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念，优雅随年龄历久弥香（网络图片，以下皆同）
【看中国2018年8月22日讯】一、
郑念，原名姚念媛，1915年生于北京。郑念的祖父是清末民初的大儒，父亲官至将军，家世极为显赫。
郑念天生丽质，举止优雅，在天津南开中学读书时，就四次登上了《北洋画报》的封面，即使当年名声大噪的赵四小姐也只登上过一次。大家本以为郑念凭借家世美貌，会早早找个好家庭嫁了。谁知她却一步一个脚印，先是考入燕京大学，后又远渡重洋攻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
在伦敦期间，她与同校的博士郑康琪相识相爱，并结下百年之好，不久后生了一个女儿。
1949年，郑念决定和丈夫回到上海，原意是想为中华民族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而如当时许多怀有同样梦想回国的海外精英们，谁会想到在这个被共产党篡夺的国度，等待他们的将是一个如此悲惨的未来。
上海，这座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的大都市，华丽光鲜的外表之下，早已暗藏汹涌的无尽黑暗……
1957年，丈夫患癌症去世，那年她42岁。
二、
余秋雨曾在《山居笔记》中写过这样一段话：
“最让人动心的是苦难中的高贵，最让人看出高贵之所以高贵的，也是这种高贵。凭着这种高贵，人们可以在生死存亡的边缘上吟诗作赋，可以用自己的一点温暖去化开别人心头的冰雪，继而，可以用屈辱之身去点燃文明的火种。”
这段话大概说的就是郑念，丈夫去世后，她并没有被打垮，而是依然认真的过日子。
她会在夏天的晚上坐在自家静静的书房里看报。台灯的光照下，柔软的沙发，织锦缎的垫子，墙边装着中文英文书籍的书架。佣人前来通报有客来访，然后，会客厅里，主人和客人聊着天，佣人端来用精致瓷器盛的茶和英国式薄三明治……
郑念上海故居
本以为就这样在上海度过后半生，但是1966年夏天，在一个闷热的清晨，两位政府的不速之客来到了郑念的家。
旋即她被打为右派，随即被抄了家，理由是她资产阶级式的生活，长期留学供职国外，有很大的间谍嫌疑。
在臭名昭著的“第一看守所”里，她开始了长达六年半的噩梦。
这时候，郑念已经年过五十。她想起了早逝的丈夫，却不是哀叹命运，反是为丈夫庆幸：
“自他逝世后，我这还是第一次，不为他的去世惋惜。谢天谢地，他不在了。否则，他必然难逃一场凌辱和迫害。”
三、
在狱中，郑念要忍受各种饥刑、铐刑，还要时不时被拳打脚踢、精神虐待。孤立无援的绝望，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正常人早已失去了盼头，然而郑念却从未放弃对生活的热爱。
她借来扫帚，把监牢打扫得干干净净，给存水用的脸盆做盖子防尘，她甚至还编了一套运动操，让自己保持清醒。
每当看守员嘟囔着嫌麻烦时，她就振振有词地背出“语录”：“以讲卫生为光荣，不讲卫生为可耻。”让看守员无言以对。
有些人，即使生活在阴沟里，依然可以仰望星空：监狱的角落，她被蜘蛛吐丝织网而震撼；放风的时候，她为一朵野花而欣喜。她把狼狈不堪的狱中生活，过成了其他囚犯羡慕的“诗和远方”。
她的双手曾经因为手铐深深嵌进肉里，磨破皮肤，脓血流淌。她每次方便后要拉上西裤侧面的拉链，勒得伤口撕肝裂肺的痛，但她宁愿创口加深也不愿衣衫不整。尽管那个房间只有她一个人，甚至窗户都没打开。她说：那不体面。
她遭遇拷打时从未大声求饶过，她说：这太幼稚，也不文明。
6年间，她从未承认任何罪名，也从未揭发任何人。那时，在交代材料的底部，落款是“犯罪分子”，郑念每次都不厌其烦地在“犯罪分子”前面加上“没有犯过任何罪的”这几个字。
命运（其实是共产党）要判她有罪，可郑念坚信，命运可以改写。
1973年，郑念最终无罪释放，那个时候的她已经年近花甲，带着一身的伤痕和疲惫重见天日。然而迎接她的却是一个更痛苦的消息——她唯一的女儿自杀了。
在监狱里无论被如何折磨都没流过眼泪的郑念，在知道女儿离世后，终于哭了出来：
“我竭尽全力，为着生存而付出的种种代价和遭受的种种磨难，瞬间全部失去了意义。我只觉得自己四周一片白白茫茫，似乎一下子全给掏空了。”
她不相信像她一样热爱生活的女儿会自杀。她积极治病，重新修缮住所，并动用一切关系追查女儿死亡的真相，后来才知道女儿被人活活打死扔下了楼。
郑念（右）和女儿（左）
她老了，虚弱了，可依然斗志昂扬。命运似乎永远折不弯她的脊梁，生活只要还在继续，她依然要活得漂亮。
四、
1980年，郑念选择离开这片伤心之地。踏上离开祖国的船时，她已经65岁了。
离开上海那一刻，郑念的内心是复杂而痛苦的。
“将永远离开生我养我的故土，我的心碎了，完全碎了。只有苍天知道，我曾千百倍地努力，要忠贞于我的祖国，可是最终还是完全失败了，但我是无愧的。”
虽然去美时已经65岁高龄，但郑念很快使自己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和环境：诸如高速公路上的驾驶、超市购物及银行自动提存款机。
1987年，她出版了全英文写作的《上海生死劫》，用血泪书写了在那个可怕岁月所遭遇的非难，并成为当时风靡欧美的畅销书。
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库切都忍不住写书评说：
“在人的水平上，她的回忆录最伟大的可贵之处，在于她对自己抵抗心理和身体的压力的记录。”
也正是在这本书中，她用了笔名：郑念。既是纪念丈夫，也是纪念女儿。
《上海生死劫》火了之后，郑念受邀去各地参加演讲，她将演讲的费用和多余的稿费，都捐给了美国一所大学，用来资助那些中国留学生，依然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对故国做一点点贡献。
1988年在夏威夷演讲的时候，郑念将丈夫和女儿的骨灰洒在了大平洋——因为太平洋与中国相邻，海水会将他们带回祖国。
她也留下了遗嘱，死后骨灰同样洒进太平洋，让一家三口在黄浦江汇合。
94岁时，郑念的生命走到了终点。
命运把她的生活蹂躏成一张张皱纸，但是这个双鬓落雪的老人，却始终散发着一股浑然天成的高贵气度。
在郑念逝世后，人们纷纷赞其为“最后一个贵族”。她也的确当得起这样的称赞。
她用倔强与自尊回应苦难，她用勇气和固执对抗强权。无论身处怎样的命运漩涡，她都不放弃去发现生活的美；无论在哪个年龄段，她都只听从自己的内心坚守尊严。
她是民国天空下那朵优雅的千年花，演绎一生之美的传奇，她一直美丽着，无论暖春还是严冬，无论地狱还是天堂，从不曾凋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