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曾国藩。

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后，掌握三省市的人事大权，而人事又关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较长时间，通过比较和探索，找出一条特有的“曾氏”用人法。他把主持理财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概括为四项。

第一 有操守

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的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所以，曾国藩把文官的第一条标准定位为“有操守”。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曾国藩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 多条理

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他将“剖析”列为第一方法或工作步骤。实际是指如何下手，如何抓住主要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症结所在，曾国藩提出“庖丁解牛”这一日常生活中的成语典故等方法。概括说来，是说条分缕析，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轻重、难易、缓急。

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

第三 没官气

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第四 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曾国藩说这是文人习气，或者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在曾国藩看来，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曾国藩说，要让他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条条，画框框，不能逾越。

(摘自《曾国藩用人智慧全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