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资本陷阱，究竟有多深？（图片来源：Fotolia）
【看中国2019年3月2日讯】（接前文）
一切有为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应作如是观。
——《金刚经》偈语
（提示：请各位读者在阅读本文前，务必重新阅读前面两章的内容。）
三、资本陷阱
在这一章，我们必须先来阐述一个简单的道理：经济危机的本质。商品价格在本质上等于工资+利润。包括农业产品的价格，也可以理解为农民的工资和利润。工资部分是由亿万劳动者分享的，这笔钱大都会拿去花掉，购买各种商品，但是利润部分将会归集到少数资本家手里，他们的花钱能力极其有限，哪怕吃油条吃一根扔一根，喝豆浆喝一碗倒一碗，也依然有限。长期以往，利润日益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全社会的商品总值只能指着劳动者的工资部分来买，其结果当然就是社会消费力日益不足，并最终导致经济危机。在这个角度上看，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贫富分化，就是资本家的利润不能拿去消费。
欧美国家在如影随形的经济危机威胁之下焦头烂额。第一次经济危机于1820年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起源地英国发作，此后逐步放大，在1840年酿成整个欧洲的灾难，整个欧洲的工业产能缩减了3分之2。要应对危机只有两个办法，第一，是激励资本家花钱，这需要技术方面的革新，逼着资本家掏钱出来投资于全新的生产线；第二，则是补充购买力，必须进行殖民战争掠夺外国的财富。就当时来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成果还没有被完全消化，第二次工业革命还要再等30年，伴随着电力和内燃机的大规模运用，才能到来，而当时的英国在财政上已经濒临破产，不可能再等下去了。于是，英国发起了鸦片战争，开始入侵庞大的中华帝国，吸噬中国的财富，去支撑大英帝国的经济。其它深陷危机之中的欧美国家紧随其后，在中华大地四处殖民，并向中国大规模的倾销各类工业产品，以中国人民的财富积累，补充欧美各国消费力。
殖民中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帮助欧美经济顺利的度过了1900年。然而此后，中国兴起了规模浩大的民族独立运动，抵制洋货几乎成为国民共识，第三次工业革命也是遥遥无期。再到1911年，中国辛亥革命爆发，此后就进入了持续不断的军阀动乱时代，中华大地处处烽烟，消费力被持续的战争内耗，消磨得干干净净，根本无从再向欧美国家输出购买力。欧美国家迫于无奈，相互之间争夺市场的矛盾无法消解，在酷烈的经济危机胁迫之下，终于大打出手。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一次，全球经济根本就没缓过来，到1930年代危机继续爆发，史称大萧条时代。于是到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再次爆发。
两次世界大战其实并没有解决经济危机爆发的终极起因：消费力不足。欧美各国之间大打出手，只能短时间内破坏对方的工业产能，为自己的产品争夺一个短暂的市场优势。然而战后只需要短短的时间，各国就能恢复产能，并再次诱发经济危机。但是，要说两次世界大战完全没有意义也不对，它最终留给人类社会科学方面的成果有两个：凯恩斯主义和苏联计划经济模式。
凯恩斯主义的本质，就是以借债的模式，向普通劳动者提供各种社会福利和补贴，以加强全社会的购买力。最常见的凯恩斯主义的应用方式，是政府向富裕资本家发行国债，然后，手里有钱了的政府就可以提供足够多的社会福利，比如聘用失业工人去山上挖石头，在纽约街头赶鸟，或者是提供各类养老医疗方面的政府补贴。凯恩斯主义的死穴在于政府的负债能力有极限，你借债总归是要偿还的，就算是政府，如果要赖账的话，也是会导致政府信用崩塌并造成纸币币值剧烈贬值的。1970年代初期，欧日各国政府都已经焦头烂额，借债借到极限，全球经济本来要崩。但是美国挺身而出，在全球建立起了以美元为基础货币的经济体系。美国政府以一己之力，大规模发行国债，引导美国企业拿着海量的美元到全世界投资，为全球经济补足购买力，这就是所谓的“美元时代”。货币国际化，要承担的国际责任，就是以本国的负债向他国投资，为他国补充购买力！顺带说一下，在这个意义上来说，自身的消费力都不足的中国，是没有能力向外输出购买力并实现人民币国际化的。
然而，美国政府的负债能力也不是无限的，到2014年底，美国国债规模达到17万亿，终于走到了政府负债的极限，再借下去连利息都还不上了。于是美国立刻转身进入货币紧缩状态，鼓励资金和产业回流，以充实其本国的购买力。奥巴马总统的处理方式还相对温和，只是以喊口号的形式号召企业回流。川普(特朗普)总统直接就是撕破脸，一方面在国内大幅度给企业减税；另一方面，有任何美国企业不给面子，依然跑到国外去投资的，立刻就是公然谴责，并且动用行政力量对企业展开各种调查。如此双管齐下的结果，就是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迎来了爆发，失业率下降到4%左右，制造业的新增就业岗位也是每个月几万的持续增长。美国东北部的重工业城市群，也就是曾经的“铁锈地带”，现在俨然开始焕发第二春了。
而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模式，根本连21世纪都没能挺过来。计划经济的本质，是由政府收缴全社会的利润，并用于再投资。利润不会沉寂在少数资本家手里，当然就没有了消费力不足的核心问题，因此也就没有经济危机的存在。1917年苏俄建国，一开始根本就没考虑过怎么发展经济，一直到1928年，苏联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终于算是建立起了国家主导型的计划经济模式。这种奇特的经济模式将所有的生产和消费都归结到国家机器的管控之下，全社会任何一种商品的消费量都由国家提前一年规定好，然后分配给上下游的国有企业生产出来。计划经济模式的优缺点都非常明显：一方面它当然会带来一定资源浪费，权力寻租也是不可遏制，并且它的创新性不足，也无从带来新的技术革命，它不考虑市场，因此某些广受欢迎的商品会供应不足。但是计划经济的好处也是非常明显：利润统一收归国有，生产和消费都由政府安排的结果，当然就不用担心经济危机了。要知道小范围的资源浪费、贪腐、创新力度不足以及商品供应不足，只是癣疥之疾，并非心腹之患。唯有消费力不足导致的全面过剩，才会导致根本性的经济危机。所以苏联依靠一己之力撑死了二战中强大的德国，撑过了冷战，一直撑到了1990年初期。
然而到了这个时候，计划经济的另一个问题暴露了出来：它极度不适应全球贸易体系。要知道全球贸易牵一发而动全身，市场信息瞬息千变，根本就不可能提前一年就计划出来。想要以计划手段控制进出口的商品数量和价格，根本就是痴心妄想：你不可能知道对方会以什么价格进口你的多少商品，也不知道对方会以什么价格卖多少商品给你。决定这些的，唯有市场。更要命的是，本国效率低下的企业在面临国外商品的冲击时，也必将毫无还手之力。1980年代中国开始改革开放，并逐渐融入全球贸易体系，与苏联之间的贸易关系被逐步削弱。缺少了中国这个最大的贸易伙伴，苏联的物资供应立刻就陷入高度紧张状态，与此同时，苏联的各加盟共和国面对贸易全球化的趋势也是焦头烂额，继续跟着苏联一条计划经济走到黑，基本上就被排斥在全球贸易体系之外了。眼看着欧美中日各国互通有无，经济蒸蒸日上，而自己居然深陷在计划经济的管控之下，过着物资短缺的穷苦日子，这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到1991年，苏联轰然解体，计划经济模式自此就断了传承。
就中国而言，在70年代改革开放之前，其实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计划经济体制。计划经济或者市场经济，都是针对工业化国家而言，而1980年代前的中国，其实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的农业国家，农民含辛茹苦供养少数几个大城市，工业实力孱弱得简直拿不出手。1980年的中国处于物资极端紧缺状态。当时，零零星星分布在上海以及三线地区的几个小厂，无论生产出什么来，都会被立刻消化掉，根本就没有通过计划调节产能的必要。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尝试过以国家为主导的工业化建设，以大炼钢的精神成批量的建设纺织厂化工厂机械厂，试图建立起从原材料到最终消费品的国企产业链，以达成建设计划经济国家的目的。这种国企产业布局甚至一直布到了县一级，在内地县城里长大的70后一代，应该对曾经遍布县城的各种国有企业还有着清晰的记忆。在数据上，1980年中国的工业总产值5154亿，其中国有+集体企业的总产值5129亿，占比99.5%。到1990年，中国工业总产值23924亿，其中国有+集体企业总产值达到21587亿，占比依然高达90.2%。至于外资和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前十年，连存在感都没有。
但经济规律很快就发生作用：计划经济在根本上就与全球贸易体系相冲突。傻大黑粗效率低下的终端消费品国企很快就成为了经济的负累，老百姓情愿在黑市高价购买国外的优质产品，也不愿意花冤枉钱购买这些垃圾国企生产出的垃圾。于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一方面外汇黑市和走私横行，老百姓用超高汇率在黑市兑换美元用于购买各种优质走私商品，海南岛和厦门岛成为中国的走私经济天堂；另一方面，国有企业生产出来的商品完全卖不出去，相互之间负债累累，债务链条根本就解不开，以致于国内发明了“三角债”这个奇特的词汇。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计划经济模式，被证明完全是走不下去了。接下来中国只剩下一个选择：实行市场经济体制，将利润留给老百姓。
要知道人性本身就是自私的。国家将利润全部收走的计划经济模式，这与追求享受和利润的人性直接冲突，并必然打击全社会的工作积极性，造成效率低下资源浪费，在全球贸易的威胁之下，也必定毫无还手之力。中国如果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就罢了，卖资源不需要多高的生产效率，所以中东地区的石油国家，甚至连军政府这种生产效率极其低下的怪胎都能长期生存。偏偏中国实在是人口规模过于庞大，相对而言，土地资源和矿产资源都显得非常稀缺，中国这样的国家想要在全球化时代生存下来，就必须建立起高效率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也因此势在必行。
于是1995年，中央高层通过了一个《九五计划》，在经济上决定“抓大放小”，也就是仅保留重点原材料领域的少数国企，其它终端消费品生产企业，全部卖掉，这些国企的工人则全部下岗，自行解决就业问题。整个1990年代，中国过的都是苦日子，都在还1980年代尝试建立计划经济模式未果的债，中国崩溃论因此不绝于耳。这种苦日子一直过到了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国门自此真正的打开，外资带着产业和资金大规模进入中国，迅速补充了中国经济所欠缺的消费力。民营企业主则依附于外企，或借着打开国门的东风直接从事出口贸易，迅速的发展起来。在数据上，2001年中国工业总产值95449亿，其中国企+集体企业总产值59637亿，占比62.5%；外资企业（含港澳台）总产值27221亿，占比28.5%；而民营企业总产值仅8761亿，占比仅9.2%。到了2007年，也就是金融海啸爆发前一年，中国工业总产值405177亿，其中国企+集体企业总产值129856亿，占比剧烈下降到了32.0%；外资企业总产值127629亿，占比微弱提升到31.5%；民营企业总产值94023亿，占比大幅提升到了23.2%。
2007年的中国大致是三角形的经济模式，国企、外企和民企各占一块。事实上，这算是一种相对稳固的经济模式。外企和民企可以挣走利润，满足人性需求，提升经济效率。而煤铁油等重要原材料领域则由国企掌控，它们创造出来的利润都将被国家抽走，并最终花到老百姓身上，以补充老百姓的消费力（是不是这样？你明白的！）。虽然这种模式无法真正阻止经济危机的到来，但是至少它会比欧美日所流行的自由资本主义体系要强一点，政府能够相对集中起更多的资源，因此也更能抵御经济危机的威逼。要知道在危机之狼来临之时，中国其实并不需要真正战胜危机，只需要跑得比欧美日这三者快，撑得比它们久一点，以它们的尸身满足危机之狼的胃口，中国就能逃过一劫，说不定运气好的话，还能以它们的残尸为食，让自己更加的壮大。
然而，2008年的金融海啸改变了一切。中国在这场海啸的威胁之下，自乱阵脚。中国此前根本就没想明白自己的经济模式的优劣，对经济危机的本质，更是一无所知。中国所谓的经济学家团体，开始乱出馊主意，并将这个国家一步步的带入了陷阱。
2008年金融海啸发作的原因，在于美国国内的金融秩序失控。美国的金融企业鼓励低收入群体借债购房，由于低收入群体的还债能力有限，这种债务并称为“次级债”，并且美国华尔街成熟的金融体系之下，这些次级债还被打包成了各种金融产品，在欧美日韩的各类金融企业之间加上杠杆之后来回倒卖，在卖了几十次之后，新的接手人甚至连加了多少倍杠杆都算不清楚了，更别说评估原始借款人的还债能力了。在本质上，所谓的次级债，其实也是向底层民众输送购买力，以支撑经济发展的一种“凯恩斯”式的操作。然而，即便是政府去借国债都有其负债极限，底层民众的负债能力就更低了。这类次级债从2000年之后在美国流行起来，到2007年中，短短七年时间，就开始不停的爆雷，并由于争相加杠杆的关系，亏损被剧烈放大，全球大部分金融企业的现金流眼看就要因此断绝，因此纷纷从实体经济中抽回资金以自救，全球经济因此遭遇重创。
这个时候的中国经济其实并没有遭遇多少冲击。外面的欧美日韩各国固然是一日三惊，但是中国的金融体系一直都是处于相对封闭状态，从来没有参与过次级债及相关金融产品的买卖，没有亏损也就没有回收资金的压力，中国本土的消费力因此并没有受到冲击。表现在数据上，2008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85万亿，较2007年的8.92万亿，绝对值增幅达到21.6%，这个增幅已经非常好看了，根本就没有丝毫危机发作的迹象。而在吸纳外资方面，中国服务贸易逆差115亿美元，货物贸易顺差2981亿美元，利用外资净头寸365亿美元，如此合计，中国2008年吸纳了足足3231亿美元的外资，对比起来，2007年的数据为3046亿，2006年只有2140亿。这三千多亿美元，当然都可以用于补充国内的消费力。当时虽然是金融海啸肆虐，欧美日韩各国都处于金融紧缩之中，但是老百姓的日常生活还是要维持的，必须的生活用品，也还是要买的。而中国出口的物美价廉的终端消费品，恰好满足了这些发达国家国民过紧日子的需求。进一步来说，应该还会有很多欧美科技企业不堪重负，将产能搬到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的中国来，或者直接将企业卖给中国人。这个时刻，其实并不是中国的危机，而是一次历史性的机遇，如果中国能够抓住的话，中国说不定自此就能建立起真正的工业全产业链，成为真正的工业强国。
然而历史没有如果。2008年11月，在迷信“凯恩斯主义”的国产经济学家的一致鼓吹之下，“四万亿”投资计划赫然出台。这份计划的本质，就是放开了地方政府借债的限制，地方政府可以大肆借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此来拉动经济发展。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自此暴涨，2008年底的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规模基本上略等于零，到了2013年中，根据国家审计署的调查结果，已经剧烈上升到约16万亿人民币。这还只是审计地方政府直接负债的结果，至于地方政府的各种融资平台公司的借款，由于打扮成了国有企业负债，因此并未纳入统计之内，业内的估算是超过10万亿。这二十多万亿的巨资，由地方政府借债而来，并在地方政府的主持之下，花在各种基础建设项目之上。这笔几乎是凭空而来并且几乎没有监管的巨款，自此改变了中国经济的运行模式。
2008年前的中国，大都只能是规规矩矩做生意挣钱，无论是民是官，想要无本万利空手套白狼，不说完全没有这种情况吧，但是操作难度极大，至少不具备普遍性。大家挣钱的难度差不多，因此全社会的贫富分化情况也不算严重。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财富每两年发布一次的全国“私人财富研究报告”，2006年全国18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规模约5万亿元，考虑到可投资资产不是现金就是可以随时变现为现金的股票和理财，这些资产事实上也是以现金形式存在于其他账户上，因此可以将这个可投资资产数据，与中国企业+居民的存款余额数据相比较。注意，企业+居民的总存款数据，可以说是全社会的流动性资产之和。以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与全国的流动性资产进行比较，可以清晰的看出一个国家的财富集中程度。
中国高净值客户资产变化情况一览（作者制表）
2006年，中国18万富人的可投资资产为5万亿，对比当年度企业+个人的存款总额31万亿，当年度的财富集中度为16.1%，2008年这个比值提升到18.4%，两年时间的提升幅度为2.3%。此后4万亿投资计划开始实施，并最终带来20余万亿的地方政府基建投资。这些地方基建项目并没有严厉的财政监管制度，在成本采购和工程建设方面，几乎全都是由地方主官一言而决。权力与资本，自此紧密结合起来，并因此凭空创造出了一个全新的权贵资本阶层。反应在数据上，就是财富集中度迅速提升，2010年提升到22.1%，2012年提升到26.8%，2014年32.0%，2016年38.6%，到2017年，仅仅224万富人，就已经控制了全社会45.7%的流动资产。注意，2016年较2014年，两年时间财富集中度提升了6.6%，而2017年，仅一年时间，财富集中度就提升了7.1%。按这种趋势来算，2018年招行和贝恩资本的报告数据目前还没出台，但是估算起来，2018年的财富集中度应该已经达到55%左右了。这已经是非常耸人听闻的数据了。
在这里，我必须再重复一次经济危机的本质：利润集中到少数资本家手里，造成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现在中国区区两百余万人，就拿走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金，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具备了经济危机发作的充分和必要条件。这个结论实在令人震惊，因此我这里必须给出更多的数据进行论证。首先我要给出的，是在零售业务上做得最为出色的招商银行金葵花客户（资产50万元以上的个人客户）2007-2018年6月的资产数据演变。
招商银行金葵花及以上类别客户的资产演变情况（作者制表）
根据招行的年报数据，2007年金葵花客户资产占其总零售客户资产的比值为55%，到2017年提升到82%的惊人水平，2018年的全年数据尚未发布，单就其半年报中的数据来看，依然维持在82%左右的水平上。仅仅2%的零售客户，就占了全部零售客户资产的82%，或许，就是中国真实的贫富差异水平。
这组数据之外，我还要给出另外一组数据，中国12家大型商业银行的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600-1000万的高等级客户）2015-2018.6的资产数据演变。
2015年，上述12家中国最主要的大型商业银行合计44.7万私人银行客户，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6.45万亿。到2018年6月，总计62.5万的私人银行客户，总流动性资产规模达到9.49万亿。短短两年半时间，私人银行客户资产规模增加了47%。这种令人震惊的财富聚集速度，就如此真切的发生了。在这一串冷冰冰的数据背后，无疑就是越来越快速的贫富分化。
各大银行的私人银行业务扩张情况（作者制表）
当区区两百余万人就控制了全社会一半以上的流动资产时，事实上就已经达到了所谓控盘的效果。而在实践操作中，根本不需要达到如此高的比值就能控盘。根据一般的商业经验，比如在股市中，庄家控制的流通股比例达到3成，就被称为“筹码归边”，可以为所欲为了。这样看起来，中国大致上在2013-2014年间，就完成了全社会财富的筹码归边。这当然就意味着一件事：普通人的生意，在2013年以后，就越来越不好做了。而中国的经济增速，自此之后，也开始剧烈下降。
中国规模以上三大类工业企业利润占比变动情况（作者制表）
在数据上，2014年以后，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就丧失了增长性，在6.5万亿左右徘徊，2017年煤铁等大宗原材料大幅提价，令国企利润在一年内大幅上升38.3%，并由此带动整个工业利润上升了9.3%，但是到了2018年，全行业利润就萎缩回了6.6万亿，退回到了2014年的水平。究其原因，其实就是社会财富过度集中在了少数资本手中，全社会高度缺乏新增消费力，于是各行各业只能进行存量博弈，想要再实现业绩增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了。
注意，在一个已经实现了筹码归边的市场之下，普通老百姓想要实现财富增值，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2014年之后的股市当然就成为了资本的猎场，想收割散户，就随意发点消息，玩玩并购游戏，或者直接下场使用优势资本操纵股价；要收割企业，就去大大方方的做门口的野蛮人。2015年股灾时期，普通股民每天焦头烂额，但是顶级资本就能指挥国家队今天拉升这只股票，明天买进那只股票，轻松出货，在股灾中还能开开心心当股神。老百姓想要摆脱资本的收割，竟然只剩下一条路：炒房，集体炒房。
要知道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其实是最为市场化的市场。虽然土地资源被政府垄断，但是土地供应方式基本上严格遵循价高者得的公开出让制度。地方政府迫于财政压力，当然也是一心想把手里的地卖出高价来，对于私下授受土地，骨子里就非常抗拒，在这样的背景下，即便有少数违规供地的情况，也不是主流。至于房屋买卖环节，那更是彻彻底底的市场化，开发商明码标价，谁有钱谁就能买，个别城市的个别地产销售人员，私下会收点茶水费什么的，这本身也是市场经济的表现，出得起这个茶水费的客户，就能买到这套他深信会继续涨价的房子。也只有这一个市场，筹码归边的权贵毫无办法。想要控盘的话，由于行业上上下下普遍使用金融杠杆的缘故，地产市场规模被放大到惊人的程度，根本就控不过来。还记得本文第二章的几个重要数据吧，截至2018年底，地产商累计欠了48万亿的债去买地建房，而老百姓则欠了54万亿的按揭贷款。在这样的金融杠杆推动之下，2018年中国商品房市场成交规模高达15万亿。更关键的是，商品房这种东西，虽然也具有流动性，但是流动性始终比不上股票之类的资产，要转手的话，动不动就是3个月到半年的成交周期。对于中国的控盘资本来说，介入这种市场，实在是得不偿失。因此，毫无意外的，房地产在2008年后逐渐成为了国人唯一的投资渠道，不惜投入自己八成的棺材本，至于股票，则已经逐渐被普通老百姓给放弃了。根据上交所的统计年鉴数据，2008年上交所散户（持股10万元以下）合计持股市值6256亿，占上交所全部股票总市值的比值5.5%，到2017年，散户持股市值下降到3449亿，占比下降到了1.2%。
阅读到这里，我们事实上已经可以勾勒出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经济发展主线：1980年代的中国尝试建立计划经济体制；1990年代这种尝试陷入失败，品尝了足足十年的苦果；2000年之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入外资补充消费力，并带来近10年的经济腾飞；2008年之后中国开启了无节制的地方债投资，并导致严重的经济后果：财富归边。老百姓面对这种财富归边的现象，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买房。这个15万亿的地产市场，被控盘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哪怕像碧桂园这种“宇宙”第一强房企，2018年的销售业绩也只有7287亿，占比也只不过是4.8%，想要控盘，根本就谈不上。
然而，可怕之处在于：以买房来对抗财富归边，来抵御可能的财富清洗，其实也只不过是普通国人的一厢情愿。我们必须时刻记得，经济危机的本质，就是全社会的消费力不足。本来财富归边，就已经是引发危机的充分必要条件了。而老百姓将手里的收支结余资金全部拿去买房，进一步削弱消费力，更是雪上加霜，这必将会加速经济危机的到来。到现在这一刻，应对系统性的金融风险，已经是中国的第一要务了。
至于接下来，中国经济将走向何方，请期待最终一章：折戟沉沙。（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