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国2019年1月12日讯】1月4日，中国央行再次降准一个点，8000亿人民币资金入场。这是从去年以来的第五次扩张信贷：2018年，中国央行曾四次下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释放数千亿美元用于银行贷款。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早就哀鸿遍野，新增贷款必将沿着避实就虚的老路流淌，进入房市，股市。
强调“雷曼时刻”，中国人会觉得那是西方世界的事情，情景相对陌生。韩国为纪念1997年金融危机20周年，拍了部电影《国家破产之日》，展现了濒临破产前一周的情景，中国人看起来应该会觉得似曾相识。将它当作给中国领导层看的参考片，也许很有现实意义。
《国家破产之日》情景是中国现实的袖珍版
《破产》一开头，就是展现韩国作为四小龙的成就：国民正在享受“汉江奇迹”的繁荣，庆祝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欢呼申奥成功，国民所得超过人均一万美元，……所有一切，都标志着韩国进入前所未有的富足状态。人们充满骄傲感，对未来信心十足，手中余钱全部用去投资各种金融衍生品，比如债券等理财产品——这与中国近十年的情形差不多，只是韩国作为四小龙的繁荣期，时间跨度远远短于中国繁荣的年限。
繁荣的天空上乌云聚集，从泰国开始的金融危机蔓延到韩国，首先是外资撤走，韩国银行发现外汇储备迅速减少，美元兑韩元很快将突破1：800的汇率。政府与外资谈判请他们展期兑换失败，汇率失守；金融恐慌蔓延，银行资金链断裂，先破产的是中小企业先破产，然后就轮到稍大的企业，中小供货商血本无归，群体聚集商家门前讨说法。中小企业主为了维持资金链不断裂，让工厂免于倒闭之虞，纷纷将自家房子在中介交易那里挂牌，降价出售，却找不到接盘者——上述情形，近几年成为中国常态，唯一的不同是两国的外汇管理体制不一样，韩国的外汇市场是开放型的，汇率由市场决定，政府不能因为担心外汇流失而停止结汇。中国则是政府管控下的浮动汇率制，可以用各种强制与半强制方式控制外汇的流出，不会出现外汇储备急剧减少的情形。
因为同属亚洲国家，韩国与中国还有一种非常雷同的社会现象：政府向民众隐瞒不利信息，而民众对政府的能力盲目相信。韩国金融危机来临之时，局内人已经知道国家破产在即，但民众却相信政府有能力应付危机，不会让国家破产——如今，尽管中国人普遍怨恨政府，但还是相信政府能够控制危机。
韩国政府怎样挽救国家免于破产？
《国家破产之日》主要通过四个层面的人与事讲述韩国金融危机来袭的一周。
第一个层面是韩国银行货币政策组组长韩诗贤为代表的金融官员。电影中她提出的让国家破产，债务延期、与日本等货币互换来拯救中小企业，愿望很美好，但事实上根本不可行。因为国家破产，支持韩国经济的大企业出口市场将丧失，韩国经济不可能指望这些面向消费者的中小企业来拯救。电影设置这样一个情节，只是想表达韩国人那种反美的民族主义情绪。
第二个层面是政府中代表财阀利益的官员，他们对这次危机的态度是冷漠而现实。“冷漠”是指他们将危机爆发的原因归咎于广大国民过度消费之上；“现实”则指他们看到了危机中的机遇，想借由这次经济危机重组社会经济结构。
电影用大篇幅生动地描绘了金融官僚内部这两种力量的对抗。从艺术作品的角度来说，韩诗贤体现了一种关心弱小民众的精神，但这个人物及其主张应该出自虚构，因为韩诗贤的主张根本不是合适的危机应对之策——我相信中国绝对没有第一种力量，因为中国这种体制不可能出现让国家破产这种构想，中国如果出现国家破产，也一定在全民破产之后。
危机出现后，韩国政府选择保护大企业牺牲中小企业，任由平民滑向危机的深渊。电影展现的第三个层面的社会场景，就是中小企业老板甲秀代表的金融危机受害者，电影中还出现其他的受害者，比如选择轻生的跳海民众、郑社长和在自家卧房里上吊的屋主。据统计，1997年韩国的自杀率比前一年增加42%——近几年，中国的中小民企老板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P2P平台近百万中小投资者成了血本无归的金融灾民，相信其中有一些轻生者。
第四层面的场景则是发“国难财”的投资（投机）者——嗅到了国家破产这一危险气味的尹正学。当危机来临时，他敏锐地发现这是一个改变命运、改变阶级的好时机，从证券公司辞职，做独立投资人。结果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政府向IMF求援，大财阀们利益丝毫没有受损，并且真正实现了对整个韩国经济的垄断模式，平安度过这次危机，他逆势而上的豪赌让他成为富豪——中国这一体制不允许尹正学这种发“国难财”的角色存在，股市出了问题，私募一哥徐翔入狱；外汇流失，资本大鳄肖建华与吴小晖都逐个入狱，将海外资产悉数贱卖后挪回国还其银行贷款。只有少数吸金者在P2P中骗到钱后成功逃逸。那些未能及时逃逸的吸金者被政府盯牢，据说，P2P爆雷后，深圳、上海都曾组织互金高管参观监狱、法院、检察院“接受教育”。但这种情况，只是让金融难民有地方讨债，根本没法缓解灾难。
韩国危机前的银企体制与中国相类
中韩两国政治体制不同，但经济体制却有许多相同之处。
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对商业银行进行了大规模的国有化，所有银行行长都由政府任命，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幕后协商决定银行贷款的规模和去向。从70年代开始，韩国政府通过大量投放政策性贷款扶植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大型企业集团，30家规模庞大的企业集团垄断了韩国80%的国内市场。这些国有商业银行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给国有企业提供低成本融资，以低利率为大型企业集团提供政策性贷款，政策性贷款占韩国银行业贷款总量的比重从1970年的47.5%上升到1978年的59.1%。这种低利率政策和政策性贷款严重扭曲了商业银行的激励和约束机制，在政府的保护下，韩国企业选择了高负债经营。它们首先从银行贷款购买资产，然后再以这些资产作抵押申请更多的贷款，形成了“倒逼”的信贷扩张机制。
上述特点，中国几乎无一不备：商业银行几乎全部为国有，少数几家非国有银行的股东也是国有银行与国企；国有银行的任务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提供优惠的政策性贷款（据中国财科院报告，国企的银行贷款利率低于民企1.5个百分点）；既然能够拿到这种优惠低息贷款，中国国有企业都是高负债经营，经常将低息拿到的贷款转手借给民营企业炒地炒房炒股。面向国有企业的宽松信贷帮助推动了中国的经济繁荣，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中国政府拿出4万亿救市之后，中国信贷宽松根本停不下步，国际清算银行的数据显示，2008-2016年期间，面向非金融公司的信贷从不到国内生产总值(GDP)的95%上升到超过150%。为支撑长期经济发展，保持金融健康，本应削减国内企业债务，尤其是应该将削减庞大的国企债务作为一项国家优先事项，但中国政府却反其道行之，不断降准，经济泡沫越吹越大，成了一种比韩国还要恶劣的倒逼型信贷扩张机制。
IMF能救韩国却无能救中国
《国家破产之日》展现了这幅图景 ：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使韩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当时韩国的外汇储备只剩下可怜的39亿美元。为渡难关，政府不得不在当年11月向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申请了55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性贷款，代价是韩国的经济政策必须接受IMF的干预和严厉监督。从此，韩国进入了“IMF时代”：货币贬值、企业破产、公司裁员，失业者高达130万人，自杀率增加42%，……所有这些，韩国人都归罪于IMF体制。1998年初，金大中上台后，坚持不懈地推行金融、企业、公共机构和劳资关系四大部门的改革，对经济的全面复苏起了关键性的推动作用。2001年8月23日上午，韩国央行总裁全哲焕签署了一份意义非凡的文件，宣布偿还IMF最后一笔1.4亿美元的贷款，韩国经济才算告别了“IMF时代”。IMF从此再也无权直接干涉韩国经济政策。
韩国人认为IMF体制让韩国丧失了经济自主权，被迫开放金融业，是谓国耻。韩国国民曾发起“捐金募银”运动，总共筹集22亿美元，这种共渡难关的精神曾感动了全世界——这种情形，中国政府就不要期望出现。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中国官媒号召“全体民众共度时艰，风雨无阻应对无法回避的挑战”，遭到网民各种讥讽，不少人甚至盼望中共惨败。提这些，不是我想指责中国国民没有爱国之心，只因中共政府是个盗贼型掠夺政权，百姓的基本人权都被侵夺，指望老百姓与政府“共济时艰”本就是个笑话。
IMF的拯救附加严厉的约束条件，被拯救者对此颇有微词。但能被IMF拯救毕竟是幸运的。1994年12月墨西哥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是美国克林顿政府拿出应急的总统基金全部家当200亿美元，IMF拿出177亿美元，共同援助墨西哥，才算是终止了墨西哥这次地狱之旅，挽救了世界金融市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IMF除了拯救韩国之外，还分别向菲律宾、泰国、印尼提供了11亿、172亿、400亿的紧急援助性贷款。
中国如果发生金融危机，会有哪个国际组织出来拯救？答案是没有。早在2016年11月，2008年诺贝尔经济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期间，美国之音记者曾问他：“一旦中国经济出现更为严重的状况，世界其他经济体会不会前去救市？”克鲁格曼的回答是：“不会。即便是其他国家具有最良好的愿望，也不可能；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规模太大了——不会因为规模如此之大而不可能垮掉，但是规模大到拯救起来非常困难”（not too big to fail，but too big to save）——其实，这答案不问可知：中国现有外汇储备总量为3万亿美元，发生危机时如果都不能够自救，哪有一个国家、一个机构具有比中国政府更庞大的资金能力？
影片中结尾描述了时过20年，韩国再度陷入房地产泡沫的困境，与之相比，中国的房地产在世界上算是史无前例的超级泡沫。可以说，《国家破产之日》这部影片讲述的是韩国故事，但处处都可以看到中国经济的影像。中国政府决不允许影视界拍任何披露弊病的经济类题材，这部《国家破产之日》用来做为中国决策层的参考片，易懂易知，代入情境感强烈。最重要的是，切切不要忘记，这部影片的英文名是Default，直译就是“结构锁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