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伏在国民政府国防部中的红色间谍——郭汝瑰。（网络图片）
一代人在抗日救亡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的学生运动中成长，他们满怀希望迎来的新天新地容不下他们单纯的热情和理想，他们被红色新政权弃如敝屣，即使他们有幸熬过文革的长夜，一生中大好时光也已耗尽，历史留给他们的只有一声深长叹息中共为何能在抗战胜利、蒋介石声望臻于顶峰仅仅四年之后，就将国民政府及其军队逐出大陆、建立共和国政权？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现在大家公认，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国民党军队控制地区的地下党，包括情报工作者，工作富有成效，若站在中共的角度来看，说他们为夺取政权立下了丰功伟绩，并不为过。
这方面的例证数不胜数。但我们想问的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共卖命——甚至是立了挽救中共的大功，夺权之后命运如何？
被论功行赏的自然也有，却非常少；而且，不难看出，这样的幸运者一定是在当局看来有继续利用的价值的。
比较多的前地下党员，是被安排在某个中级甚至基层岗位上度过余生（基本上都安排为副职或者冷衙门闲职），虽然郁郁不得志，但若只是在政治审查中有惊无险地过关，能寿终正寝，就谢天谢地了。
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高华的父亲高启发就是这样的一位。他1946年3月加入中共地下党后，受党指示报考国民党军政部无线总台，被录取为联勤总台下属72分台的少尉报务员；这个分台奉调北平，党先要他随行，后要他返宁待命，他便辞了职，回到南京，遵循上级指令再应试进入国民党的特务机关——国防部二厅所属电信总台，当中尉侦收员。有一篇题为“一位地下工作者的浮沉——高华父亲”的文章写到他的贡献之一：高启发发现“我二、三野战军各纵队的所有军事电报，都一份不漏地被（该机构雇用的）德、日破译专家破译”，他闻讯大惊，立刻汇报，情报上达三野政治部主任舒同，不久，第二、三野战军的电台呼号、波长和收发方式就都变了。
中共建政后，高启发被任命为南京市军管会公安局电信科副科长、代科长。一天，公安局组织部门通知他去华东党校“系统地学习马列主义”。同时去学习的共10人，除他之外，有原地下党员、现为分局副局长一级干部8人，还有曾专接蒋介石、宋美龄专线的地下党员1人。到了党校才得知是接受审查。“审查结果：10人中有9人以‘历史复杂，面貌不清’被开除党籍”，随后被铐走投入监狱，只有高启发幸免，被分配到第八区政府工作，而当局也不解释为何对他降职使用。
上述案例中那9人，实际上就是这些中共地下工作者在夺权之后遭遇的常态：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必然反复受到审查，在政治绞肉机中备受煎熬——既然曾经潜伏在敌后甚至是在敌人军政和情报机关，不论从所处的政治社会环境来看，还是从其工作使命需要来说，必然认识大量敌方人士或者政治面目极其可疑的人士。在当年，这是他们得以顺利为党工作、获得情报的条件；而到中共掌权之后，这就成了他们说不清、道不明、甩不掉的梦魇，被要求一遍又一遍地交代与敌人的“真实关系”。而到了政治运动来临，尤其是像文革高潮，就是他们的大劫，其遭遇的坎坷、受到的折磨，一点不亚于他们“战斗在敌人心脏”的年月——比夺权前的生涯更糟的是，天大的委屈，苦水也只能往自己肚子里咽：这是“自己的党”“自己的人民”在审查考验自己！
就说那个国民党中将郭汝瑰吧，他现在的知名度已是相当高了，但是人们多只啧啧惊叹他在国民党军事机构中为中共建立的奇勋，我更叹惋这位大功臣的后半段人生：在中共治下的遭遇。
郭汝瑰于1946年6月出任国民政府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10月，升任第五厅厅长；1947年3月，郭汝瑰任陆军总司令部徐州司令部参谋长，协同顾祝同指挥中原和山东等地作战；1948年7月，调任国防部第三厅（作战厅）厅长。
三年中，他将国军的大量军事机密泄露给共产党，其中包括：重点进攻山东计划、徐州司令部兵力配置、国军在大别山的调度计划、解围兖州计划、解围长春计划、解围双堆集计划、国军江防计划、武汉、陕甘、西南等地区的兵力配备序列等等。最著名的一项功绩是：1947年5月，在孟良崮战役中，郭将蒋中正决定的国军作战部署报告中共，为华东野战军以优势兵力包围并歼灭国军整编第74师作出了贡献。
郭汝瑰一直骗蒋说刘邓大军要向南跃进，成功误导让蒋中正做出错误决策。他还在国军内部制造混乱，动摇军心，1947年3月19日，400名国军退役将校因“整编”被迫“自谋生路”而发生的中山陵哭陵事件，就是他参与制定的整编方案一手造成的。
1948年10月，国军徐蚌会战（淮海战役）的作战方案由郭汝瑰所制定，此方案尚未下达到前线国军，就被郭报达给解放军的指挥部。郭汝瑰还影响蒋中正屡次变更作战方案，增加了国军在移动中被分割围歼的机会。
淮海战役后，奇葩的是，郭汝瑰继续得到层峰的信任：1949年夏天，郭汝瑰任国军第22兵团司令，直接指挥第21军、第44军、第72军和3个独立师；负责保卫四川。1949年12月，郭汝瑰在宜宾率部投降，彻底破坏了蒋介石固守大西南的大计。
郭汝瑰虽为中共在内战中的胜利做出巨大贡献，但与蒋介石对他“用人不疑”正相对照的是，共产党对他却“疑人不用”。解放军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未授予其军衔，他为中共所做出的贡献被守口如瓶，连他恢复中共党籍的要求也被拒绝。
在中共执政之后的那段岁月，两岸对峙，一方要“解放台湾”，一方要“反攻大陆”，所以对郭汝瑰这样的安排，是不是就像电视连续剧《风筝》中郑耀先（柳云龙饰）的故事那样，有与国民党长期争斗的考虑，所以仍然要他隐蔽身份，继续潜伏？
总之，郭汝瑰从1951年起担任解放军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军事史料研究处副处长、研究员。倒霉的是，1957年，南京军事学院一位投降留用军官“坦白”自己是“国民党特务”，郭汝瑰则是国民党潜伏特务组长；郭汝瑰随即被逮捕——这是意外？还是将计就计？还是什么人安排的“苦肉计”？尽管有人回忆了经过，但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后因董必武等人出面而被“平反”。郭汝瑰随后在“反右”中又被南京军事学院定为“右派”，但随即又被中央军委下令“情节轻微，不作右派处理”；文革时他当然也在劫难逃遭到批斗……1970年南京军事学院撤销编制，63岁的郭汝瑰像一件“处理品”放到重庆定居。文革之后，郭汝瑰总算得到一些安慰性头衔，担任了黄埔军校同学会副会长，还是全国政协好几届委员，1985年“享受副兵团级待遇”。1997年病逝重庆。
不知他在临终前回首前尘，内心深处，对这一生有什么样的感慨和反思？是忏悔，还是无悔？是惭愧，还是无愧？
中国大陆学者傅国涌发表过两篇文章，谈到中共中央对敌后地下党人员的方针。这两篇文章中说毛泽东和中共高层制定这样的方针“卸磨杀驴”“兔死狗烹”的政策，实在是见不得人。可以料想，在当时是严格保密，只有极少数高层官员知道、掌握并执行；在事后，也是多年守口如瓶。但是这种心态、这种方针、这种策略并不是个别人制定，更不会随风而逝，已经渗透到中共政治的血脉骨髓，根深蒂固，像传家宝一样，经过中共执政者一代又一代，也没有变、不会变，即便改变，也是“换汤不换药”，万变不离其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