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信共产党 数百名空军军官被打成“右派”(图)

2018-09-04 06:55 作者: 杨崇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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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
1957年,中共发动反右运动。(网络图片)

2000年10月,一批原解放军空军右派军官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故地重游,悼念在反右劫难中死去的战友,反思那场给国家、民族带来巨大灾难的政治运动。会后大家分别撰写回忆文章,并结集成《求索1957》。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全军有多少空军军官被错划打击?因档案至今未解密,总数仍是谜。仅《求索1957》记述,被送到辽宁省绥中县前所果树农场“劳动锻练”的东北空军一部分右派就有154人,送去劳动教养和留在工厂劳动的约十来人。还有一大批送去密山等农场劳动的中右分子,其数量更是惊人,其中第八航校去的就有20多人。

莫须有之罪

在反右运动中,这些空军右派军官遭遇的“引君入瓮,罗织罪名”的方式,大致有11种类型。

1、以言定罪

整风开始时,领导号召“帮助党整风”,提出“给党提意见是对党的爱护,提的意见越多,说明你对党越是忠诚”,鼓励人们鸣放,并且一再宣布“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有则改之,言者无罪”。绝大多数人因此入网。

郑全东,北京人,1930年生,18岁加入地下党,1950年参军,东北空军政治部宣传部助理,妻子在辽宁省总工会工作,鸣放时,妻子单位已抓出一些发言的同志打成右派,因此警告过他。但他坚信党的号召,也自信对党忠诚,提了一些意见,就坠入网中。

第八航校反右办主任周德润(校政治部主任)鸣放时找训练部材料制图系教员余凯成、周建文、姚茂松等4人座谈,上尉教员余凯成提出“现在政治运动宁左勿右,左也左得可爱”;周建文说“干部政策重德轻才”;姚也说“思想改造应潜移默化,要和风细雨”。结果这三人被定为右派,占全系教员人数10%。

2、以文定罪

杨润桐,第三航校高级教练机飞行教员,江苏盐城人,1931年生,1946年(15岁)参加新四军,当过骑兵侦查员。1950年调入空军,培养成为飞行教员。鸣放中,他响应号召,写大字报反映家乡农村一些村干部工作简单粗暴,合作化挫伤农民生产积极性,农民吃不饱等问题,被定为右派。

3、受命代笔获罪

王玉林,北京人,鸣放时是第三航校飞行员、中队整风组长。他所在飞行团直到1958年3月才开展突击整风。这时全国反右已近尾声。他心中已了解反右情况,未婚妻也曾告诫他不要乱说。因为大部分战友都在1957年回乡探过亲,座谈会上,大家将在农村的所见所闻“鸣放”了出来。空军派来领导整风的一位梁副部长,召集各组组长开会之后鼓励他说:“小王,你们相信党,没有顾虑,所以鸣放得好。”又号召大家向王玉林小组学习,并要求他们写出大字报,以便让其他组观摩学习。小组同志们推选他根据会议记录,综合归纳去写。于是他就写了“飞行员待遇问题”、“农民生活苦,粮食不够吃”、“地方干部欺下瞒上互相包庇,私设公堂,吊打百姓,逼缴公粮”等十几个方面的大字报。他坚信自己所作所为没错,对党一片忠心,坚决不服强加罪名,被定为极右份子。

第三航校飞行教员白孟秋,在帮党整风期间,因他是飞行学员组长,领导要他把大伙发言情况写篇报导反映上来,借此改进工作。大家推荐让他代笔起草,经全体飞行人员举手通过,以五组名义转上,谁料这篇文稿竟被诬为毒草,就此被定为右派。

4、随流签名获罪

许为南,空军第16师第46团电气特设师,1957年秋回浙江衢州老家探亲,得知一些老师、长辈在整风反右运动中落马,他感到茫然、心怵,所以在1958年春空16师开展反右派文件学习时他谨言慎行。为了打破沉默,发动鸣放,领导一再动员,并明确宣布:“根据军委批示精神,师以下战斗部队只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不抓右派……”又组织排以上干部去第48团参观学习,他因值班没去。大家参观回来后,第46团维护组的干部写了一张小字报,大家都签名,责成他把小字报抄写成大字报。全文33个字:“团党委整风中顾虑重重,不敢引火烧身,希望师党委派工作组帮助四十六团整风。”因帮助抄这份大字报而被加上“不要党的领导”的罪名,定为右派。

5、汇报情况获罪

卢菊生,湖南桃江人,鸣放时,是空三军旅大高炮指挥部秘书。1957年夏末秋初,他回老家探亲,父老乡亲闻讯前来看望,言谈中向他反映:“近两三年,随着初级社转为高级社,产量一年比一年减少,农民辛苦劳动一年赚不回口粮钱,甚至还要倒贴,可农民哪来钱呀,就是写封信也得眼睁睁地等老母鸡下完一只蛋,才能卖出八分钱来买邮票。农村的干部今天县里开会,明天社里开会,回来就发号施令,下达指示。根本不听取群众意见,经济不民主,账目不公开,对上级奉承吹捧,对下面苛求卡压。谁要是提点意见就打击谁,甚至给扣上‘坏分子’‘反革命分子’的帽子,所以农民只有忍气吞声,消极怠工,出工不出力,以致地里杂草丛生,人民面黄肌瘦。”卢菊生出于对党一片忠心,回部队后写信向湖南省委反映。一个月后,湖南省委将信转给部队,他就被定为右派份子。

6、以隐私为据定罪

曲有盛,辽宁盖县人,东北空军组织部干事,因在日记中写了苏联红军1945年在东北强奸妇女、抢劫财物,质疑“这叫什么国际主义?”就把他定为右派。何燕,湖南衡山人,第八航校训练部飞机维修教员,有写日记习惯。鸣放时,按要求上交日记送审。日记中的小诗《空中的花》成了批判的靶子:“一朵小花,在绿草丛中/不安分地/摇晃着,挣扎着/一阵风,把它带上了蓝天/随风飘荡,呵!多好/我比谁都高,比谁都快乐/一场雨把它淋落地下/呵!呵!哎唷!/一辆车驶过,把它压成土末。”批判者说它是对积极份子的讽刺和谩骂。而攻击先进人物就等于攻击领导,攻击领导就等于攻击党支部、就是攻击共产党。如此层层引申,硬说这首小诗是大毒草,是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重要罪证。

7、被栽赃陷害

肖方,江苏人,1940年参加新四军,多次立功,任空军大连文化干校训练处长。鸣放中,他向领导提了两条改进教育方法的建议。主要领导借题歪曲,说他“看不起领导,对领导不满,反对领导,就是反党……”。于是就定他为右派份子、阶级敌人。

王景华,河北博野人,1939年入党,获过“一级战斗英雄”称号,鸣放时是第三航校团政治处主任。1956年返乡探亲,鸣放时反映一些统购统销情况被定为右派。

罗友乔,1948年在上海交大读书时加入地下党外围组织新青联。1951年参军,第八航校训练部教员,曾作为解放军代表参加过天安门观礼。鸣放中没有言论。只因曾同意部分军官向空军政治部反映对政治学习的意见,引起第八航校政治部个别领导人不满,借反右之机栽赃陷害,强加右派罪名。

8、无端怀疑定罪

汪业祥,安徽芜湖人,空军第十六厂电气技术员。1958年春,十六厂已宣布“本厂无右派”。可是突然有人检举,说他1951年在杭州预备总队学习时曾在睡梦中呼喊“国民党万岁”。无论他怎样辩白,最终还是定他为右派。

卓守鹤,浙江杭州人,东北空军机务学校教员,他9岁丧父,14岁开始打工,自学无线电技术。抗美援朝期间调到中朝人民空军联合工程部,完成任务又回到东北空军工程部。那时飞机上的罗盘故障多,为解决这个问题他做了一个无线电罗盘试验台。有位政工干部提出:“一个仅有小学文化水平的人,竟能掌握无线电技术,造出收发机仪器,这技术是哪来的?”“他天天深夜一个人在实验室里到底干什么?”怀疑他和国民党敌台有联系,受到审查。1957年整风时,他为肃反遭审提意见被定为右派。

9、顶替名额

邓衍杰,武汉人,第三航校飞行教员。在一次晚上宿舍拉亮电灯时,他说了句俏皮话“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就被推理为“暗示我们的社会黑暗”。但这只是定他为右派的一个借口。真正的原因是,反右时,他所在的大队划了两名右派,其中一名的右派问题航校党委不能定,三次上报空军党委都没有批准。这样一来,空缺的一个右派名额就由父亲是右派的邓衍杰顶替了。

10、按预定指标凑数

反右时,从上往下,按照各单位人数下达右派指标,若达不到指标就会被批评为“右倾”。有些同志本没有言论或大字报,但领导为了凑数就把一些人凑为右派。第八航校教员赵竹侨,鸣放时被借调北京空司工作,未参加鸣放,主观认定他家属资产阶级而定为右派。

11、无妄之灾

袁德修,河北蔚县人,鸣放时是空三军第206团俱乐部主任,至今他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被打成右派。还有一名右派,名字忘记了。给他摘帽时,翻阅档案,找不到有关材料。去信原部队询问,回答说他不是右派,误送到这里来了。就这样他被白白地折磨了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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