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纪录片《死灵魂》（影片来源于YouTube，如被删除请见谅）
【看中国2019年3月18日讯】2019年3月9日和10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弗瑞尔亚洲艺术博物馆（Freer-Sackler Museum of Art）上映了电影纪录片《死灵魂》。电影有8小时15分钟（495分钟）之长，分三集播出。来自中国大陆以拍摄纪录片著名的导演王兵在电影放映前对电影做了简短介绍，映后与观众互动回答了问题。乔治・梅森大学教授、电影制作人卡玛・韩丁做现场翻译。
2018年5月，《死灵魂》作为第71届戛纳电影节特别放映作品全球首映，在戛纳2018评论家评分榜（Cannes 2018 critics ratings）上，得到8.39的高分。维基百科上关于这部电影的介绍非常简洁：“该片记录中国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本人注：此描述为误），因反右运动而受到迫害的人士，被下放到甘肃省酒泉市区东北约30公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一个名为夹边沟的劳改农场，所饱受酷刑煎熬后的幸存者。”
介绍简短，但制作这部电影的过程却和电影本身一样，十分的漫长。从导演王兵自2005年选择这个题材，到2017年电影制作完成，他用了整整12年的时间。在这漫长的12年里，他辗转找到了120多个夹边沟的幸存者，对其中的一些人做了访谈与拍摄，并在电影中收入了其中大约15人的故事。这些访谈多是在2005和2006年之间进行的。在随后的日子里，那些当时已经70、80、90高龄的受访者便一个个的去世了（现在世的还有两三个），以往的夹边沟也已经被政府以移民、改造的手段掩埋而不复存在。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恶名昭着的反人类屠杀地、中国的古拉格，夹边沟已被当政者从地球表面抹掉了。可是，依然被压在荒漠、高铁、树林、房屋、庄稼地之下的那些无名无姓、无人记念、无家可归、无处安眠的冤魂呢？游荡了半个多世纪的他们，可曾找到归宿？
死灵魂，人死之后才会有灵魂。灵魂永在，只是在沉睡而已。是王兵导演将他们唤醒了。
难忘的地名
夹边沟、明水、新添屯、天水、酒泉、兰州……这些在电影中不断被人提起的地名，饱含着成千上万冤死灵魂的苦与泪，令人难以忘怀。
关于夹边沟，以前我听说过，但没有具体关注过。这次看电影前后，我做了一些搜索。在维基百科上对夹边沟有比较细的介绍，这里我引用几段，作为此电影的背景：
“夹边沟”本为村名，因村子的一边为被当地人叫“边墙”的古长城，另一边是排洪沟而得名。……1954年3月，甘肃省劳改部门在夹边沟建立劳改农场，行政名称为“甘肃省第八劳改管教支队”，对外称“国营夹边沟新建劳改农场”。
1957年下半年，随着“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夹边沟农场成为接收甘肃省各地“右派”分子的劳教农场，改称“酒泉夹边沟劳改劳教农场”。夹边沟农场接收的第一批劳教人员是1957年11月初甘肃省酒泉运输公司的4人，劳改局的4人和11月16日张掖专区机关的48人。此后直到1960年底，陆续有3千名左右的右派分子被送到该农场接收劳动教养，具体数据各材料稍有不同。夹边沟农场环境恶劣，劳教人员过多，农场无法自给自足。恰逢全国性的大饥荒，而且当时农场管教和上级部门按照“右派就是反动派”的逻辑，未给农场提供充足的粮食，致使在夹边沟农场的部分劳动教养人员因饥饿等原因死亡。
1960年6月，中共甘肃省委成立省农垦委员会。成立当月，农垦委员会召开河西农垦会议，提出在河西走廊开荒四千万亩。9月，张掖地委按上级指示，提出再新建12处农场的目标，计划在高台县明水滩新建的明水大河农场就是其中一个。夹边沟农场接到张掖地委通知后，除留下少数人员留守外，将其他一千九百多人全部调往明水滩。由于粮食不足，明水滩基础设施几乎没有，大批劳教人员被冻死、饿死。
1960年11月上旬，在甘肃河西地区检查工作的钱瑛发现夹边沟农场和明水大河农场饿死人的情况。接着，中央派出检查团到甘肃开展“抢救人命工作”，检查团以国家监察部部长钱瑛为团长，公安部部长王昭为副团长，水利部部长傅作义等参加。张掖地委派地委组织部副部长马长义调查夹边沟和明水大河农场，至十二月中旬将在明水滩的劳教人员接到高台县抢救，夹边沟农场也同时开始抢救人命，并开始分批审查陆续将教养人员遣返。
调往明水滩的一千九百多人仅抢救回二百多人，加上留守夹边沟的、在夹边沟下属石炭沟煤矿的，以及劳教期间逃跑的等，幸存者只有五百多人，不超过六百人。
——以上内容来自维基百科
“明水”似乎是《死灵魂》的副标题，在三部影片的片头都出现过。“新添屯”也在电影中被多次提到过，经查询是1958年开建的一个作业站。就是在这几个地方，三千多“右派”中的两千五百余人因冻、因饿、因失去求生的愿望而被黄沙埋没，最终尸骨无存，连名字都不被人记得了。
《死灵魂》视频截图
难看的电影
这是一部难看的电影——52岁的王兵导演自己在介绍电影时一再说到。
我也觉得这电影确实很难看。这里说的难看，并不是说它不好看（这种记录残暴的纪实片不可能好看），而是说它很难让人看下去、看进去、看明白；它对观众的要求很高，要有耐心有毅力有历史感还要有同情心。这不仅仅是因为电影很长，更因为它形式的与众不同和内容的艰深苦涩。
1、形式
电影很长，自不必多说了。其实这还不是王兵导演制作的最长的电影——他还有一部《铁西区》，也是纪录片，有9个小时之长。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电影的拍摄和剪接方式。
在《死灵魂》的三部8个多小时里，绝大部分的镜头是在受访者家里进行的谈话，自然采光（阴影、背光、反光都有）、自然声响（就连隔壁装修的钻具声猫叫声汽车声都原汁原味地在线），自然情境（对家人之间的对话、走动都不加限制），摄影机基本上不改变机位，导演在最大程度上不介入人物的自述，不催促不打断，任凭受访人沉浸在自己的思绪中，慢慢地从遥远的记忆里抽出自己与他人50多年前遭遇的蛛丝马迹。
这样一来，每段访谈就都很长，因为受访人要想，要说，要停顿，有时候还会抽烟喝茶流泪哽咽，期间会有不少静止的镜头。导演王兵在映后与观众的交流中解释说，他认为，要用20到30分钟才能够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他不愿意用一般的电影手段，在人物之间跳来跳去地选取素材。他认为那样做的话，观众离开影院的时候脑子里留下的是导演编辑后给他的支离破碎的印象，而不是一个个当事人的完整自述。王兵导演事先不与受访者做访谈前期准备，尽量在第一时间捕捉最真实的反应，让受访者如实地讲述自己的遭遇。
幸存者讲完之后，导演在后期处理的时候也尽量保持原样，不做过多的剪辑，尤其不会剪掉那些空镜头，从而保持长镜头（long shots）的完整性。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保证了内容的原汁原味，更维护了访谈情境与氛围的真实，让观众在烟熏火燎的居所、陈旧破败的家具摆设中得到沉浸式的体验，从而对受访者的过去和现在有更加完整的理解。
电影里还有一种长镜头是发生在荒郊野外的。王兵导演（兼摄影）在荒凉的土地上或伫立或行走，以摄影机为眼，扫描四周的山峦沟壑荆棘尘土，还有这里那里暴露在阳光下的骨殖。这样的镜头有很多，每个都很长，最长的一段在电影的结尾，持续了十几分钟。观众从大屏幕上看到的与导演在现场看到的是一样的情景，听到的是一样的风声，除此之外四面皆空。
看电影第一部的时候我对这样的“空镜头”很不习惯，因为电影本身就很长，谈话又是慢节奏的，再加上这样的长镜头推拉旋转，没有一点儿耐心的观众很难坚持下去，一般的电影里也很少见到这样的处理方式。但导演不管，他只是尽情地使用这个手法捕捉现实中的东西。待看到第二部时，我沉进去了一点，慢慢地看出了一些意思。我仿佛看到，在空旷的荒野里，在夹边沟遗址的土地上，渐渐地浮出一些影子，他们衣衫褴褛、骨瘦如柴、筋疲力尽、没有人形；他们劳作着晃动着爬行着呼号着，他们在背风的土坎下晒着太阳取暖，在半截地窝子里咳喘呻吟……没有声音，只有影子，那是已经死去的人们的灵魂在向我们诉说他们的遭遇。
至此我意识到，只有在很长的镜头、很久的静默中，观众才有足够的时间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才得与死灵魂们有一面之缘。
到第三部，导演用了10几分钟的长镜头给电影收尾。他拿着摄像机在荒野中上沟下坎快步行走，带我们在遍地骸骨的土地上前行。每到一堆白骨前，导演都会停顿一分钟，静止的镜头似乎是在向白骨曾经的主人默哀致敬。我从没有见过这样多的人的骨头——头骨、臂骨、腿骨、髂骨、脊椎骨、肋骨，凌乱地撒在地上，不知道已经有多么久，也不知道还会有多久。
之前我之所以不敢关注夹边沟其实是出于一种逃避心理。很早以前，我曾经见过几帧夹边沟的照片，那上面半露出地面的白骨让我揪心恐惧，所以这次我是硬着头皮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来看这部电影的，进场时我就准备好随时逃离。奇怪的是，在来之前，我以为我会害怕，我以为我会看不下去，但真的在大屏幕上看到了这些骨殖时，我并没有产生任何预期的生理和心理反应。我意识到，在这长长的观影过程中，我，如同夹边沟的受难者一样，面对着实实在在地摆在眼前、摆了很久、反复出现的各种死亡以后，便麻木了。这种体验有助于我更深地理解那些幸存者当时的处境与心态。
我明白，我“看到”的那些恍惚的死灵魂只是出于自己的想象，而并非导演有意对观众的导引，这是一个给人以见仁见智选择的影片。网上有报道说，王兵导演并不十分关注观众的反应和评价，他只是想让这部电影对得起那些故事，对得起那些讲故事的人。在观后交流时王兵导演对大家解释说，他用了那么多的长镜头，主要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记录现实，所以影片中的地点、位置、景象都力求准确无误。他希望过了许多年以后，当人们再看到这部电影、看到这些长长的镜头里的天高地远中的累累白骨时能够相信，这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地方。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地方，一个人间炼狱，它叫夹边沟。
2、内容
电影的内容，实话说来，是相当压抑沉闷的，一开始时观众要有极大的耐心才能够看下去。如我前面所说，电影的主要内容是叙述，没有音乐烘托气氛，没有灯光照明，每一个受访者的家里都是原封原样不加修饰。陈旧不堪的生活用具，年久失修的房屋，污浊的玻璃窗给黝黑的起居室投射来的一束光亮……我似乎都能够闻到房间里的腐败气息。访谈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完成的。
电影里一共出现了大约15个受访者(还有几个是通过书信等方式出镜的）。他们中间约有一半的人完全说不清楚自己是怎样成为右派的，有的人只不过是因为上边要凑那个5%而被命名为右派。他们被“抢救人命”回来、在被遣返以后，直到被平反，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罪名，就那样糊里糊涂地到鬼门关走了一遭。他们从平凡的生活中离去，又回到平庸的生活中来，被湮灭在芸芸众生之中，无人知晓或关心他们的遭遇。转眼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些受害者没有得到赔偿，没有人向他们道歉，更没有人为此承担责任，“苟活”一词应该比较适合用来描述他们的状态。而他们还是幸运的，因为他们是活下来的那六分之一，而其余的人早已成为夹边沟黄土地下的冤魂，死无葬身之地。
在电影的第三部中，导演向观众展示了两封信，读之令人落泪。那些被打入另类的人们为了不让家人担心，也是因为惧怕淫威而不敢，在信中还力图报喜不报忧，即便在面临饿死的关头，仍然措辞小心地向家人求救。我实在是无法想象他们在什么样的生理和心理高压之下苟活着！
我不想重复受访者讲的故事细节，因为那些事在各种各样的报道中都有过介绍，比如饥饿造成的人吃人的呕吐物甚或是吃死人，比如吃芨芨草籽无法大便大家每天互相往外抠有人因此腹胀而死，比如早上醒来摸到自己身边的难友已经通体冰凉，比如死的人多了以后没有棺材用只好用被褥一卷草草掩埋，直至最后无人有力掩埋便任凭逝者暴尸荒野，等等，都已经被各种媒体说过很多遍了。在夹边沟，人的生命就是那样的如草芥一般被藐视，生前死后皆是如此。
从众多的受访者的叙述中我发现（王兵导演也证实），幸存的人们之所以能够活下来的原因之一是，他们多少还是因为机缘巧合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的，比如是被分在了食堂或木工班等地方工作，能够多吃到一口食物。在那种地方，当每天的口粮已经不足4两，多吃一勺野菜糊糊也许就能够挽救一条生命啊！还有，能够活下来的人很多都是已经成家的人。他们的家人会在大饥荒的年代仍然勒紧裤带给他们送去或寄去一斤两斤炒面，救自己亲人一命。而无依无靠的人们就只能成为饿殍，抛尸荒野。
影片结束后，有一位美国人问王兵导演，这些暴露的白骨是否得到了适当的安葬，是否经过DNA检测找到了他们的家人。导演的回答很简单：No。我不怪这位美国年轻人的天真，也不笑他的幼稚，因为他没有经历过那样的“运动”，没有在草菅人命的社会里生活过，他的想法是正常人的思路。他哪里知道，能够把人活活饿死却又从未认错更遑论承担责任的政府，是不会为被制度害死的人找寻家人的——在一个连公道都是奢侈的地方，家为何物？
难得的历史记录
王兵导演说，刚开始他找寻幸存者的目的是为了他的第一部故事片《夹边沟》寻找素材、搜集资料。从2005年始，他便如暗夜里打捞沉船一样，从茫茫人海里一点点地捕捉信息，在全国各地共找到了120多名夹边沟幸存者和们的家人，访谈了其中的大部分。但是王导演说，他的主要关注点还不是在这些幸存者身上，毕竟他们还活着，还能够讲话。他希望的是尽多地了解那些已经不能说话的逝者，尽多地记下那些死去的人们的故事。所以在访谈中观众经常可以听到，当受访者提到自己当年的同伴时，导演总会提的一个问题是：“他叫什么名字？”王兵导演说，他希望能够通过活着的人们的嘴说出那些已经不能说话的人们的往事，让那些被沉默了的人也发出一些声音。这就是为什么他把电影命名为《死灵魂》的原因：这是一个关于死去的人们的故事。
2014年，王兵导演决定用收集到的一百多个小时的素材做这个纪录片。他的目的很明确：要为历史留下真实的记录。所以他用了前所未见的编辑方式，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真实的夹边沟。我说他是在抢救历史，他自己不同意这个说法。可我觉得，也许导演的初衷并非如此，但他实际上做的工作其结果就是这样。不是么？在他当年找到的那120人中，现在仍然活着的人只有不到20个了。可以预见，很快这个数字就会逐年减少直至归零，但当年发生在夹边沟的惨绝人寰的悲剧通过他们的口述，通过王兵导演的镜头，会永远留存在这个世界上，成为不死的灵魂。
遗憾的是，由于片中的受访人说的大多是口音浓重的西北方言，就是中国人，不看字幕也听不懂。但因为资金短缺的原因，目前《死灵魂》只有法语和英语版，尚未制作中文版，而这部电影是否能够在中国发行也还是一个巨大的问号。
不管怎样，这部纪录片已经给中国历史、人类历史留下重重的一笔，夹边沟的那些死灵魂已经被唤醒了！
后记：据王兵导演说，他是2012年到夹边沟去拍的实景。到了2013年，他拍摄累累白骨的那片荒凉的塬地便不复存在，据说是为修高铁而被填埋了。倘若这消息是真的，那就拜请各位乘高铁或汽车去向酒泉、高台、张掖一路的人们在经过那里的时候多向窗外看上一眼，告诉那些被永远留在荒塬上、躺在高铁地基下的灵魂们，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记得他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