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没良心?著名学者临终三个字点出症结(图)


披着才子外衣的流氓──郭沫若,为了私利反复无常。
披着才子外衣的流氓──郭沫若,为了私利反复无常。(网络图片)

所谓良知或良心,实际就是一个人的道德标准和价值观念。“个人的良心”,是一个人判断事物的正确与错误的底线。而“社会的良心”,就是指一个社会的道德底线。在自由民主的国度,人们说“知识份子是社会的良心”。中国著名学者钟敬文在去世前曾说:“知识份子应该是社会的良心,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注意到钟敬文把“是”替换成了“应该是”,陈述语态变成了虚拟语气。仔细研究近代历史,得出的初步结论是,中国的知识份子不仅不是中国社会的良心,很多人甚至根本就没有社会良心。他们没有对社会的责任感和道义感,就如他们在个人的生活中,缺乏道义和责任的私德一样。他们会为了一己私利,昧着良心,充当极权走狗。由于他们的特殊地位,以及社会对他们的盲目崇信,这些无良心无良知的知识份子,对中国的发展造成的极大的危害。

中国大陆的顶级红色学者郭沫若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66年6月文革刚开始,举行过一次国际国内作家的聚会“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讨论会”。郭沫若致闭幕词,题了一首诗歌《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在向毛主席表忠心之后,郭沫若还意犹未尽,接着向在场的江青肉麻地朗诵他的诗歌:《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诗歌是这样的:“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你奋不顾身地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

应该说,1949年前的郭沫若,是有才华而且有风骨的,学术上不无建树,而且还居然对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公开叫板。但1949年后,郭沫若却公开表态,应当烧掉他写过的所有的书。但这个烧书、砸文物的历史任务不是由郭沫若完成的,而是郭沫若赞扬的“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的江青领导下的文革小组所支持、操纵的红卫兵完成的,经过最高统帅和副统帅亲自检阅的百万红卫兵“在文化战线上陷阵冲锋”,在首都又在全国打砸抢烧杀的伟大得无以复加的大革命中,充当了历史上不光彩的“英雄形象”。他拍马屁甚至到了这个程度:迫不及待地说自己“没有把毛主席的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所写的东西,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

郭沫若一边无耻地拍马屁,一边对自己的亲人不管不顾。1967年4月,他的三子民英在部队自杀身亡,明明是冤死,他还是向组织写信,作自我批评,说“我没有教育好子女”。1968年4月,他的二子世英被北京农大歹徒绑架关押,他不敢过问,见到周恩来也不敢告知,还言不由衷地说“我是为了国家好啊”!

郭沫若号称才子加流氓,为了私利反复无常。有人讽刺他说是“软软腰肢,弯弯膝盖,朝秦暮楚,门庭常改”;还说他“大风起兮云飞扬,风派细腰是弹簧”。“文革”中郭沫若甘当走狗,把学术当作了政治宣传。今天已经没有什么人读他的书。人们提及郭沫若的时候,总是把他当作是无良文人的典型。

有人说“才子加流氓,势必丧天良”,这话说得很对。

“文革”中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著名的科学家钱学森为了自保,也曾如郭沫若一样。早在“大跃进”时代的1958年,钱学森就在报纸上鼓吹“亩产万斤”的科学性。当年农业大放卫星,危机四伏、饿殍遍野,饿死数千万人。可是钱委员还故作严肃地说:“土地所能给人们粮食的产量碰顶了吗?科学的计算告诉我们,还远得很!”他说,太阳光能射到地表,只要利用其30%,亩产就可能达到“两千多斤的20多倍!”一年后,他为了迎合毛泽东的狂热,又“精密计算”得出亩产潜力是5.85万斤,荒唐至极!无耻至极!在劳动人民被极权压迫,遭受人为的惨重饥荒的年代,钱学森也公然大肆鼓吹“亩产万斤”这套理论,明显就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在自然科学工作者中,这种丧天良的例子,恐怕不止钱学森一个人。

无论是文艺工作者,还是科学工作者,极权专制的宠信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政治”立场正确。于是,中国的某些知识份子就成了极权政治的附庸,使得他们必然地丧失了社会良心。

除了郭沫若和钱学森,再举一个经济学家薛暮桥的例子。薛暮桥曾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并且在中央财经小组工作。对于“大跃进”的疯狂,他明明知道各地官员上报的数据是假的,但他仍旧指示下属说:“现在大跃进的浪潮谁也顶不住,就按省委意见上报。”知识份子本来是与愚昧作斗争,与专制作斗争,传播真理揭示真相的人。可是当时中国最有知识的那些人,根本没有利用自己的知识,去唤醒劳苦大众。他们不仅不能承担起“社会良心”这副重任,相反却利用自己的知识、自己的地位使专制极权变本加厉。

陈寅恪曾经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对比于上述这样例子,就更加佩服陈寅恪。依附于野蛮的极权专制,甘心作极权者的走狗,这些人不配叫做知识份子。陈寅恪还曾经说过:“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一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在专制压迫之下,有良知的知识份子可以选择沉默,选择非暴力不合作。不管怎样,也不应该跳着出来,心甘情愿地为之充当马前卒。

极权专制下的知识份子问题,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知识份子的良知,涉及在极权制度下那些普遍性的价值观、文化、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种种问题。统治者的谎言和欺骗,人的软弱和自欺、迫害和自我迫害,受害者成为了加害者,背叛、告密和出卖……对于这些严肃的问题,人们往往下意识地选择了遗忘。

在封建皇朝的时候,顶撞皇帝是要杀头的,甚至要灭族的,但那时还有人敢于据理力争,面折廷争,为什么到了1949年以后,知识份子完全犬儒化,丧失了人格,没有了这种骨气和气节呢?

文革离开我们的时间并不太久,当代中国已经普遍地丧失了良知和诚信。知识份子,多是些政治投机分子和道德虚无主义者。他们以玩世不恭的方式,追求个人的私利。一旦失去了个人的良知,也就不会再有什么“社会的良心”存在了。

当皇帝光着屁股走到街头,众人啧啧赞叹新衣之美,就必须要有一些“愚笨而天真”的人大声说出来:其实他什么都没穿。当庙堂之上开始公开地指鹿为马,五毛们忙着从科学的角度、历史的角度、发展的角度来论证“其实鹿就是马”,就必须要有一些正直但不识时务的人站出来,走到说谎者面前,以常识和良知作答:不,那是鹿,不是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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