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历史比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图片来源：Adobe Stocks）
伪历史灌输的是阶级仇、民族恨。伪历史比毒奶粉、毒疫苗更可怕，它是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
“选择性失明”的伪历史
高校必修课《中国近代史纲要》这样一本书，就是我所说的“伪历史”——打着历史的幌子传授非历史的东西。
其实它自己也承认自己不是历史，你们看它封面上写的，叫做“政治思想理论课程”。“窥一斑而知全豹”，从这里所谓的“纲要”我们就可以得知，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没有了真正的历史教育，有的只是伪历史。
从小学开始到大学，甚至到研究生，我们所开的全部历史课没有一门课是真正的历史课，都是思想政治教育课（严格意义上的历史教育乃是人文的熏陶，而不是纯知识的传授与记忆，如此，历史专业的历史教育都需要认真反思）。当然，这些所谓的“历史教科书”多少需要传授了一些历史知识（挂羊头卖狗肉），这些所谓的历史知识有经过严格“筛选”，有些是明显被篡改与被歪曲的，这些我没有精力对它进行一一批驳，也不值得认真对待。
“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历史观
重要的是史观，是历史教科书强行灌输给我们的某种思想。
历史教科书强调的历史观，一个是帝国主义的侵略，这是我们民族主义思潮的来源之一。所谓的“帝国主义观”，就是把中国的一切问题，动辄归结为帝国主义侵略，近代中国的灾难也好，落后也好，挨打也好，都归结于帝国主义的侵略。现在那些新左派们又在重新宣扬这个观点，改头换面叫做“国际体系”与“新殖民主义”之类。这个暂时不必理会。
其次是所谓的历史的“客观规律”。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幻觉：“谁掌握了历史规律，谁就可以使用任何手段来达到目的”，或者说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目的证明手段。”
他们的逻辑是：历史的必然规律如此，历史的发展方向如此，那么，掌握规律之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为了人类的远景、为了某个乌托邦，可以动用任何手段，甚至非人道的手段来达到目标。历史上所有的原教旨主义者、所有的共产革命者都是这样思考行动与言说的。
这是所谓“历史规律”的可怕后果，是中国近代革命过程中一再出现非人道暴行的理论依据、法理依据。不管他杀人杀多少，他总是正义的：“坏人”必须铲除掉，“敌人”必须根绝；“反动阶级”必须清理，错误思想必须清洗……而他却是永远的正确，真理在握！
罪恶往往借高尚的名义行动
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最恶劣的影响在这里，这个影响到现在不仅没有消除，且开始又一次兴起。我们的执政者，我们的那些权力在握者，还是以这种“真理在握”的姿态说话——“我们代表最先进的，所以我们就是正义”——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教科书之所以要反复讲授这个所谓的客观规律，就是在制造一种“幻觉”——历史规律不仅由他们认识，而且由他们代表，这是执政党合法性的来源，也是执政党屡屡使用非人道暴力的法理依据与心理背景。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着什么，代表着正义、规律或着先进之类，认为自己代表着永远的正确。这种思想是很可怕的。一切邪恶的东西总是以最高尚的名义说话；一切反人道的罪恶往往借高尚的名义行动。真理于是成了邪恶的工具，而邪恶却借此大法氾滥，毫无节制……
历史教科书“是狼奶还是毒品？”
其实，思想界早已对此进行了反思与批判，比如袁伟时先生。袁伟时先生2006年在《中国青年报》副刊《冰点》发表了《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没想到却引发大祸，《冰点》被停刊，报人李大同“被下岗”。袁伟时先生在文章里用了一个比喻，他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一代”，意思是说历史教科书在宣扬阶级斗争等暴力史观，新中国的青年一代就是在这种暴力传统中滋养长大的。然而就算是这个比喻也没有切中要害，“狼奶”毕竟还是奶，山东大学的孙文广教授认真起来，提出历史教科书“是狼奶还是毒品？”的质疑：
历史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是阶级仇、民族恨。这是些兴奋剂，是些毒品，它能使人产生仇恨，寻求报复。对本来很正常的事物，产生疯狂的敌对情绪，就像是斗牛场上的疯牛看见红布条一样。回想过去，斗地主、斗右派、斗“反革命”，斗走资派，斗劳教所的不同信仰者，某些人的表现不就是斗牛场上的疯牛吗？……
教科书中宣扬的阶级仇恨，对领袖和政党的迷信，使人在心理上产生畸变，把正常视为邪恶，把邪恶看成革命。这些教科书给学生灌输的不是人道、人性，从这一点上讲，可以称之为狼奶，确切地说那是些毒品，是些兴奋剂、麻醉品。狼奶的营养和牛奶没有太大的差别，而毒品则不一样，它对人类有害无益。
伪历史让我们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其实这已经涉及到历史叙事中的道德感问题。因为历史教科书给我们提供不是人的历史，而是物的历史，所以我们无法在历史的阅读中体会到道德的冲动。但历史却是我们道德感的主要来源。从这个角度看，历史教科书的最大罪恶，乃是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
中国人从整体上丧失了道德感，丧失了道德判断力主要源于历史教科书。
“历史人物”必然是道德人物，是道德的主体。而我们在读史的过程中也就会有一种道德感，从历史中得出一种道德体悟与训诫。其实，普通人在看历史的时候总是首先看这个人是好是坏，他对历史的感觉，对历史人物的评判也是他的道德感的一个重要来源。
像我国传统的历史书写方式，《史记》它的主要内容是人物传记，它是以人物为主体的，它里面的所有的历史都是围绕人物展开的，而不是围绕所谓制度、地理，气象这些东西展开的。
传统的中国史讲的是人，讲的是人这个历史的主体，讲他们的处境、遭遇、考验与抉择，讲他们的成败荣枯、奋斗与失败……从这些中总结人生的经验，人类的智慧，人性所达到的境界。读这样的历史，读中国传统的历史，往往就是一种人生境界的提升。我们往往能出从历史中读出同情，读出崇拜，进而模仿历史人物的言行举止，处世方式……
历史的主要功能，就是培养这种人类的道德感，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是把历史人物当作道德主体来叙写的，读者也一定会从中读出道德感。而以政治史、经济史、地理史为中心写出来的历史，只能让人读出知识感。把历史变成一种纯知识的输灌其实也让我们丧失了道德感。
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
对中国人来说，历史是道德感的主要来源，当然文学也是。还有宗教、神话和仪式等等。但没有宗教信仰的国人主要是通过历史获得道德熏陶的。
目前学术界流行一种“学术中立”的口号，似乎学术是可以中立与道德的。这是完全的误解。学术可以中立且必须中立与权力，但不能中立与道德。学术中立并不是说不能做道德判断。
历史学家比法官更加艰难复杂
有一种观点认为，历史学家不是法官，不能审判。历史学家不能对历史人物做有罪无罪的判决。
显然，历史学家所做的工作比之法官更加艰难复杂，但历史学的思考方式与写作（叙事）过程与司法过程以及法学的思考方式却有着极大的相同之处。
在很大程度上，历史学家的工作很像一个司法流程，接触事实，确定证据，重组事实，寻找因果链接，并由此对这一事实做出自己的认定。
历史研究的过程，历史叙述的文本，背后其实都含有这种审定性质。尽管谁也没有给历史学家这样的权力，但每个人、每个历史学家本身就拥有这种权力——如果把历史当做一个社会共同体共有的记忆的话。每个人都有权力拥有自己的记忆，同样，每个人也有权力审视自己的记忆。
说到底，历史学家的权力就是来自这种道德主体。正是在这种分享、反思、审视自己与自己所处共同体的记忆的过程中，人成为道德的人。
（原文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