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的结婚照。（图片来源：公有领域）
这是1956年，朱镕基与劳安在长沙的结婚照。此时，朱镕基年方28岁，在国家计委任职。从东北工业部到国家计委，20多岁的朱镕基以渊博的学识、出色的表现，成为当时最有前景、领导期望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很多同事的肯定。然而，1957年“反右”开始，脾气倔强、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因言获罪”，被打成“右派”，从此陷入了长达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蹉跎岁月。
从清华到东北开完欢送会、宣誓会，怀着特别的憧憬，承载着“建设国家”的使命，1951年，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朱镕基带领几百名清华毕业生赴东北。
“朱镕基是学生会主席，在学生中威信比较高，所以组织上叫他带队。”朱镕基清华时的同班同学郭道晖回忆说。“当时东北要建成重工业基地，所以，这些理工背景的学生都去那里了。”朱镕基被安排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新华社公布的朱镕基简历说，朱镕基1951年到1952年，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当生产计划室副主任。这一职位按照中国干部职级排列应当是副科级。据当时的同事介绍，朱镕基那时23岁，年轻气盛，工作起来不要命，“热情很高”。当时的领导对这些清华高才生也很重视，所以“朱镕基没来多久就担任了计划室副主任。”“这个时候，湖南人的个性和清华毕业生的‘脾气’已经有所体现。”朱镕基由于渊博的学识、出色的工作表现，赢得了当时工业部领导的极大赏识。东北工业部对朱镕基来说，除了取得初步经济工作经验外，还在于：这个年轻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了相当多的人注意。这些人都很欣赏朱镕基的人品和才气，而且很多人后来都身居要职。多年后，每遇危难，都会有人施以援手，使他度过了次次危机，并能有崭露头角的机会。这些人中包括后来成为朱镕基直接领导的吕东、袁宝华等，而对朱镕基最重要的，当属后来成为著名经济学家的马洪。可以说，这次“邂逅”对朱镕基仕途和人生经历影响巨大。到底有多大，很难加以评估。
马洪比朱镕基大8岁，时任中共东北局委员、副秘书长。马洪的职务要比朱镕基高许多。在工作上，马洪是他的上级，马洪对他十分赏识。3月2日，马洪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当时朱镕基工作很努力，人很聪明，很正直，很有发展前途。”1952年12月，东北工业部撤消，而此时，中国高层正在酝酿成立国家计委。由于懂经济的人才十分缺乏，而东北政府已积累了几年的经济建设管理经验，从东北调一批既懂经济又有一定工作经历的专业干部进京，是当时中央领导人的愿望。于是，“地方干部支援中央”的政策出台。据马洪回忆，1952年，东北局大概有100余人奉命进京，作为地方支援中央的干部，“我和朱镕基是其中的两个。”
按照官方公布的简历，朱镕基1952年至1958年在国家计委燃动局、综合局任组长、国家计委主任办公室副处长秘书、国家计委机械局综合处副处长。据朱镕基的同事说，朱镕基是时任计委领导人之一张玺的秘书。张玺政工出身，曾任河南省省委书记。而海外有传记说朱镕基是当时计委主席李富春的秘书，此说被朱镕基的同事给予否定。马洪说，“在计委工作的时候，朱镕基的表现也很出色，是当时工作最出色的干部之一。”朱镕基的另一位同事回忆说，朱镕基是计委当时最出色、最有前途、领导期望值很高的年轻干部。他的能力、人品得到了当时很多同事的肯定。“朱镕基讲话逻辑性极强，看到什么不对的地方，他就会指出来，从不马虎。有时开会，由于职务关系，他只能坐在后面，但他只要看到或听到他认为不合理之处就会立即指出，使有的领导很不满意。”
朱镕基在国家计委工作时间长达6年，6年中，中国经历了初步工业化，而计委作为计划经济管理核心部门，无疑处在中国工业化的风口浪尖上。由于计划经济所固有的特点，计委几乎要执掌这个国家的经济生命线。有经济学家评论说，“不能说这段时间对朱镕基熟悉中国经济没有用处。”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朱镕基还在国家经委担任过一段时间领导职务。“计委工作相对宏观，而经委工作相对微观，但对朱镕基的历练是一样的。”朱镕基在香港发表演讲时说，这么多年，他对中国经济脉搏的跳动，还是熟悉的。有人就此认为，这种熟悉和他在计委的工作经历不能说没有关系。朱镕基的同事回忆说，当时经常看见朱镕基翻看各种资料，还要经常起草文件，偶尔还写经济理论文章。他也十分注意学习，外语也没有丢。
平静的生活由于政治的干扰而结束。1957年春，中共中央提出开门整风，让党外人士对党提意见，于是各民主人士纷纷以诤友身份对执政党提出各种意见，有些甚至是非常尖锐的意见。1957年6月8日，在毛泽东亲自指导下，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内部指示。同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此后，全国陆续开展了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
本来，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要求民主人士帮助党整风，鼓励“鸣放”，于是很多人响应执政党的号召，纷纷对党提出批评和建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这些人不但没有得到领导人的感谢，反而被称作“蛇”，要引出洞来打。自从被称作“蛇”后，55万人便开始了痛苦而漫长的右派生涯。
知名人士李锐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打成右派就意味着被打入另册，全党共诛之。很多右派被打，被拘禁，被押送到北大荒劳动改造，被残害致死。”1998年3月，在朱镕基作为总理的首场记者招待会上有记者问起他的“右派”经历，他表示，不愿意回忆那段历史。对朱镕基来说，之所以不愿意回忆那段经历，大概是因为那段经历的艰难和辛苦，不堪回首。但从另一个角度也可以说，1958年，“反右”拉开了朱镕基“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之前的艰难序幕。这段艰难序幕的开始便是党内反右上演。据一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介绍，党内反右是在党外反右之后。当时人民日报曾经发表社论说，“党内右派和党外右派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党内有了右派份子，对我们党和革命事业的危害就更加严重。”“如果在我们党内容许右派份子存在，他们就会同党外右派份子串通起来，从内部来打击我们，从内部来反对我们。”“在当时，不仅党外鸣放，党内也要鸣放。”李锐说，“朱镕基是在党内鸣放后被打成右派的。”他为什么被打成右派，他鸣放了什么？记者接触到的人大都不愿意提及，甚至讳莫如深，几经周折也只能找到一些零星信息。
1957年，“一五”计划取得了一定成就，领导层的头脑开始发热，在领导经济工作上，中国正在酝酿“大跃进”。时年30岁的朱镕基，虽然在国家机关历练了7年，却没有学会官场那套自保的手段和方式，依然保持中国传统知识份子的特立独行，我行我素。性格率直的朱镕基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提出意见。在反右的大背景下，党内的正常生活已经不存在了，而朱镕基却显然没有意识到时机的险恶，更不知道此时要慎言。而且在平时，就有人认为他“清高”，“目无领导”，运动一来，他就被划成右派。
朱镕基的同事，中国某协会领导的一位老人回忆说，“他是被错划的，本来是不应该有他的。但那时划右派有任务，定指标，找不到那么多人，就把他拉上了。”“对他被打成右派，我一点也不奇怪。他是湖南人，有湖南人的那种倔强脾气，不低头，而他所受的教育又要求人独立思考、不搞阴谋诡计。”朱镕基的一位同学说，“我们从不认为领导人讲的话都是金口玉言，我们这些人在中学都出类拔萃，大学里都是佼佼者，都有独立的见解，这是清华给我们的，这种教育提倡张扬个性，而不懂得为人处事之道，更不懂得党内斗争的残酷性。”据了解，朱镕基那一班清华学生有不少人被打成右派。1958年春，朱镕基被他信赖的党组织打成右派。20多岁的他便追随这个党，就向往着革命，怎么一下子就成反党分子了呢？记者没有找到能够描述当时的朱镕基的记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是谁遇到这样的遭际恐怕都会想不通，因为“想通”是很“高难度”的。可是不管你想通还是想不通，从成为右派的这一天开始，朱镕基20年的金色年华恰似一江东流的春水，永远不会再回来！
20年的“右派”生涯，官方公布的朱镕基简历并没有提及他作为右派的经历，只是说，“1958年至1969年任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教员、国民经济综合局工程师。1970年至1975年下放国家计委‘五七’干校劳动。”对比当时大多数右派的悲惨命运，客观地说，朱镕基应该算是幸运的。李锐分析说，当时的计委有领导欣赏朱镕基，可能暗中保护了他。事实确实如此，朱镕基在下面劳动没有多长时间就被撤回来，被委任为国家计委干部业余学校的教员。这是一所中专学校，他的任务是教老干部们学习数理化，到基层去培训徒工。郭道晖回忆说，被打成右派下放劳动以后，朱镕基还当过英语教师。“他是一个有心人，在教学中进一步熟谙了英语。”有熟悉这段历史的人说，在当教员期间，朱镕基在中学时期打下的文史哲功底和大学期间打下的数理化功底得到充分体现，他的课学员都很喜欢，故被学校里的其他教员和学员称为“多面手”和“全能教员”。这一经历得到朱镕基同事的证实。
60年代初，朱镕基结束了教员工作，重新回到国家计委机关。在那个年代，曾经是右派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所以朱镕基并没有被委任任何行政职务，只领一个工程师的头衔。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中国社会开始三天一小运动，五天一大运动。“文化大革命”的主攻方向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此时的朱镕基肯定算不上是“当权派”，但由于有“右派”的经历，也少不了陪着挨整。
1968年以后，“文革”已经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清理阶级队伍”。所谓清理阶级队伍就是既要清理那些混进好的阶级队伍里的“阶级异己分子”，更要进一步整那些原本就是异己阶级的人，而重点是在后者。1968年，“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整人也整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手段，一个中国人熟悉的词汇产生：“五七干校”。“五七干校”来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对一个报告的批示，指出军队既要学军，还要学工、学农；工人也要学农，学军，学文化；农民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批判资产阶级，等等。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为了纪念毛泽东“五七指示”发表两周年，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一个把机关干部和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的农场，命名为“五七干校”。
1968年10月，毛泽东再次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个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要分批下放劳动。”此后，全国各地都相继开办了“五七干校”，数十万知识份子被送往农村的偏远穷困地区劳动锻练、接受改造，“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有回忆说，在当时群众之间派性斗争严重的情况下，所谓革命化的“五七干校”其实已成为迫害异己、惩治知识份子的一种手段，是“变相劳改”的一个地方。
1970年元旦，朱镕基被下放到国家计委设在襄樊的“五七干校”，一干就是5年，直到1975年才回到北京。最初，干校没有家俱，连基本的生活用品、床、板凳都没有，于是干校便从外面运来一些生活用品。由于担心丢失，一个寒冷的冬日，朱镕基和他的一个同事被要求押送这些物品，两个人一起蹲在一辆闷罐车里，忍饥挨饿，“天气冷极了，也没有暖气，没有水。”和朱镕基一起劳动的同事向记者介绍，国家计委襄樊“五七干校”位于湖北北部，和河南接壤。干校原先是一个劳改农场，由于有这些人到来，原来的劳改犯被遣散。干校实行军事化管理。这段时间，朱镕基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劳动，偶尔也看看书。这5年的人生经历对朱镕基十分重要，可以说是20年“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的重要阶段。朱镕基在谈到这段时间时感慨很多，但并不显得十分懊丧。他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接触了许多人，懂得了一些原先不懂得的事。由于朱镕基过着平民百姓的生活，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对老百姓的生活疾苦有了深刻的了解，也使他染上了深厚的“平民情结”。
1975年，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复出后便开始大刀阔斧地治理整顿。虽然此时“文革”还在进行，政治压力依然很高，已经瘫痪的国家机关、工厂学校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朱镕基等在襄樊劳动的干部们也借此机会回到了北京。回京后，朱镕基已经很难在计委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怎么办？一个机会摆在面前，中央决定把原先并入燃料化学工业部的石油工业部重新分出。石油工业部急需技术干部，于是朱镕基被安排到石油工业部管道局下属的电力通讯工程公司。
管道局设在河北廊坊，朱镕基先后任电力通讯工程公司办公室副主任、副主任工程师。电力通讯工程公司按级别应属处级单位，那么办公室副主任，按级别应当是副科级。此时距朱镕基刚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20多年前，朱镕基被分在东北工业部计划处，被委任为生产计划室副主任，副科级，而20多年过去了，40多岁的朱镕基仍然是副科级。也许这个时候，上天依然要“苦其心志”。朱镕基在廊坊工作的那段时光离现在已经久远了，但今天关于朱镕基的故事仍在廊坊流传。
记者初到廊坊，便听到有人讲朱镕基的故事：朱镕基在任的时候，不正之风已开始出现，但朱坚决抵住这些不正之风。一次他让手下工作人员买东西，而工作人员买1元钱的东西却开出了3元钱的发票，朱镕基一怒之下不批准报销。工作人员也大怒，但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后只得悻悻而回。“不行就是不行”，转述者甚至能够模仿朱镕基的湖南普通话。在民间，甚至还流传着朱镕基和当时的领导斗智斗法的传说。刚正不阿的朱镕基成为很多人的眼中钉，肉中刺，很多人都恨他，怕他。据说，朱镕基离开廊坊调到北京的时候，几百口子人只有一个看门房的老人送他，场面极其凄凉。老人把他几件简单的行李装上车，送他到火车站。老人拉着朱镕基的手说，“就你一个好人。”说着两个人都哭了。这个故事被记者接触到的几位管道局的退休职工否定。和朱镕基一起工作的管道局一退休工人说，当时确实有一个人和朱的关系很好，这个人叫周来福，但不是门房老大爷，他也是管道局的职工，和朱镕基都住在单身宿舍。由于朱镕基当时家在北京，所以每个礼拜都要回家，于是周来福星期六骑自行车送他到车站，星期一骑自行车到车站接他回来，两个人关系确实很好。
那么，当时的朱镕基到底是什么样的？记者接触几个原管道局和工程公司的职工，大体勾勒出一个轮廓。通讯工程公司是一个工程单位，工作特点之一就是经常在野外施工。朱镕基曾在调度室工作，是队上负责技术的人。管道局一个退休职工说，“在我们眼里，朱镕基当然是很有水平的，不爱多说话，他和大家的关系还可以。这个人也确实是比较正直，他的英语很好，能说能写，能翻译。”当时，朱镕基经常要跑野外，和大家一起睡，一起吃住，翻山过河，哪里有石油工地，就到哪里架电线，安装变电装置。他不仅能设计图纸，还和大家一起从事些体力活。“施工很艰苦，宿舍就是帐篷，在野外的时间要比在机关里的时间长。当然不是朱镕基一个人在一线，大家都在一线。”管道局办公室一位工作人员介绍，朱镕基当上国家领导人后，有一年，管道局搞周年庆祝，曾告诉朱镕基。朱镕基批示说，赞成管道局周年庆祝不搞庆典等做法。廊坊的这几年可以说是朱镕基多舛命运的最后阶段，不久以后，朱镕基回到北京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