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学校的受害者又绝不限于教师，受害者中还有一部分中学生。（图片来源：李振盛博客）
文革之初，红卫兵奉旨造反，教师被学生暴打致死的现象屡见不鲜，北京尤甚。其中影响波及全国的受害案例，是北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卞仲耘。网际网络上的信息显示，打死卞的主凶，都属太子党，这使人们对处于弱势的教师，更增添几分同情。所以凶手中虽有人向卞的家属道歉，但未获认可。
卞仲耘是1938年参加革命，1941年加入中共的老干部，在学校是专司掌控教师思想的总支书记。在文革前，她在学校是足以呼风唤雨的最高领导。卞在1957年扮演何种角色，毋须在此赘言。因此卞与纯粹在课堂内以授课为业的教师相比，区别不言而喻。事实上，真正在课堂授课的教师中，有的因被划为“历史反革命”；有因出生于地主家庭；也有因被划入“右派份子”或“漏网右派”，还有的因“不满现实”或因“反革命言论”者。他们惨遭迫害死于非命，社会反响却无法与卞仲耘的死亡相提并论，其中原因又在哪里？我同情那个年代的教师，更大程度上是对底层授课教师的同情。
然而我更想指出的是，文革中学校的受害者又绝不限于教师，尤其在文革中后期，受害者中还有一部分中学生。这一事实，长期来被我们这个社会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但愿下文中我所揭示的史实，能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回忆。
我在大学毕业的年份正处于十年浩劫，专业早就被打破，我自己甚至不明白究竟学到多少专业知识。直至上世记70年代中后期起，约有10余年的时间我在上海的一所中学教数学，有机会目睹中学生自文革中后期的所谓“复课闹革命”起始，惨遭打击的真相。“复课闹革命”时期，工宣队进驻学校领导斗、批、改，学生必须每天到校接受无产阶级政治教育，上午第一节课是“天天读”。“天天读”当然是读毛泽东著作，包括“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马克思主义第三个里程碑”；“十次路线斗争”；“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等等，此外代数、几何合并为数学，文革前教材原有系统性被推倒，内容支离破碎，此谓“为生产斗争服务”；语文课则以歌颂毛泽东及其革命路线为主；物理课改称“工基”；化学课改为“农基”等等。
因1966年开始全面停课大串联，十几岁的少年失去读书机会，流散在社会上，不同程度地沾染了不良习惯，最显著的是一部分男生开始吸烟，公开打群架的比例上升，少数男女生之间，开始有相互吸引的倾向。一名中学生如果在校外曾经吸烟，又与女生可能有点说不清、道不明的嗳味，在大多数教师眼里就是流氓阿飞。我记得文革结束后不久，北京有作家在小说中揭示，中学教师将西洋小说名著《牛虻》视为黄色小说，此类现像在上海同样非常普遍。那时教师只须认真读《毛选》，经常向党的基层组织或工宣队汇报思想，就可获赏识或成骨干，而西洋小说属“封、资、修”，少数人想看也只能冒风险偷偷看，一旦被发现便成了异端。如果学生偷看“封、资、修”，往往被视为“阶级斗争新动向”，也就是“资产阶级同我们争夺接班人”，还要揪出幕后“长胡子的人”。
总之，文革中后期的“复课闹革命”，教师似乎获得一点主动权，因为刘少奇已成死老虎，“资产阶级统治学校”无人再提及。教师头上那顶“臭老九”的帽子虽未摘除，但他们的主要职责，已经是在工宣队领导下“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如此口号听起来有点神圣，也令教师中的左派受宠若惊。这与文革之初有明显区别，文革之初学生迫害教师，是因为有最高指示：“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如此微妙变化，使得无论前期教师遭受打击，还是后期学生遭教师迫害，都可以用阶级斗争理论作出解释，由此变得合情合理。十六、七岁的少年，对异性开始产生兴趣，在一个正常社会里，不应被视作罪恶，也谈不上“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争夺下一代”。我觉得那种对异性情感的外露，对中学生而言，虽在年龄上欠合适，但却是纯洁的。比起现今官员借助权力迫使年轻漂亮女子当二奶，不知要清白多少倍。少数青少年即便偷吃禁果，也不值得大惊小怪。但在那时，这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就是争夺接班人的斗争。
在我曾经任教的那所中学里，78届学生中有一女生懵懂中与男生发生了性行为。这件事究竟怎么会被学校教师悉知，我不清楚。大凡积极“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教师，对此类“阶级斗争新动向”也更敏感。我给这女生所在班级讲数学课，因而此事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至今记得那女生的姓名。
女生被带到教师办公室，准备接受“教育”，那时中学教师办公室按年级组安排。班主任也是女人，首先命令学生“态度端正”。“态度端正”的含义就是老实交待，不肯老实交待，当然是“态度不端正”。只有“态度端正”，才能得到宽大处分。我不知道这一套严密的话语系统究竟是怎样形成的，这是一套有理、有据，又含威胁的话语，涉及到“同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大是大非”问题。若换在其他中学，估计犯事学生同样会遭遇这套话语的“教育”。
女生当时忍受着怎样巨大的心理压力？这一点从未有人在意。从表面看到的是，她满脸涨得通红，不敢抬起头，声音很轻，似有一种深深的负罪感。严词训斥她的教师，对她作了谈话教育后，命令她写检查。写检查就是老实交待，只有留下白纸黑字的书面交待，只有把具体过程详细坦白，才算是“态度端正”。女生第一份、第二份检查被判“态度不端正”，究竟第几份检查才算“态度端正”，我不清楚。可怜的少女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将那段本不愿启齿的隐私，连同详尽的细节在纸上和盘托出。
在一个隐私权受法律保护的社会里，罪犯不是这个无辜的少女，而是对少女施加野蛮压力的教师。然而一切都是颠倒的，这个女生只能忍着巨大屈辱，被迫“交待”自己的隐私，以此向教师、向学校讨饶，以求得宽大处分。文革结束后，在我的旧宅附近，还发生某重点中学女生（姓施），因教师判定与另一外地男生有“约会”嫌疑，对教师的教育不愿“端正态度”，最终在重压下愤而从新建住宅的6楼跳下自杀，后被学校视为咎由自取，亦无教师承担丝毫责任。
那时中学教师每周二、五下午不排课，腾出的时间用于政治学习。在政治学习的时候，女生的检查交待开始在教师中传阅。为人师表的教师们，兴奋地传阅着女学生醮着泪水写出的隐私与屈辱。教师们对此种孤本的传阅，简直有点争先恐后，其实与欣赏色情小说无异。这些左派道德家们嘴上高唱“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内心却带着强烈的偷窥欲，以此寻求心理上的满足感。尤其是中年女教师，看完还非得骂几句，仿佛唯有大骂几句，才能显出自己的贞节：“嗳呀！实在下着，阿拉那个辰光……”，“啊呀呀！格种拉三，真不要面孔……”（“拉三”是上海市井常用词，意即堕落女子，或相当于“野鸡”）。
至于那个男生，下场更惨。首先是少不了挨男教师的拳头与耳光，然后也是写检查。一个教师，在“向资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旗号下，对学生行凶施暴，被视为对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负责。其实以我观察，那男生甚至不能列入差生行列，没有校外抽烟或打群架的记录，课堂上也没有影响教师讲课的举动。但在革命教师看来，偷吃禁果就是最大的恶。在问及究竟受谁教唆时——这也许是阶级斗争新动向。男生被迫交待真相：原来是因半夜偶然发觉父母“做那事”。彼时上海住房极紧张，子女与父母同处一室就寝者比比皆是。学校狠抓阶级斗争，但没有不许父母“做那事”这一条。最终对“阶级敌人教唆”的怀疑消除了，那男学生也被送入工读学校。
现今青年一代不知文革中后期曾有工读学校这段历史，工读学校近似于劳教所，上海每个区都有若干所工读学校。一名青少年学生，未经任何法律程序，只要学校出面，就可被戴上“失足青少年”的帽子，就可被强行送入失去自由的工读学校。工读学校的老师打学生，几乎是公开的。这些实为职业打手的教师们自己不读书，完全不学无术，他们的工作就是管教学生。凡被送入工读学校的学生，意味着前途彻底丧失，并成为个人档案中永不能抹去的污点。我不排除工读学校也有品质差的学生，但未经法律程序而取消一个青少年的自由，却是一个社会的人权问题。文革结束后不久，工读学校被官方悄悄自行解除，但至今未给予社会、未给予受害者们一个公开、明白的解释。
1980年代中期我回到自己的专业，也永远告别了中学，但我不会忘记，文革中后期的所谓“复课闹革命”那段历史。对于那个年代的中学生而言，这是一段黑暗的岁月。即便受伤害最轻的学生，他们在最适合读书并接受知识的年龄段，也是在一片“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革命”的喧嚣声中，浑浑噩噩地迎来自己的青春，又浑浑噩噩地葬送了青春。至于上文中因偷吃禁果而使身心俱受伤害的学生，以及许多类似遭遇的学生，还有更多被强行送入工读学校的学生，他们尚未在自己的伤痕上认真抚慰过，却过早地已被社会遗忘。现今他们的年龄已离60岁不远，如同比他们更早的“老三届”一样，也许他们在高唱红歌后，甚至还会冒出一声“青春无悔”的口号。
那两名曾经偷吃禁果的学生，永远无法为当年遭受的精神蹂躏讨个说法，更不会像文革中挨整的老干部那样到处鸣冤叫屈。默默地承受是他们唯一的选择，他们只能是那个时代被遗忘的受害者。几十年过去了，不知他们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