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他们走。（网络图片）
按：周家8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们家时，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着了，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
“那天，我们几十个社员在离队上三里多路的杉木岭翻红薯藤。”兴桥乡桥头村村民周福妹向我们诉说了周文栋一家惨遭灭门的经过——
快收工时，我们（生产）队队长周××突然猛吹一声哨子，喊了一句：“大家快点动手！”我还没搞清白什么事，就看见十几个男劳力涌上去，把还在弯腰做事的周文栋和他的老婆陈莲娥，还有儿子周辉死死扭住，按在地上，捆了起来。后来我才知道这是队上事先商量好了的，要杀他们，因为周文栋是个右派。周队长接着命令：“快推到窖里去！”
这时，周文栋晓得大祸临头，跪在地上哭着求情：“要杀就杀我，莫杀我老婆、儿子，他们没犯法……”哪还管什么用？人就跟发了疯一样，拖起他们一家三口塞进一口废窖眼里。有人搬出早就藏在松树林子里的两捆干稻草，点燃了塞进窖里。听见里面喊得凄惨，又在窖口压了许多松枝堵住烟子。只一会功夫就听不见哭喊了。三条命一下子就了结了。杀人时，我看不得这种场面，走开了。
过去，我当过别人家的丫头，也受过好多苦，那些地富恶对人也有蛮好的。人，最怕将心比心，周文栋一家人在我们这里没过过一天好日子，怎么就会有死罪呢？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正要散工回家，周队长又想起周文栋还有一儿一女在家里，就派两个人回村里去，把两个乃崽也搞起来一起搞掉。派去的那两个人平时也蛮厚道的，可那种日子人都变了！
当时，周家8岁的女儿周大妹带着弟弟在家，弟弟才两岁，叫个周小妹。派回去的人到他们家时，周小妹光着身子在堂屋里的木凳子上睡着了，周大妹刚刚打了一桶井水回来，见来了人，还招呼两位伯伯喝水。
那两个人说不喝，又哄她说：“你妈妈要你带着弟弟到外婆家去，她在路上等你们。”周大妹信以为真，就说：“弟弟睡了，让他在家里，我一个人去算了。”
那两人说：“睡了没关系，你背着去吧。”小姑娘哪里晓得是计，背起弟弟就跟他们走。
走到大棋子，周大妹发现不是去外婆家的路，又望见杉木岭那边冒着滚滚黑烟，心里害怕，不肯走了。那两个人，一个抱起周小妹，一个拖起周大妹，往杉木岒走。
这边人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大家心里都明白，大的杀掉了，留下两个小的，一个8岁，一个2岁，哪个去养？
周队长接过周小妹，一把就丢进还在烟的窖里。周大妹吓得嚎啕大哭。周××哪管这么多，用力把她往窖眼里一推，推得太猛，一下子推过了窖眼。周××又赶过去揪住她，生生地揿进窖眼里去。那时候窖里还有火呀，两个毛乃崽硬是活活焖死的。
这个周大妹，扎着两根短辫，长得好乖的，嘴巴又甜，见了人，伯伯婶婶叫个不停，不是黑了良心，怎么杀得下手哦！可怜好好的一家人，哪晓得会遭灭门大祸。造孽啊……
我们这里有句老话：人死饭甑开。就是谁家死了人，全村人都去帮忙都去吃死人饭。当天晚上，周家屋里，灯火通明，队上的人把他家的鸡、鸭、一条黄狗、一头大肥猪全杀了。还有大米、茶油、红瓜子、黄豆、棉花，农具家俱、坛坛罐罐、屋里的楼板……能吃的当场吃了，不能吃的，像土改时分胜利果实一样分了。
周文栋何许人也？笔者从1985年6月30日道县人民政府下发的有关周文栋一家人的《平反通知书》（编号0789）中看到，他1949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137师军政干部学校，毕业后留在部队工作，后因病转业回道县当了一名教师。1957年因“爱提意见”被划为右派，开除回家务农。与《平反通知书》同时下达的，还有给周文栋一家人补发的被抄财产补偿费379元，房屋修理费300元，因周文栋一家已被杀光，以上款项交给了周的弟弟。指挥杀人的生产队长周××被开除党籍。
我们原打算就这样不作任何评论地记录下来让读者去见仁见智，因为我们知道任何评论在血的事实面前都是苍白的、无力的、片面的；更因为我们知道，对同一件事物不同的人会有多么不同的理解！
然而，有几句题外的话，如鲠在喉，不吐不快，那就是关于讲真话的代价。
每一个人都知道，在我们国家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但这代价究竟有多么高昂，周文栋给了我们一个答案，首先，他因为在“帮助党整风”中讲了几句半真不假的话，付出了前途和美好的生活，接着，又在文化大革命中追加了他的性命和他妻儿的性命。
杀他一家的贫下中农们如果知道，周文栋在给“党”提的几条意见中，有一条是关于一些农村干部好大喜功，“歪嘴和尚念错经，虚报浮夸，加大了农民的负担”，不知会作何感想？
一位在道县工作多年的干部对我们说：“在道县，你一老一实的工作，不讲假话，就被人看不起，认为你没本事，打事不开。领导不喜欢你，群众也就看不起你，更莫想得到提拔和重用。”（这个现象绝对不是道县独有的。）
那么，提拔和重用的都是些什么人呢？
至少不能提拔和重用敢于提不同意见和讲真话的人。
呜乎，哀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