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日，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台北民进党总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8年12月6日讯】九合一大选后，各界不约而同指出民进党因太受社运牵制，与太过“进步”而致败选。但其实选前早就可以看到这个结论，只不过，它发生在太平洋的彼岸。
11月的2场选举，一在美国，一在台湾，前者是在野的民主党只得到众议院多数，而参议院（能弹劾总统与任命大法官）仍为共和党掌握（部份因选制使然）；选前一片看好民主党的蓝色巨浪（blue wave），最终只泛起了蓝色涟漪（blue ripple）。而台湾则是执政的民进党大败，22席县市长中只取得6席。
这两场选举有什么相似？首先两者都涉及经济问题：美国正处于金融海啸以来最好的经济状况，失业率降到近49年来最低。因此川普(特朗普)虽有各种被攻击的理由，但选民仍然支持共和党。而台湾虽然整体经济数字微幅上升，但在分配上无法落实到庶民层级。行政院长说平均薪资近5万，但这与现实背道而驰的统计数字，只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为自己壮胆而已。
逆“势”而行 社运加快从峰顶坠落的速度
基本面以外的，则是因为价值取舍所造成的战术问题。2016希拉里落选后，民主党内由激进深蓝势力胜出，力主罢免川普，把川普支持者贴上种族主义者标签，还强调要完全不打折扣的“全民健保”（single payer healthcare）。甚至在大法官任命案进行政治操作：加州民主党参议员范士丹（Dianne Feinstein）早获知，川普提名的卡瓦诺（Brett Kavanaugh）被指控性侵，她却到任命听证会结束前都始终隐瞒。但投票前夕，此一消息竟由范士丹办公室外流。所以很难说民主党没打算搭“#Me Too”运动的便车，以社运阻挡或拖延大法官的任命，并使选民在中期选举时投下反对共和党的一票。毕竟，人们未必清楚自己所喜欢或支持的对象，但对讨厌或反对的对象，却是既清楚又坚定。
但结果呢？只要在两党势力相当的摇摆州，那些曾反对卡瓦那大法官任命案的民主党参议员几乎全部落选。毕竟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也许性侵的指控是事实，但没有证据的指控，无法被法律所认可；而把这个没有证据的指控当作政治操作，更是等而下之，当然会被唾弃。此外民主党的深蓝路线也提出极端的激进政策：如“开放边界”、完全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这固然和支持民主党的选民绝大部份是新移民有关，但却造成传统上支持民主党的黑人倒向共和党，甚至引起了“脱离民主党”（Walk Away）的运动，最终导致民主党深蓝代表人物纷纷中箭落马（例如选前普遍认为是奥巴马接班人的Beto O’Rourke）。可见政治人物虽可以结合社运力量，但所有力量都有反作用力，当“势”来临之时，社运力量固然可顺势推上巅峰；但如果逆“势”的话，社运力量只会加快从峰顶坠落的速度。
而台湾十件公投案中，只要是民进党倾向或支持的均无一过关。段宜康委员选后疾呼，为何党对支持的公投案竟放任以对，不做说明与辩护？表面上这似乎是政府对人民公投案的中立，但政策只有支持或反对，何来中立可言？民进党之所以身陷泥淖，是因为东奥正名、非核家园都涉及党的基本价值，而不容质疑（以核养绿拖到最后，在不得已下成案）。至于同婚案，则是因2016年同婚团体支持总统大选。但民进党执政后发现，同婚案使长期支持反对运动的教会与基层产生质疑，甚至可能造成“公投绑大选”的败选结局。而以核养绿虽质疑2025非核家园的目标，但空污、缺电都让人无法忽视核能问题。至于东奥正名则涉及既微妙又危险的美中台三角关系，而是天大的烫手山芋。但这些都苦于无法明说，所以只好消极“冷处理”。
“民主”与“进步”的内在矛盾
所以，所有尾大不掉的，通常都不是别人造成的。而在政治上自我标榜“进步”的，如果不是被逼出来的，就是被拿来当成政治操作的手段。一旦真的要落实这些“进步”理念，结果通常是不伦不类，要不然就是自己打自己的脸。而且在过去的威权年代里，“民主”必定等于“进步”。但威权倒下之后，“民主”与“进步”的内在矛盾就开始浮现。因为“民主”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必然主张“平等”；但“进步”却相对于“落伍”，而必定得承认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距”。这次大选的结果，是不是，正源于民主与进步的内在矛盾？（这其实有解，但不在本文范围之内）
而且相对“进步”，人们通常讨厌“保守”，因为“保守”通常等于“守旧”，而“守旧”就是“不改变”。但人们会倾向“新”和“进步”，绝大部份是因为喜新厌旧的心态，那其实是“非理性”（non-rational）的。纯以理性而言，现况如果没问题，为什么一定要改变？改变带来的虽必定是“新”的，但“新”的却未必就等于是“好”的。
现状就像是“习惯”，它虽可能造成进步的阻碍，但绝大多数状况下，却是日常生活得以运行自如的凭据。而且如果习惯一变动，通常就会令人不知所措。就像习惯把钥匙放在固定的地方，一旦不小心更动，接着就是四处找不到钥匙。或者像是每天早上起来穿长裤，从来不会想（也不必想）先穿左腿或先穿右腿，因为那就是习惯；反而一旦想了，就会困惑许久还穿不上去。
“保守主义”不是封建迂腐
所以“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并不像字面那么封建迂腐。柏克（Edmund Burke）批评法国大革命，因为那是完全由抽象的“理性”所引导的革命。他认为“理性”在实际上并不平等，某些人的理性必定少于其它人。而且，人不只是只有“理性”，还有“情感”。如果只依靠抽象的理性来治国，带来的必然是一场灾难。所以他主张必须依循“传统”，因为传统中既有理性（经过事实验证可行，所以被保留），也有情感。否则，不必等进步推翻，传统早就自行消亡了。
而且保守主义并不反对变革，只是它强调变革不能是混沌式的、突然爆发的，而必须是有条理而循序渐进的。就像柏克支持美国革命，是因为美国制宪时参照了几千年西方文明的制度与思想；他反对法国大革命，则是因后者架空地抽离了历史与传统，孤立地思考并大胆实验新制度。虽然前者看来似乎背负了沉重的包袱，后者看来则充满放手一搏的豪情壮志。但，结果呢？
美国1789年制宪至今，宪法本文不曾更动，只增加了27条修正案（只废除1条，就是禁酒令）。而法国呢？却有近乎数不清的宪法版本。而且两国的实际状况是：美国独立至今，只经历过南北战争的危机。而法国从大革命开始，经历了两次共和、两次波旁王室复辟、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一帝国（拿破仑）、法兰西第二帝国（拿破仑三世），一直到普法战争后，才确立了共和制（法兰西第三共和）。但第三、四共和却又小党林立，导致政局极度不稳定，以致出现戴高乐的“第五共和宪法”，但它却又造成了三次的“左右共治”。
尊重并接受传统的美国宪政，与抽象且架空的法国宪政，导致了国家政治全然不同的状况。这验证了上述保守主义的观点，简言之，“进步”未必一定是好事，而“保守”也未必全然不可取。从这个角度看美国的中期选举与台湾的九合一大选，就会得出相同的结论，那就是只会以“进步”自傲且自我标榜的，最终必定会忽视与脱离人民生活的实情。
这种脱离民众的感觉，充份反映在民进党六都候选人身上，几乎每个人看来都差不多：穿西装、戴眼镜，虽然辩才无碍，听起来却像逞口舌之快。真正涉及民生的政策，听半天也找不到重点。简言之，民进党忘了自己来自草根，而变得官僚化、知识份子化，对民生困苦只会诡辩而不肯诚恳道歉，当然会失去民心。
站在云端上的“改革者”
反观国民党的几位候选人，虽被讥讽口才驽钝，最终却能胜出。但他们胜选与国民党关系不大，而是个人特质贴近庶民（花妈就说韩国瑜有“兄弟气”，而能投高雄人所好）。打个或许不太恰当的比喻：这就像口才犀利却“讨人厌”的，对上貌似“白痴”的（好听点，叫“愚诚”或“拙诚”）。但在“两害相权取其轻”下，谁会想选“讨人厌”的呢？
而且一旦脱离民情，改革只会变成空中楼阁。但站在云端上的“改革者”还坚持“改革”没错，错，在改革不够彻底；错，在民众不接受。这样下去，从云端中的空中楼阁坠落的，不意外的话，应该是这个自我标榜与号称进步的改革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