积小成大，不舍弃小的东西就会有大的收获，谨慎地对待每一件细微的事情和注意自己的言行，就会养成良好的道德情操，逐渐显达。《诗经》上说：‘只有这个周文王，谨慎小心很善良。’”
（原文：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着。《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
“所以尧严格要求自己谨慎地推行正确的治国之道，舜心怀敬畏舜小心地尽自己的孝顺之道，做的好事积累多了，自然名声显达，德行彰着，受人尊重，这就是他们的事迹日趋显著、事业日趋昌盛的道理啊。”
“积善在自己身上，就象身体每天都在长高一样使自己受益，而不被察觉；积恶在自己身上，好像用火熔化油脂一样，也不容易被看出来。对于这些，如果不是明晓人的情性、品质性格和洞察世俗情况的人，又有谁能够懂得这种道理呢？这就是唐尧、虞舜得到美名，而夏桀、商纣却使人伤痛恐惧的原因。”
（原文：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
“善或恶的行为所得到的结果，如影随形，好像影子跟随着人形，如响随声，又好像回响跟随着声音。所以桀、纣暴虐傲慢，善于进谗言和投机取巧的人得到晋升，而贤良有智慧的人都隐藏起来，不为所用，于是桀、纣的罪恶和祸患一天比一天严重，国家也一天比一天混乱，可是他们却依旧得意自安，自以为如太阳在天空一样永远不会败亡，终于逐渐败坏以至于毁灭。”
（原文：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
“那些残暴不仁的君主，并不是一下子就灭亡的，也是慢慢造成的，是长期发展演变的结果。所以桀、纣虽然无道，仍然统治国家十几年，这就是他们慢慢地衰微、逐渐趋向渺小，以至他们的国家逐渐趋向灭亡的道理啊。”
“策问说：‘尧、舜、禹三代圣王所遵循的刑赏教化法则起始于不同的年代，然而都有所变更，可有人却说道是恒久不变的，这两种说法意思难道是相互矛盾的吗？’”
“臣听说乐而不至于过分、反复实行而不觉厌倦的规律和法则叫做道；道是千秋万代都不会有弊端的，如果出现弊端，是由于违背了道。”
（原文：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的治国之道一定有被忽视而不为后世所遵循实行的某些方面，所以国家的大政方针有的时候不明确而难以得到推行，有了这种情况，用原来被忽略不用的部分去纠正和补充不足的部分就可以了。”
“三代圣王所遵循的刑赏教化制度起始于不同的年代，不是他们所遵循的刑赏教化制度相互悖离，是因为他们往往从当时的需要出发补救和校正那些有失偏颇的法令制度、更改和补充不到位的大政方针，这是他们遇到的具体情况不同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啊。”
“所以孔子说：‘无为而治的人，大概只有舜啊！（亡为而治者，其舜乎！）’舜仅仅改变了历法，更换了车马、祭牲、服装的颜色，来顺承天命罢了，其余的都完全遵循尧的治国之道，哪里又有更改和变化呢！所以帝王有改变国家制度之名，没有改变道的实质，即没有改变治理国家的规律和法则之实。”
（注：亡为而治者，其舜乎！——孔子之言，出《论语》：“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大意是，孔子说，自己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大概只有舜吧？他干了些什么呢？庄严端坐面南称王罢了。）
“然而，夏代崇尚‘忠’，殷代崇尚‘敬’，周代崇尚‘文’，所崇尚的之所以不同，这是他们立国的历史背景不同，不得不采取一些不同的治国之策以挽救其弊，当时的国情决定了他们必须这样做。”
“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所增加的可以知道；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制度，所废除和所增加的也可以知道；如果有继承周代礼仪制度的，就是经历了百世，这也是可以预测得出来。’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哪一代帝王，都要遵循三代圣王的治国之道。”
（原文：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
“夏代沿袭虞舜时代的礼仪制度，而不说夏代在虞舜时代的基础上废除和增加了什么内容，是因为它们所遵循的治国之道、所崇尚的道德规范都是一样的。”
“道的根本来自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所以禹继承了舜的道，舜继承了尧的道，三代圣王依次传授遵循一样的治国之道，不存在下一代补救上一代弊政的事，因此不说他们在上一代礼仪制度的基础上废除和增加了什么。”
（原文：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
（注：跟据学者的解读，“中国古人语义中的‘天’不是抽象的自然力量，而是主宰万物的神。对天道的信仰是中国文化的道德基础，由此派生的政治法律制度影响了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句流传千古，被后世奉为至理名言。）
“由此观之，继承升平之世立国应当遵循前代的治国之道；继承混乱之世立国必须变更前代的政治体制。如今汉是继秦代大乱之后立国，在崇尚上，应当弱化周代发挥到极致的‘文’，而沿用夏代所崇尚的‘忠’。”
“陛下有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思想境界，痛心世俗的衰薄，为世俗的卑陋浅薄而忧心忡忡，为上天赐予的治国之道得不到贯彻而痛心不已，所以选举贤良方正之士，策论大义考察学问，以期望光大仁爱大义的美德，恢复古代圣王的法令制度，建立旷古未闻的太平盛世。”
“臣愚昧不肖，将自己知道的记下来，将自己学到的说出来，重复老师说过的话，把自己本来不大的学问全部奉献给陛下，而惟恐有一点遗漏的地方。但议论朝廷施政行为的得失，研究国家发展兴亡的情势，这是辅佐大臣的职责，三公九卿的责任，不是我董仲舒所能做得到的。”
“然而我私下里却感到有些不正常的地方。古时之天下也是今日之天下，今日之天下也是古时之天下，同样是一个天下，古时天下大治，上下和睦，风俗习俗美好，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官吏不去干违禁犯科的事，百姓没有作贼为盗的人，监狱空虚不用，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用古时的标准衡量今天，为什么如此不同且有这样大的差距呢！”
“有什么错误致使衰落达到这样的地步，难道说朝廷的大政方针同国情悖缪不符而朝政日坏，以致出现了今天这种局面？或者出现这种过失是因为违背了古时圣王的治国之道？或者是违背了天理？”
“假如对照今天的情况去考察古代圣王是怎样做的、再将考察结果与上天赐予的治国之道相比较，或者可以对上述问题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上天对世上众生也有一定的分配和给予，给予利齿的就不再给角，给予翅膀的就只给它两只脚，这样来安排，目的是使那些可以获取大的利益的不再得到小的利益。”
“在古代，国家已经给予俸禄的人，就不再依靠体力劳动来吃饭，也不去经营工商业谋利，这也是使已经获取大的利益的人不再去谋取小的利益，与上天的意志是一致的。如果已经得到了大的利益，又去谋求小的利益，上天就不能满足地上万物的需要，更何况是人呢！这就是百姓之所以愁苦不堪、衣食不足的原因啊。”
“那些受君主宠爱身居高位的人，家庭富裕并且享有优厚的朝廷俸禄，依仗富厚的资产和势力，同下层百姓争夺利益，百姓又怎能生活得下去呢！所以那些人购买众多的奴婢，增添大量的牛羊，扩大他们的田宅，置办扩充他们的产业，积累雄厚的物资，增加他们的积蓄，专心于此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他们用各种办法压迫百姓，使百姓一天比一天穷苦窘迫，百姓天天受到剥削，渐渐走向穷困，连生计也不能维持。”
“富裕的人拥有用不完的钱财，过着奢侈的生活；贫困的百姓艰难到了极点，于穷困之中不能自拔；穷极愁苦得不到官府的救助，百姓就会丧失生活的信心；百姓丧失生活的信心，就会连死都不怕，又怎会害怕犯罪！这就是刑罚繁多，奸邪却不能禁止的原因啊。”
“所以，享用国家俸禄的家庭，就依靠国家俸禄生活，不要去争夺百姓赖以生存的就业之路，这样利益就可以得到均衡分布，百姓生活就可以得到满足。这合乎上天之理，也是古代圣王的治国之道。君主应当依照这些道理制定制度并坚持下去，官吏应当遵循这些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
“所以公仪休在鲁国为相时，回家见到妻子织布，非常生气，赶走了他的妻子，在家里吃饭，吃到自家园里种的葵菜，生气地将园中的葵菜全部拔掉，说：‘我已经有了国家的俸禄，难道还要争夺菜农、织布女的利益吗！’”
“古代那些道德高尚的人，凡是在朝廷为官的，都象公仪休那样要求自己，所以百姓尊崇他们高尚的德行，而自觉接受他们的教化，受他们勤廉美德的熏陶和感化不去贪图钱财而使风俗淳厚，没有贪婪卑鄙的行为。”
“到了周代衰败的时候，那些公卿大夫一类的高官，将为官大义看得非常浅薄，把个人私利看得非常重，急于求利，没有相互推重谦让之风，却有争夺田产干犯公堂之讼。所以诗人瞧不起他们，讽刺他们，写诗道：‘巍巍的终南山高耸入云端，层层叠叠的山石危立险矗。太师尹氏正得势权位显赫，引得天下百姓人人对他侧目瞧。（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做官的人心向仁义，百姓自然就爱好仁义，风俗也就善良；做官的人醉心于个人私利，百姓就会追求邪恶，风俗就会败坏。由此看来，天子和大臣，是百姓仰望、效法的榜样，是处于边远之地的臣民在四面八方翘首瞻仰的偶像。距离近的可以看到他们、亲近他们，距离远的心里想着他们、效仿他们，这些人又怎么能居于上等人的高位而做那些一般百姓才做的事情呢！”
（原文：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
“整日辛苦谋求钱财私利而惟恐财富不足，是一般百姓的企盼和追求；整日辛苦修养仁爱大义而惟恐不能教育感化百姓，是朝廷大臣的企盼和追求。”
（原文：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
“《易经》说：‘背着东西还去坐车，招致盗贼的到来。（负且乘，致寇至。）’坐车是上等人才能享受的荣耀和尊崇，背负肩挑是普通百姓所做的事情，这些话是说，如果居于上等人的位置而去做普通百姓才会做的事，他的祸患必然到来。如果居于上等人的位置，做上等人所应当做的事情，就应当象公仪休在鲁国为相那样，除此之外都是不可取的。”
（原文：《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这是天地之间永恒不变的法则，是古今共通的真理。现在人们学习和继承不同的学说，议论也彼此各异，诸子百家遵从不同的学派，研究的方向不同，意旨也不一样，有着不同的追求和向往，致使朝廷不能建立固定统一的法令制度，法令制度多次改变，下级官吏和普通百姓不知道应当怎样遵守。”
（注：关于“大一统者”——据颜师古注：“一统者，万物之统属归于一也。《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正月？大一统也。’此言诸侯皆系统天子，不得自专也。”今全国统一亦称为一统。）
“臣认为，凡是不属于《礼》、《乐》、《诗》、《书》、《易》、《春秋》等六艺的科目和范围，不属于孔子学说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应一律禁止，不许它们与孔子学说共同发展。邪僻的学说消失了，然后国家的大政方针就可以统一固定，法令制度就会清楚明确，百姓也就知道怎样去做了。”
（资料来源：《汉书》）
附古文原文以供读者参考：
于是天子复册之。
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故朕垂问乎天人之应，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今子大夫明于阴阳所以造化，习于先圣之道业，然而文采未极，岂惑乎当世之务哉？条贯靡竟，统纪未终，意朕之不明与？听若眩与？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今子大夫既已着大道之极，陈治乱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复之。《诗》不云乎，“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福。”朕将亲览焉，子大夫其茂明之。
仲舒复对曰：
臣闻《论语》曰：“有始有卒者，其唯圣人乎！”今陛下幸加惠，留听于承学之臣，复下明册，以切其意，而究尽圣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对，条贯靡竟，统纪不终，辞不别白，指不分明，此臣浅陋之罪也。
册曰：“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臣闻天者群物之祖也。故遍覆包函而无所殊，建日月风雨以和之，经阴阳寒暑以成之。故圣人法天而立道，亦博爱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设谊立礼以导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爱也；夏者天之所以长也，德者君之所以养也；霜者天之所以杀也，刑者君之所以罚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征，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质诸人情，参之于古，考之于今。故《春秋》之所讥，灾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恶，怪异之所施也。书邦家之过，兼灾异之变；以此见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乃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训之官，务以德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后，天下常亡一人之狱矣。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以此见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变古则讥之。天令之谓命，命非圣人不行；质朴之谓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谓情，情非度制不节。是故王者上谨于承天意，以顺命也；下务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别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举矣。人受命于天，固超然异于群生，入有父子兄弟之亲，出有君臣上下之谊，会聚相遇，则有耆老长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欢然有恩以相爱，此人之所以贵也。生五谷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养之，服牛乘马，圈豹槛虎，是其得天之灵，贵于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为贵。”明于天性，知自贵于物；知自贵于物，然后知仁谊；知仁谊，然后重礼节；重礼节，然后安处善；安处善，然后乐循理；乐循理，然后谓之君之。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为君子”，此之谓也。
册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纣，浸微浸灭浸明浸昌之道，虚心以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臣，故圣人莫不以晻致明，以微致显。是以尧发于诸侯，舜兴乎深山，非一日而显也，盖有渐以致之矣。言出于已，不可塞也；行发于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故尽小者大，慎微者着。《诗》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尧兢兢日行其道，而舜业业日致其孝，善积而名显，德章而身尊，以其浸明浸昌之道也。积善在身，犹长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积恶在身，犹火之销膏，而人不见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纣之可为悼惧者也。夫善恶之相从，如景乡之应形声也。故桀、纣暴谩，谗贼并进，贤知隐伏，恶日显，国日乱，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终陵夷而大坏。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渐至，故桀、纣虽亡道，然犹享国十余年，此其浸微浸灭之道也。
册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谓久而不易者道也，意岂异哉？”臣闻夫乐而不乱复而不厌者谓之道；道者万世亡弊，弊者道之失也。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处，故政有眊而不行，举其偏者以补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亡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已；其余尽循尧道，何更为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变道之实。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继之救，当用此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繇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今汉继大乱之后，若宜少损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
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欲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举贤良方正之士，论议考问，将欲兴仁谊之林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闻，诵所学，道师之言，廑能勿失耳。若乃论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辅佐之职，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然而臣窃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以古准今，壹何不相逮之远也！安所缪盭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于古之道与？有所诡于天之理与？试迹之于古，返之于天，党可得见乎。
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齿者去其角，傅其翼者两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与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嚣嚣苦不足也。身宠而载高位，家温而食厚禄，因乘富贵之资力，以与民争利于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众其奴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务此而亡已，以迫蹴民，民日削月浸，浸以大穷。富者奢侈羡溢，贫者穷急愁苦；穷急愁苦而不上救，则民不乐生；民不乐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罚之所以蕃而奸邪不可胜者也。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民争业，然后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为制，大夫之所当循以为行也。故公仪子相鲁，之其家见织帛，怒而出其妻，食于舍而茹葵，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禄，又夺园夫红女利乎！”古之贤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从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缓于谊而急于利，亡推让之风而有争田之讼。故诗人疾而刺之，曰：“节彼南山，惟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尔好谊，则民乡仁而俗善；尔好利，则民好邪而俗败。由是观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视效，远方之所四面而内望也。近者视而放之，远者望而效之，岂可以居贤人之位而为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财利常恐乏匮者，庶人之意也；皇求仁义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为庶人之行者，其患祸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矣。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录自《汉书・董仲舒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