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人皆苦:那些可怜人(图)

2018-10-24 11:00 作者: 波特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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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Pixabay)

【看中国2018年10月24日讯】我舅舅是县烟草局的职工。三十年前,他是一个二十岁刚出头、一身正气、走到哪里都能招呼来一堆“狐朋狗友”的年轻人,工作是往各个乡镇的店铺送烟。

他每天开着单位分配的一辆小三轮,怀揣一两千元巨款和一把水果刀,穿梭在乡镇的大小店铺中间。

因为在乡下待的时间长,他经常带回许多让当时幼年的我匪夷所思的故事。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世的悲苦。

有一次,我舅舅在一个村子的小卖部卸烟。进来一个白发拄拐的小脚老太太。她佝偻着干瘪的身子,颤颤巍巍的从怀里掏出一毛钱,向店老板嗫喏道:“俺牙疼啊,给俺称一两白糖行不?”我舅这才注意到,这老太太半边脸肿的老高。

店老板摇摇头,干脆的说:“一两白糖我称不起,你走吧。”老太太央求道:“那二两行不?”老板还是摇头。

我舅顿生不满,掏出钱包,对店老板说:“一直以为叔是个实在人,没想到一两白糖都舍不得啊。”

转脸对老太太说,“你先别走,我给你称两斤。可是你要白糖干啥呀?”老太太说:“买不起药,按上白糖止疼啊。”说完就痛苦的捂上了脸。

店老板从柜台里拿出磅秤,边称白糖边说:“小王你不了解情况。村里这样的老人多了去了,我哪里管的来啊?就说她吧,她四个儿子都不管,让她自己住在前院的柴火堆里。我要是管了,人家儿还不揍死我哩。”

我舅跳了起来:“操他妈的!他儿子住哪儿?看我不弄死他们!”说着就往门外冲。店老板一个箭步跨出柜台,死死拉住我舅:“这是干啥?这是干啥?你可别给我惹祸!你可别给我惹祸!”又把里屋的儿子喊出来。两人合力,才没让我舅出去砍人。

在两人的劝说下,我舅放弃了打抱不平的念头。他在小店里买了一些鸡蛋和饼干送给老太太,但店老板说这些东西必须寄存在他店里,老太太需要的时候随时来取,因为如果她把这些东西拿回家,不出一天就会被儿子儿媳抢光,而且还有可能打起来呢。

过了一周,我舅又去那个店里送烟,店老板把他上次支付的钱退给了他,说:“你走之后的第二天,那老太太就死了。你给她买的东西她啥也没来得及拿。”

我们那里在腊月二十六有赶年集的习俗。那天通常是我舅最忙的一天,县城乡下来回好几趟装车卸货。

有一年的年集下了大雪,他给最后一家店送完货后,发现三轮车坏了。好心的店主便把自己的摩托车借给了我舅,好让他在天黑透之前赶回县城。我舅就骑着摩托车上路了。

骑到一座荒村道边时,在纷纷扬扬的大雪中,他隐约看见马路对面走着一个人。穿过马路,才发现是一个干瘪黑瘦的老头儿,穿着一件四处漏棉花的夹袄,背着一个沉重的麻袋,把他的整个身子都压弯了。

我舅停下车问:“大爷你去哪儿啊?”老头儿说:“去县集上卖萝卜了,现在回家去。”

我舅问:“家在哪儿?你上来我送你。”老头说:“家在某某庄。”

我舅一听,还有五六公里,又问:“这么老远,你咋跑到县城卖萝卜去了?”老头说:“庄里人自家都种,只好在县城卖啊。”

我舅把身上的军大衣脱下来让老头穿上,又一手稳着摩托车,一手把老头扶上车。可那一大麻袋萝卜却怎么也放不下。

我舅从口袋里掏出10块钱塞给老头说:“这萝卜我全买了,就扔到这儿吧。我先送你回家。”

老头一听,一下从摩托车上跳了下来,抱住地上的麻袋说:“不行不行。俺忙活了半年种出来的,咋能扔了?”

我舅说:“我不是买了吗?你嫌少我再给你加10块。”老头说:“你就是给俺100块,也不能瞎了这些萝卜啊,”委屈的像是要哭出来。

眼看雪越下越大,天色也越来越昏沉,我舅只好又给了老头10块钱,军大衣也没要,顶着大雪自己走了。

烟草买卖是国家垄断行业。我舅后来调到了烟草稽查队,查处私烟贩子。大多数情况下,烟贩子被抓,会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嬉皮笑脸、敬烟拍马屁,求放自己一马;还有一种是去你妈的,老子没犯法,就是犯法了也不是故意的。

但是有一次,我舅一行七人在一个镇集上抓到一个推着自行车卖烟叶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早就过时的土黄军装,推着一辆破旧不堪的老式自行车;车前横梁上睡着一个婴儿,后座上绑着一叠干干净净、平平整整的干烟叶。男人看到一群穿制服的人围上来,顿时面如灰土,浑身筛糠。

通常遇到烟贩,稽查队会开罚单并没收烟叶,但看到男人惨兮兮的样子和车上的婴儿,他们只说了一句“私人烟叶不能卖,抓住了要没收,快别卖了。”就离开了。

稽查队那天跑了几个镇子,半下午才回到县局。可当他们走进局大院,竟然看见办公楼门口蹲着早上那个男人。他抱着扭来扭去的孩子,破自行车立在一旁,车后座上仍然绑着那一摞烟叶。

我舅舅走上去,问:“这么热的天儿,你也不找个阴凉地方让孩子避避啊?”男人指指自行车上的烟叶说:“阴凉地里怕你们看不见俺。俺把烟叶送来没收了。”

我舅哭笑不得:“行了行了,烟叶我今天不没收了,你自己拿回去抽吧。”男人说:“公安局不抓俺?俺可不能进公安局啊,俺老婆是个傻子,俺儿子没俺可不行啊。”

我舅说:“我保证公安局不抓你。你快走吧,一会儿我们领导下班看见你,你就走不了啦。”说着掏出钱包,把一些零钱给了他。另外六个稽查队员也都掏了腰包。那个男人流了泪,嘴唇抖动着:“哎呀,哎呀,你们真是大好人啊。”

几天后,烟草局的门卫给稽查队办公室送来一个包袱,说是一个骑破自行车的农村男人送来的。

打开包袱,是七个新蒸的大馒头。

后来,我舅在三十岁时踏上了仕途,又经过了十几年的摸爬滚打,他终于在仕途上为自己辟出了一条金光大道。我上高中后就很少见到他,也不再听他讲故事了。

大学毕业那年,我和他一起去赶腊月二十六的年集,遇到一个衣衫单薄的卖菜老头儿。

别家商贩都是穿着暖和鲜亮的冬衣,兴高采烈的叫卖着摆满了自家小货车的新鲜翠绿的蔬菜;只有这老头孤零零的瑟缩在街角,鼻子耳朵冻的通红,一双布满血口子的手放在嘴边不停的哈着。

他面前展着一张辨不出颜色的旧包袱皮,上面堆了几堆蔫枯发黄的韭菜和菠菜叶子。

我说:“舅,咱买他的菜吧。”舅舅瞥了一眼那老头儿和他面前的菜,说:“这菜买回去能吃?”我说:“大过年的,可怜可怜他嘛。”

我舅不可思议似的瞟了我一眼,说:“有啥可怜的,他自己没本事能怪谁呢。”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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