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北京大学附中学生批斗校长。（网络图片）
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后不久，学校的大礼堂、小礼堂，乃至操场，都成了批斗会的场地。批斗大会开始，校长老师他们被鱼贯押上主席台，每个人胸前挂着大牌子，牌子上写着每个人的名字，并打上一个红色大叉。每个人的身后，站着两个学生，他们一手抓着被批斗者的胳膊，往后揿起，一手揪着他的头发往下按，令其低头认罪，使其成飞机起飞状，而“坐飞机”，则成了以后所有批斗大会上的经典姿势。
校长主任，就那么几个人，老是批来批去，便觉无味，对我们这些已不用上课的学生而言，运动即工作，工作即运动，于是高中部的学生开始把矛头指向老师，把一些家庭成分不好、个人历史复杂的老师揪出来批斗，然后将他们的头发剃去一半，名曰“阴阳头”，并给他们挂上牌子，押着他们游校。
凤阳中学地盘不小，从前面的教学区到后面的宿舍区，从东面的高中部到西面的初中部，若转上一遭，少说也有三四里地，当时正值酷暑，无论是学生还是被批斗的人，都转得大汗淋漓，但学生们既然是在干革命，也就非但不怕累不怕热，而且乐此不疲。
高中生既然带了头，初中生也不甘落后，效仿高中老大哥，先是把他们已经批斗过的高中老师揪来，召开批判会，然后再揪初中的老师。开批斗会大概仿佛抽鸦片烟，容易上瘾，若是一两天找不到批斗对象，可着嗓门喊一阵口号，就像毒瘾发作，必须找个人斗上一通，方才过瘾。
有一次，我们班的造反干将无人可斗，把高中教音乐课的高老师揪来，在阅览室开批斗会。但高老师有哪些“政治问题”，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平时看他那走路昂首挺胸，有一种清高孤傲之气，觉得不顺眼，才把他揪来当靶子。哪知批斗会开始后，不是高老师被我们批得理屈词穷，低头认罪，而是我们没话可说，无法收场。批斗会也随之草草收场。原来他除了走路昂首挺胸寡言少笑的错误，并无政治问题。
那段时间，只要听到校园某处响起“打倒某某”的口号声，必是哪位老师被批斗或游校。后来，批斗、游校已不新鲜，学生们又去抄校长、老师的家，抄来抄去，竟抄出了一个“国民党特务”。
高中英语老师孙女士，原在南京任教，后不知因何故调来县城中学。孙老师教高中英语，偶尔也替补请假的初中老师，给我们上课。孙老师丈夫去世，携有一子，虽年逾40，但风韵尚存，体态丰满，皮肤白皙，秀发烫成波浪式，常穿一双白色高跟鞋，在小县城颇为引人注目。她不仅一手版书漂亮洒脱，口语也十分流利悦耳，令几位本土的英语老师相形见绌。有人传说她常用牛奶洗澡，以保养皮肤，这种奢侈的做法不免令人咂舌。但这只是传说，偷窥女教师洗澡者是谁，无人指名。她从哪里开来那么多牛奶，也无人提起。由于当时盛传她早年曾当过蒋经国的秘书，便成了学生们重点批判的对象之一。
但是学生们批来批去，都是胡乱上纲，并未抓住她什么罪证。后来，学生们抄她的家时，不但翻出一些金银首饰，而且翻出几张她与国民党军官的合影，有人指认其中一个男人就是蒋经国！其实当时蒋经国的照片非常罕见，革命派只是瞎猜。这一发现，令全校为之沸腾，这些照片足以证明，她的确是个潜伏已久的“国民党特务”！于是学生们每开批斗会，都要她登台亮相，并且将她那漂亮的发型剪成阴阳头，以让广大革命群众辩明她的“阶级敌人”身份。有一次，学生们把揪出的“阶级敌人”集中游街，有人竟在她的脖子上挂上一双破鞋，以证明她是个“烂货”。“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雷锋的话，大家早已熟知，在一些唯恐不够“左”的革命派看来，孙老师既是“国民党特务”，怎么侮辱都不过分。
被批斗过的校领导和老师，除了要定期向造反派汇报思想动态，接受训话，还要参加义务劳动。以前由学生们干的除杂草、清垃圾的活儿，现在改由他们去干。曾经被我们敬之如神明的校长、老师，变得狼狈不堪。但哪个心肠软的学生说一句同情的话，就会遭到造反派头目的呵斥，说他革命立场不稳，对“阶级敌人”发慈悲，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
革命造反派的“伟大理想”，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砸烂旧世界，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老在校园里闹腾，怎能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于是，学生们纷纷走出校园闹革命，把原本正常的社会，闹得天翻地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