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新任民主党议员AOZ推出的Green New Deal被认为是社会主义。（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2月20日讯】一个幽灵，社会主义的幽灵，一百多年前从欧洲飘到欧亚大陆，再到亚洲，造就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然后终于化为灰烬；但是，这个幽灵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如今它已经来到了美洲大陆。不久前的2月5日，川普(特朗普)在2019年国情咨文中宣布，“在美国这边，让我们感到警惕的是那种要在我国施行社会主义的呼声……今夜，我们重新坚定我们的决心，永远也不会让美国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其实，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制度，曾经在一批国家实践多年而宣告失败，但它依然像个幽灵般地诱惑着那些没有品尝过社会主义专制滋味的人们。
一、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是一种历史悠久的理念，主张生产资料（产品、资本、土地、资产等）由社会共有、民主控制（维基百科）。社会主义的口号本身只是一种空想，只有当它化为一系列政策，才会逐步制度化、体系化；而全面推行社会主义政策的必然结果，就是形成专制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上个世纪出现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国家都形成了这样的政治经济制度；而在上世纪末的转型过程中，这样的制度都或多或少地被抛弃了。对那些出生于80年代以后的世人来说，无论他们住在哪里，是亚洲还是美洲、欧洲，对社会主义制度都十分陌生；他们往往也不了解，为什么上个世纪末期社会主义制度会突然崩塌。只有了解原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才能明白，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也只有懂得了社会主义制度坠落的必然性，才有能力辨识社会主义幽灵的蛊惑性。
单纯的社会主义口号只是诱惑人心的宣传手段，它本身没有意识形态上的深刻内涵；它的思想源泉其实来自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理念和有关无产阶级革命的教条。社会主义从马克思和恩格斯们提出的那种空想，最后演变成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制度，最早是由苏联完成的，世界上第一个把社会主义写进国号的就是苏联（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俄文缩写是CCCP）。以后，随着苏联向世界各国输出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模式渐渐在东欧、亚洲乃至古巴发芽长大。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多半都是在苏联指导下建立的，也都以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制度框架为样板，因此，它们的制度框架同根同源。
简单来概括，苏联模式包括三个组成部分：专制的政治高压、通过生存压力来实施的洗脑制度、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经济制度。对应于这三个组成部分，有两个社会科学领域里通用的英文概念，“极权主义国家（totalitarian state）”和“国家社会主义(state socialism)”。前者指政治制度和洗脑制度，这是一种“国家拥有压制社会的全部权力并试图尽一切可能控制公共和私人活动空间的政治制度”，政治领导人对民众的政治、经济活动、思想和价值观念以及日常社会活动等采取严厉的全方位控制，把自己的意志和愿望强加给全社会，不允许国民有任何违反领导人意图的思想和举动。这套政治制度用日常化的监控和惩处来制造恐惧，迫使民众因害怕而无条件地服从。
“国家社会主义”指的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据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任何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之前，都是私有制为主，但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教条，社会主义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才能走向共产主义，所以，这些社会主义国家都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以生产资料国有制为主的财产制度；与此同时，这种经济制度还实行经济管理上的中央集权和计划经济。所谓经济管理上的中央集权，就是把经济活动的决策权集中到中央政府，设立一个庞大的中央政府经济管理体系，经济决策由政府部门决定，企业只负责执行实施。所谓的计划经济，就是全国从下而上每个单位都制定有关生产和所需人、财、物的计划，然后分别归口、逐级上报，最后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汇总批准；然后，国民经济计划的各项指标以文件形式下发给各级管理部门，再进一步分解、下达到企业；经济计划指标下达后，不许轻易变更，上级部门按计划执行情况考核下级单位的业绩。计划管理的僵硬特点在于，它不可能充分考虑每个生产单位的具体情况和可能的客观条件变化，只简单地按照上年的计划执行情况给下一年的计划任务加码；同时，为了计划管理本身的方便，那些可能影响计划数字的经济参数（如物价、工资、利率等）基本上都固定不变，因此，所有人的工资、所有物价都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定。
二、混与惰：社会主义经济的典型特点
社会主义经济之下，普遍出现了“大锅饭、低效率、高浪费”这三个制度特点。在中国大陆有个人们的习惯用语，“最近混得怎么样”。这个“混”字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必然产物，也代表了人们日常行为的特点。由于在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里，企业的利润全部上交政府，工人的工资由政府规定（中国大陆从50年代后期到文革结束的20年里，工人工资基本上没变），所以，干活的业绩与个人收益毫无关系，“干好干坏一个样”。改革以前实行的“大锅饭”制度决定了工人、农民都有“混日子”心态，干活时不出力，结果自然是生产效率低下。前苏联有一句工人们经常讲的话，很有名，“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给他们干活”。中国也一样，无论是改革前企业的工人，还是人民公社生产队里的农民，干活磨洋工是常见现象。1987年中国有过一次企业调查（《厂情・人情・心情：中国职工心理大调查》），结果发现，干活百分之百出力的只占12%，而出一半力的占三成，有14%的工人上班毫无工作动力。至于国有企业的浪费大，不仅因为员工在工作中不关心节约材料，废品率也高，还因为“世界上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很多工人都从企业拿东西回家。
在经济管理上，由于计划管理部门习惯于在企业和地方政府上报的资金、物资申请报告上打折拨给，下级也习惯于虚报所需数量，最后必然出现资金和物资的“短缺”；同时，由于下级无偿获得资金、物资，因此财务预算是软的（即“预算软约束”，欠债不必还，亏损不处罚）。因此，社会主义经济的政府部门和企业充满了惰性；除非有来自上面的特殊压力，这些机构也和员工一样，每天处在“混日子”的状态中，自然谈不上创新动力。
三、坠落：社会主义经济的宿命
虽然社会主义经济天生管理僵化、低效率、浪费大，当局除了用政治高压惩罚少数政治表现“不好”的人，却无法改变这种状态，直到发生了改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契机。这种契机一般来自高层的政治变化。
共产党国家建立政权之初，往往都是集体领导，如苏共在列宁时代、中共在50年代初都是如此。但这种领导模式早晚一天会演变成个人独裁，其原因既与高层政治冲突有关，也与社会管理需要有关。宣称要在全世界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政权，必然会面临民主国家的抵制，因此斯大林和毛泽东都急于完成工业化，并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这就需要最大限度地集中资源，同时把老百姓的生活需要降到最低限度，还要打击党内为民请愿的官员，消灭任何不同声音。于是一种依靠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大范围政治清洗的统治模式就建立起来。民众出于对政治高压的恐惧，日子再艰难都不敢抱怨，当局即使用低工资也照样维持官员和老百姓的效忠和服从。但党内和高层内部不免会出现对政策的批评，于是经常性的政治清洗就成为统治手段之一。
一旦独裁者死亡，高层便出现权力真空。接班人虽然可能接过政治监控机器的指挥权，但不见得能有效地指挥过去只听命于前领导人的这架监控机器；同时，对前任的个人崇拜也无法转移到继任者身上；更危险的是，死去的独裁者原来信任的那些僚属，手中不但掌握各种权力，而且也掌握着可以令新领袖和政治局新成员感到危险的秘密或把柄。因此，为了稳定政局，高层通常会恢复集体领导模式，让最高层的领导成员分享权力；同时，通过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来赢得民心，也给老百姓一些经济实惠，从而建立起权力后继者的权力正当性，赫鲁晓夫和邓小平就是这样做的。在此过程中政治精英的腐败会死灰复燃，勃列日涅夫与江泽民、胡锦涛都通过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的顺从。
当共产党的领导模式从个人威权摆动到集体领导时，往往会出现一系列改良现象，目的是改善苏联模式的效率。这样的改良不触动苏联模式的两大基本制度框架，即“极权主义国家”和“国家社会主义”。比如，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但并未实行政治上的开放；中国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未改变国家对农产品的统一收购和定价政策，计划经济的根基依然稳固。
若单纯从政治角度考虑，花钱买政治安定（包括给民众增加福利、允许腐败来换取官员们效忠），局面似乎可以长期稳定下去；但“花钱买稳定”会大量消耗当局掌握的经济资源。八十年代的中国有一句流行的话，很能反映民众的心态，即“拿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它说明了改良体制对改善经济效率的效用十分有限。赫鲁晓夫下台后，苏联放弃了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上的进一步改良，经济局势渐渐恶化，最后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20年后戈尔巴乔夫想改也无能为力了。
中国的经济改革也出现了类似状况，各种改革措施提高了职工福利，却令全民所有制企业的亏损越来越严重，到了1996年，银行系统终于全面亏损，有限的银行自有资本金被企业坏帐迅速吞噬，工商企业的经营恶化即将拖垮金融系统。1997年朱镕基被迫下决心对企业改制，即从全民所有制转变为以企业干部为主的私人所有制。这个举措虽然挽救了经济，却抛弃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支柱——企业国有制；随后，计划经济也寿终正寝，连国家计划委员会也取消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实际上可分为两个二十年：前一个二十年是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内逐步改良，不触动大锅饭，不触动全民所有制这个铁饭碗制度；后一个二十年完全否定了前50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砸大锅饭，砸全民所有制企业，恢复企业私有制。所以，1997年以后，中国实际上是改用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来延续政权（关于国企改制过程中的严重社会不公问题，请参见我2016年刊登在《中国人权双周刊》上的文章，《中国模式：共产党资本主义》）。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本身不具备可长期延续的生命力，不改良不行，而改良则早晚会要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命。不管是采行局部改良，还是实行向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制度转型，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坠落都是不可避免的。朱镕基的企业改制不但砸了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锅，也砸了马克思主义的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教条，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现实表明，中国的经济基础已经不再是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了，但上层建筑并未发生改变。这说明，经济基础其实未必决定上层建筑，中国的经济改革最终宣告了马克思主义核心原理的破产。
四、社会主义幽灵为什么在美国出现？
美国各阶层和不同年龄群当中，对社会主义兴趣最大的是年轻人。《纽约时报》去年7月3日的《民主党正在社会主义化吗？》一文提到，“对于许多年长的民主党人来说，哪怕立场非常自由派的人，谈论民众对生产资料的控制，都是会引起反感的事情；它在年轻人当中更受欢迎。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在18-34岁的民主党人当中，61%的人对社会主义持正面态度。大衰退、教育成本的上涨、医疗保险的不可靠和工作场所越来越不稳定，以上种种结合在一起，令年轻人在物质上产生了痛苦的不安全感。他们没有共产主义普遍失败的记忆，但资本主义的失败就在他们身边。”
其实，过去几年来美国经济已经明显复苏，而之前出现的某些经济问题引起部分社会群体的不满，本来是常见现象，并不能证明资本主义的失败。这一代喜欢社会主义的年轻人都是美国大学校园左倾思潮教育的产物，他们在课堂上听到的很多学派、观点，都有源自欧洲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背景。正是这样的思潮排斥了不同观点的学术流派，而把少不更事的年轻人引导到憧憬社会主义的道路上去了。究竟社会主义政策，乃至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是否是个选项，其实，要从长年实行过经典社会主义制度的那些国家的历史中寻找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