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8年9月5日讯】我小学的时候住在农村旁边，我和农村的孩子们一起读书，玩闹，吵架。我熟悉他们的口音腔调，知道他们的脾气。
后来我升初中。我妈想办法托人让我进了一所离家比较远的中学，骑自行车大约要半小时。而我的小学同学们留在我们的小学院里，小学楼面对的就是初中楼。
我没有问过我妈为什么要进不同的学校，在新中学我学得也不算开心，成绩不算好。在那里我也交到了一些朋友。我们家庭条件仿佛，眼界也差不多。大家都不聪明，也都没什么太高的指望，日子嘻嘻哈哈还是好过的。虽然我成绩不好，但有更多的同学比我成绩还差，一折合我的成绩又仿佛好了起来。
刚读一年，我妈又找到了个机会，把我转到全市最好的中学去。我仿佛是刘姥姥进了大观园，第一次知道原来绿外套配红围脖是土气，知道原来同学生日可以聚会庆祝，知道班里有副市长的女儿，她长得不好看但总有人巴结，知道有人的才艺是工笔画，知道有人自己选择自己的衣服，知道班里有男生霸凌，但班主任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这个学校我是没有身份的人，老师看不到我，同学也不怎么看得起我。我别别扭扭的适应了一年，心理全面厌学，考了几个六十几分，把我爸妈都吓到了。
在我初二结束的暑假，我妈又给我想办法转学到了一个离家依旧很远但质量很一般的初中。我在那所中学重读了一次初二的课程，也就是说我的初中读了四年。一般人要接受九年义务教育，而我是十年完成的。
再后面的路就不用说了。我大约明白了读书升学是我必须要走的路，我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选择成绩好点让父母别来烦我，或是成绩差点在他们面前抬不起头来。我当时未必想了那么多，我只知道我没有别的路。然后我就走到了现在。
我在新闻视频里听到了我小学时就熟悉的口音。我知道我的小学同学也许就在这群人里，他们很早结束了学业，很早工作，很早结婚生娃，很早进入中年。他们跟我一样没有别的选择，也许早在小学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了没有什么会保障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父母没有稳定的收入让他们一年又一年的尝试读下去，也没有人来告诉他们读书会通向另一种更有保障生活。也许有人告诉他们，我猜他们也不会信，毕竟许诺没有工资和养老保险那么让人踏实。他们像我一样不爱读书，但他们没有父母提前帮他们张望过未来的路，我和我的小学同学就此失散了。
现在我看到人们在洪水里哭，他们的口音是我熟悉的乡音。他们哭，就像他们小时候会被父母打，因为他们不体谅父母的难处要这要那。他们哭就像某个夜里，他们也想过不一样的人生，但那人生就像小说电视里的那么遥远。他们哭，在孩子生病时哭，在亲人病逝时哭，在收成不好时哭，在被欺骗时哭，在遭遇天灾时哭，在被遗弃时哭。
我曾经以为自己是个很普通的人，生在一个很普通的家庭，走了一条很普通的路。现在我知道，自从我住在职工大院而他们住在村子，一切就都不同了。现在他们在水里哭而我在远方的单元楼里哭。
@楚襄ing
2000年的一个深夜，来自江苏北部沭阳县的4个失业青年潜入南京一栋别墅行窃，被发现后，他们持刀杀害了屋主——时任中德合资扬州亚星-奔驰公司外方副总经理的德国人普方及其妻子、儿子、女儿一家4口。
案发后，4名18岁-21岁的凶手被捕，并判处死刑。普方从德国赶来的亲友发现，4名年轻的凶手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也没有正式的工作，这都致使他们愚昧、短视、社会化程度低。普方的亲友们恳请不要判处他们死刑，随后凶手被依法处死。
此后，普方的亲友来到中国，成立普方协会，资助苏北地区的贫困中小学生完成9年义务教育。
随着中国逐步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他们把资助对象延伸到高中。高中生每年资助2000元，初中生每年资助1200元。按照普方协会的要求，孤儿、单亲家庭、父母患重病者和女孩被列为优先资助对象。
普方协会现任执行主席万多明努力用中文表达自己对教育的理解：
不是说一个德国人被杀，我们就会给凶手的家乡提供奖学金。但如果一个人感到自己有未来、有机会，他就不会想去做坏事。这对他自己，对别人，都有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