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反共之名播于天下。（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蒋介石的一生有许多传奇，但最令人牢记的，可能会有三大特点：一，一生坚决反共；二，一生捍卫中国文化和领土主权；三，一生对教育事业重视。
蒋介石反共之名播于天下，但他早年未亲身接触共产主义以前，曾一度是个为俄共辩护的“粉丝”。作为满腔热血的革命志士，听闻俄共“革命”成功，推翻沙皇，很受鼓舞，也非常期待能身临其境。勤作日记的蒋在1919年1月1日写道：“近年拟学习俄语，预备赴俄考察一番，将来做些事业”，他为俄共辩护称：“如果有人攻击俄国革命，必与之力争；如有人攻击共产党，必竭力为之辩护。”
1921年7月13日，蒋写信给大元帅府秘书长杨庶，提出想去苏联考察：“为今之计，舍允我赴欧外，则弟以为无一事是我中正所能办者……如不允我赴俄，则弟只有消极独善，以求自全。”
孙中山等人商议后，决定以蒋为全权代表，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苏。
1923年，蒋中正以孙中山全权代表名义，对苏联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进行了历时约3个月的全面考察。这次俄国之旅让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彻底的转变。蒋中正在行程归国后，对苏联做出了较为全面细致的分析，他认为苏联这个国家在政治上独裁，在文化上不尊重传统并与中国传统文化格格不入，行使霸权主义，并预见苏联是对中国的威胁，而且预言苏联“赤色帝国主义”终将败亡。这些对苏联的分析和观点后来都应验了，可见蒋的认识之深刻。《苏俄在中国》一书系统的阐述了他对苏共和共产阵营的看法。蒋的部分言论摘录如下：
“苏维埃政治制度乃是专制和恐怖的组织。”
“俄共政权如一旦臻于强固时，其帝俄沙皇时代的政治野心之复活并非不可能。则其对于我们中华民国和国民革命的后患，将不堪设想。”
“在我未往苏联之前，乃是十分相信俄共对我们国民革命的援助，是出于平等待我的至诚，而绝无私心恶意的。但是我一到苏俄考察的结果，使我的理想和信心完全消失。我断定了本党联俄容共的政策，虽可对抗西方殖民于一时，决不能达到国家独立自由的目的；更感觉苏俄所谓‘世界革命’的策略与目的，比西方殖民地主义，对于东方民族独立运动，更危险。”……
他在给廖仲恺的长信中，更是一针见血的指出：“俄党对中国之唯一方针，乃在造成中国共产党为其正统……至其对中国之政策，在满、蒙、回、藏诸部，皆为其苏维埃之一，而对中国本部，未始无染指之意。”他在信中提到当时马列教徒的种种行为，生于当今的我们也并不陌生——“如中国共产党员之在俄者，但骂他人为美奴、英奴与日奴，而不知其本身已完全成为一俄奴矣。”
他在后来的日记里，对共产党的认识更加深刻：“毁灭本国伦理与历史”，“手段最毒，情义与道德扫地无余”，唯物论“使人类均将降入禽兽之域”。
蒋介石上面这些话，历史证明是正确的。苏联为数可观的金钱和枪炮，亦即糖衣炮弹，没有轰倒这个非共产党人。虐待和迫害，居然也没有拿下他的儿子蒋经国。
1927年12月，因苏俄驻广州副领事哈西斯在幕后指挥中共在广州暴动，国民革命军冲进领事馆，将其捕杀。南京国民政府随即宣布断绝与苏联的关系。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代表大会，向斯大林提出，要求共产国际继续向中国派出其代表。1929年2月，共产国际东方部在上海成立远东局，借此支援中共，同时，负责联络东方各国共产党。远东局下设政治部与联络部。联络部主任为阿布拉莫夫，其手下工作人员有牛兰夫妇等。牛兰，原名雅科･然德尼科，又名保罗･鲁埃格，原籍波兰，曾在共产国际南洋局工作，1930年3月奉调来华，在阿布拉莫夫手下当联络员，负责管理秘密电台、交通及经费等事项，同时兼任红色工会国际分支机构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处秘书。1931年6月15日，牛兰夫妇在上海四川路235号寓所被公共租界巡捕房逮捕。8月9日，在上海高等法院第二法院受审。14日，由上海警备司令部移解南京。
为营救牛兰夫妇，中共保卫部门和苏联红军总参谋部情报局上海站迅速共同制定了计划，由潘汉年和该站工作人员哈尔德･左尔格共同负责。宋庆龄于1931年7月因母丧自德国回国，8月13日到达上海。没过几天，即接到几个德国亲共人物来电，要求她设法营救牛兰夫妇。蔡特金在电报中说：“因为您是伟大的孙逸仙理想的真实的承继者，我希望你会热心地救援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局的工作人员。”蒋介石日记表明，宋庆龄曾于当年12月到南京，面见蒋介石，提出以遣返留俄的蒋经国作为释放牛兰夫妇的交换条件。
蒋介石曾担心拒绝宋庆龄的建议，会导致苏方加害于蒋经国，不过为了国家利益，他还是坚决的拒绝了。但在蒋介石日记中有云：“今日者母亡家破，子散国危。若不奋勉，何以对先人？何以见后嗣，勉之!”足以见他盼望子归的心情。同年12月，苏共通知蒋介石，蒋经国“不愿”回国，蒋介石一面感叹“俄寇之诈伪未已”，一面则自觉“泰然自若”。直至1937年3月，斯大林急需中国拖住日本，苏联缓解了于中共政府的关系，蒋经国才携妻儿返国。
1932年7月1日，南京国民政府以“危害民国”罪审讯牛兰。7月2日，牛兰以绝食相抗。宋庆龄在此期间为牛兰夫妇频繁活动。次年1月12日，因屡次坚持绝食的牛兰夫妇已濒临死亡边缘。宋庆龄再次致电汪精卫等：“君等若始终不欲牛兰夫妇复食，不应允渠等之要求，则全世界革命舆论、自由主义舆论者皆将指牛兰夫妇之死为国民党所预谋杀害，皆将指此种谋杀仅与希特勒之野蛮残酷差可比拟。”电发，没有任何反应。直到1937年12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南京，牛兰夫妇才得以趁乱逃脱。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交换的条件。
蒋介石一生对教育事业重视，有许多事例。比如马一浮是民国新儒家三大代表之一，曾自费到今南洋群岛考察，对闽人办的“道南学堂”颇为赞赏。此后，他在与弟子寿景伟、刘百闵等的通信中，流露出想找一处山水胜处，创办一所古典式书院的想法。后弟子们将马的这一愿望辗转传达到国民党最高当局。蒋介石决定在四川乐山县的乌尤山上开办书院。赴川前，马一浮提出，书院必须是完全属于社会性的纯粹学术机构，讲学不受政府干涉：一、书院不列入现行教育系统；二、除春秋祭奠先师外，不举行任何仪式；三、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在办学经费上，马一浮当初的设想是希望政府和社会各界捐赠，为书院修建房舍，购置田产，使书院能经济独立，自给自足，但国民政府只同意拨给一笔3万元的开办经费，以后按月给付经费3000元。如此一来，书院“与普通私立学校请官款补助无异”，会受制于政府。但蒋介石、陈立夫“始终以宾礼相待”。
1936年，蒋介石约见著名地理学家和气象学家竺可桢，希望他能出任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也提出了三个条件——“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这三条都得到了蒋介石的允诺，于是竺可桢走马上任。前二条国民政府基本兑现，但他却一干就是十三年，以“求是”为校训，明确提出中国的大学，必须培养“合乎今日的需要”的“有用的专门人才”的主张。到1949年竺可桢离任时，浙江大学已建成“东方的剑桥”。
与前面两位相比，史学大家陈寅恪的名气似乎更大。他被称为500年才出一个的教授，蒋介石称他为国宝。1949年后，留在大陆的陈任教于广州中山大学。与马一浮和竺可桢一样，他也曾跟官方开列过条件，不过不是三个，而是两个。1953年10月中国科学院准备设立三个历史研究所，其中第二研究所为中古研究所。当局决定邀请陈寅恪北上做该所所长。但陈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提出了就任所长的两个条件：第一条是“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第二条是“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并说：“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公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结果可想而知。于是，陈寅恪未就任，仍任教于中山大学。
马一浮、竺可桢和陈寅恪都是各自学科的权威大家，当局都看好他们的才和名，他们也都向官方抛来的橄榄枝开出过条件。这些条件的具体内容尽管有别，但本质都是要当局保证自己的学术自由，而结果却完全相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