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波大逃港 中共炮制《人间地狱──香港》(图)

2018-12-16 15:09 作者: 费良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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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网络图片)

“大逃港”指的是中国公民大规模向香港逃亡的历史事件。从中共1949年夺取政权前夕,直到1997年香港主权回归中国,每天都有逃港事件发生。其中发生了七波大规模逃往香港的高潮。香港偷渡潮在世界史中,是冷战的一部分,国际社会称深圳河为中国的柏林墙。每次逃亡高潮,都发生在中国政治和经济出现重大问题的时期。

第一波是国共内战时期,大批民众为逃避战祸涌入香港。从1947年开始,眼看“赤祸”蔓延中国,恐惧共产专制的人们纷纷逃亡到香港、台湾和外国。

第二波是1950年中共建立政权初期,大陆不少地主、资本家和国民党人士等逃往香港。

第三波逃亡高潮是1956年中共推行农村合作化运动和1957年反右运动后出现的。中共政权的得益者贫下中农、共产党员、农村干部等加入了逃亡者行列。

第四波是1959年至1962年,大饥荒造成四千多万人被饿死,哀鸿遍野,众多饥民逃往香港。

第五波是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民不聊生,大量民众涌入香港。

第六波发生在1979年,极左政策还在推行,又发生了中越战争,许多民众特别是知识青年感到中国没有前途而逃亡香港。

第七波发生在1989年六四大屠杀以后,许多学运和工运领袖以及异议知识份子逃亡香港。其中香港“黄雀行动”救援了三四百民运人士。

两百多万人逃亡

《大逃港》披露,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高峰期每天逃往香港躲避赤祸的人数不下十万。逃去台湾和香港的大陆难民总数达两百多万人。

1957年10月,中共决定重新封锁边界,坚决打击外逃风,对偷渡者予以严惩,宣布可以判刑以至枪毙。但封锁阻止不了逃亡,却制造了无数的悲剧。很多逃亡者翻越深圳最高的梧桐山时不幸摔落在险峻的鹰嘴岩下。鹰嘴岩下的尸体,一个垒着一个,上面的死了,下面的还在抽气,惨不忍睹。

1962年4月份,当时叫宝安县的深圳,出现一股声势极为浩大的逃亡潮,如“大军南下”,总共有十多万来自中国12个省、62个县的难民涌入深圳,六万多人逃离中国大陆,五万多人被遣返。

偷渡者爱情故事

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个悲壮的故事:下乡知青阿强与阿玲一见倾心,堕入爱河。他们不甘在农村埋没自己的青春,倒流回城。迷茫之际,两人决定一起逃亡香港,历尽千辛万苦到了海边。当时游泳器材在边境是禁品,他们只带了一个轮胎。阿强将轮胎套在阿玲身上,自己用绳子拴住轮胎一起游。不料途中突起大风,波浪排山倒海拟地打过来,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抗击巨浪。轮胎承受不起两人的重量,即将下沉。

阿玲吻了一下阿强平静地说:“强哥,要死就让我们死在一起吧!”体力已不支的阿强突然像疯了一样说:“不!要死就让我死好了!”他毅然扯断了系在轮胎上的绳子。一个大浪扑来,将两人冲散。黑沉沉的大海响彻着“阿强,阿强……”的呼声,但再也听不到阿强的回应了。阿玲强忍悲痛继续与风浪搏斗,终于被香港渔民救起。在港期间,阿玲脑海中时时刻刻浮现出阿强的身影,她立誓终身不嫁。

死后到达香港

在中国开放初年,许多香港商人出资雇用当地农民到山上,搜寻偷渡者的骨头,运回香港安葬,以安慰死难者的在天之灵。他们活着的时候未能到达香港,但愿他们的灵魂能够最终到达香港。这些商人当年侥幸逃亡到香港,但他们的许多亲友同伴在逃亡路上命丧黄泉。

逃亡教育和训练

那时民间广泛流传一句诗,据说是刘伯温预测后500年世事所留:“过了千八日,安乐永无忧。”千八日就是香港的“香”字。根据当时的形势,这句诗被解读为:“只要过了香港,就生活无忧了。”许多人宁信刘伯温,不信共产党。

许多孩子从小被家人灌输“好好炼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香港影评人列孚及其妻子是游泳逃到香港的。逃亡前他曾到珠江训练。他发现几千人都在那里游泳。当然,谁也不敢说,我游泳就是为了将来去香港。

陈通教授2013年底在我家呆了几天,详细介绍了他和同伴所作的偷渡训练。他们经历了操步、操水和操山的硬功夫训练。在越秀山操五百石级,一口气连续上山下山走10个来回,这第一阶段的自我培训叫操步。然后到珠江训练游泳,要求达到游泳10公里的能力,这便是第二阶段的培训操水。第三阶段的训练才是操山,即夜上白云山,培训的内容包括:

1.夜观天象,找出北斗星和其它星座的位置,确认香港方向。

2.深山夜行,棍子摸路,团队合作,避免跌落悬崖,使用指南针和识别地图位置(当时指南针和珠江三角洲地图在商店属违禁品,都是靠偷渡专家自行制作),掉队和冲散后的联络方法等。

3.学习在天亮之前建好“埋伏堆位”,把自己藏在草堆里面,以免被巡逻的解放军、民兵和捉偷渡的工作队发现。三个阶段的训练都完成后,他们才伺机上路,偷渡香港。但人算不如天算,偷渡毕竟九死一生。与陈通一起偷渡的30多位同行者,最后到达目的地拿到三颗星香港身份证的,只有陈通和傻强二人。成功的比率只有6%。

中共对逃港潮的策略是“堵疏放”

中共最早把逃港定为叛国投敌,派遣边防军、民兵和狼狗捕杀,这就是“堵”。解放军针对偷渡者明文规定:“一是叫停步,喝举起手,二是朝天开枪,三是向人开枪。”但偷渡者常常遇到“一二三”同时发生,被嗜杀成性的解放军和民兵肆意枪杀。

中共训练的狼狗,最喜欢咬偷渡者的喉咙,许多偷渡者被咬死。未被咬死的偷渡者被押送回来时,已经被狼狗撕咬得衣衫褴褛、伤痕累累,两只手臂上只见红骨,不见皮肉。在白云山秘密出售的“罗盘”(偷渡路线图)上,白纸黑字说明,偷渡路上,一旦见到“大猫”(即解放军的狼狗),马上趴在地上,高抬屁股,诱引智商不高的狼狗来咬屁股。同时把头深藏在地下,求能保护头骨,不被咬碎。两手紧护脖颈,露出手臂,任狼狗乱咬,以免喉咙被咬断,争取保住小命一条。

尽管山崖下白骨累累、水面上浮尸连连,偷渡者有增无减。中共毕竟脸上无光,所以后来采取“思想教育”的办法,即“疏”,也就是骗。对当时的大逃亡,中共宣传说是美蒋特务策划。官方还出了个文件《人间地狱──香港》,把香港说成是世界上最荒淫城市,最大制毒贩毒基地,黑社会横行,自杀率名列世界前列。中共还搞“忆苦思甜,新旧社会对比”,动员群众与香港亲人断绝关系,鼓动亲属间揭发检举。并大唱红歌,学毛着,演街头剧、样板戏,说资本主义不好,纸醉金迷,没有人性等。

当时身为剧团演员,饰演洪常青的欧阳东说,街头剧演得很逼真“感人”,说一个女孩子逃到香港后死在街头,很多人被感动得表示不再潜逃。后来人们了解到香港的生活不是“水深火热”,其生活品质比内地高出许多倍。香港六、七十年代经济高速发展,居民已经用上了电视机、洗衣机的时候,内地许多百姓却连饭都吃不上。当真相大白时,谎言再也欺骗不了民众。他们纷纷潜逃。欧阳东说,连那些演剧的演员都逃了,他们剧团更一个不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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