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左至右黄永胜、吴法宪、林彪、李作鹏与邱会作的合影。（网络图片）
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是中国当代史上的一件标志事件，党章指定的接班人林彪的出逃与坠机，极大地震撼了沉迷于狂热的“口号时代”的国人。来不及顾虑国人的巨大震撼与惶惑，体制内部迅速开始了对“林彪集团”的大清洗，而这场大清洗所涉及到都是军队中的高级干部，震动很大。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逃坠机事件震惊中外，中共中央迅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逮捕了部分被认为是林彪集团的人员，并于9月18日发出［1971］57号文件《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形势相对平稳以后，中共中央分别召开了各大军区、各省市、各军兵种的清理整顿会议，在这前后，许多人受到了牵连，他们或被批判或被隔离审查。据称，“林彪事件”后，首先被抓的是南京军区空军原政委江腾蛟。空四军政委王维国，空五军政委陈励耘，空军副参谋长王飞、胡萍，南京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周建平等先后被隔离审查。而职位最高，陷的最深的应该是政治局委员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所谓的“四大金刚”。这几位前四野的高级干部，文革中紧跟林彪，林副主席一出事，9月24日四人即被“停职反省”。
1971年12月21日，中共中央又发出［1971］77号文件，称“陈伯达在林彪的支持下，窜到华北各地乱跑乱说，拉拢和联络李雪峰、郑维山等人，丧心病狂地进行反革命游说，为林陈反党集团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篡党夺权作准备。”1971年1月24日就已宣布撤职的北京军区原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又给划到林彪集团里了。这份文件还宣布“吴法宪接连找王秉璋、王维国、陈励耘等人谈话，鼓动他们在小组会上向党发动进攻”，并指国防科委第一副主任王秉璋“猖狂向党发动进攻”，因而王秉璋也被定为林彪死党。
1972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都军区的中发［1972］14号文件，被点名的共6人，他们是成都军区司令员梁兴初、第二政委陈仁麒、第三政委谢家祥、第一副司令员温玉成、成都军区空军政委丁钊、民航总局政委刘锦平。文件在点到刘锦平时，说他是到四川来串连的。文件中指称：“梁兴初、陈仁麒、谢家祥三同志上了贼船，犯了严重的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文件里说“林彪一伙把温玉成派来成都军区，又先后派出死党来川进行反革命串连，同丁钊策划过反革命政变的阴谋活动。”
1972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浙江省的中发［1972］16号文件点明浙江省委第一书记、省军区政委南萍，20军军长兼省军区司令员熊应堂“对林彪及其死党言听计从，积极投靠，互相吹捧，打的火热。”这份文件还指称“林彪死党周建平、周赤萍等先后多次窜到浙江，与陈励耘等秘密串连，收集情报，策划反革命阴谋活动。”因为周赤萍写的小册子《东北解放战争时期的林彪同志》在1971年重印发行几十万册，中共中央认定周赤萍是为了配合林彪篡党夺权。
1972年4月27日，中发［1972］17号文件指“程世清同志就上了贼船，并且制造谣言，篡改党的历史，积极吹捧林贼，散布谣言。”于是，福州军区副政委、江西省委第一书记程世清，江西省军区司令员、江西省委书记杨栋梁被隔离审查。1972年7月16日，中发［1972］26号文件称：“龙书金同志站在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一边，上了贼船，陷的很深，坚持资产阶级立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转移斗争大方向。”随后，新疆军区司令员、新疆革委会主任龙书金被免职。1972年9月15日中发［1972］38号文件：“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和以林彪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激烈斗争中，在我党第十次路线斗争的重要关头，蓝亦农、张荣森同志都是站在林彪反党集团一边，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和宗派主义错误。蓝亦农同志的错误更严重。”于是，昆明军区副政委、贵州省委第一书记、贵州省革委会主任蓝亦农被下放劳动。
1973年1月7日，中发［1973］4号文件：“林彪死党先后窜来我省与易耀彩、辛国治、吴宗先、包玉清等秘密勾结，互相串连，大搞反革命阴谋活动。”这样北海舰队政委易耀彩，舰队副政委辛国治，济南军区空军司令员吴宗先，十三航校原副校长包玉清，济南军区军区第二政委、山东省委第二书记袁升平先后被审查。
除以上提到的人外，因为“九一三事件”，还有不少军队高级干部被打倒或者被批判，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黄志勇，总后勤部副部长王希克、伊文、张明远、丁先国，陈庞、严俊、总后勤部副政委戴金川。国防科委副主任赵启民、韦统泰，国防科委参谋长梁军。海军第二政委王宏坤，海军副司令员吴瑞林。海军上海基地副政委薛安祥，军政大学政委张秀川，军政大学副校长李丙令，武汉军区政委刘丰，云南省军区政委雷远高，43军127师政委关广烈。
空军在这次清冼中涉及到的人最多，空军副司令员曾国华，兰州军区空军副政委王绍渊，空军参谋长梁璞，空军副参谋长白云、何振亚，朱虚之，空军情报部部长贺德全，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员王璞，广州军区空军政委龙道权，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空军第十二军军长解耀宗，空军三十四师师长时念堂，南空司令员刘懋功，空4军军长郑长华，胡林信（时任南空政治部主任）、高浩平（时任南空政治部副主任）、解长林（时任武空副司令员）、查全伦（时任福空副政委）、张永亮（时任空3军政委）、姬应伍（时任空4军第二政委）、冯健（时任空5军第二政委）、马运河（时任空5军副军长）、王是桥（时任空5军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云山（时任空5军参谋长）、吉世堂（时任空6军军长）、司中峰（时任空6军政委）、沈科（时任空12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张守恩（时任空12军副军长）、马进修（时任空12军政治部主任）、马杰三（时任昆指主任）等人都被隔离审查或撤职，有些曾被认定有罪，后免于起诉或不予起诉。而林立果操纵的“联合舰队”的组成人员因地位不高，在这里不再介绍。
《共识网》上发表的题为《四十载岁月蹉跎，再看九一三》的历史回忆性文章也披露称，在“九一三”的背后，几十万人被牵连、受审判，中共军队中战绩最辉煌的“四野”从此淡出了政治视野。在此次清洗中，受害人员之多，影响之大，后果之严重，同样是“史无前例”的。“九一三”后，林彪“四野”旧部受到空前的清洗，黄吴李邱被关进监狱，他们的子女被隔离审查多年后，被安置到各地，遭遇许多不公正的待遇。黄永胜的四个孩子流落各地，其中老三被安排当矿工，离最近的镇还有30里地。10年后，黄春光才第一次获准探视黄永胜，而此时的百战名将已苍老不堪，全无军人挺拔、硬朗的身姿，他说，因帕金森症，在狱中行动不便，上厕所没人帮助，只能自己爬着去。邱会作的大儿子邱路光被关押了12年，收审时夫人正怀孕，再见到孩子时，已是10多年后。黄吴李邱出狱后，无法在北京居住，不能使用自己的真名，据阎明回忆，他去西安探望邱会作时，正值酷暑，邱头顶着湿毛巾，在狭窄的住所中说：“过去的事就不说了，可生活总要照顾一点吧。”文章表示，“九一三事件”使中国的历史在此打上了一个死结——“开国元勋成了反党集团的首领，百战将军成了阶下囚，红色理想主义的精神大厦上，从此有了一个巨大的缺口……灿烂的肥皂泡破裂，人民需要政府给出一个交待，而年轻人则开始思考。中国的理性时代，正是从‘九一三’开始的”。
“九一三”事件——林彪“仓惶出逃，坠机在蒙古”，官方对此的解释是林彪“叛党叛国”。这就让人们有点想不通了，林彪是毛主席亲自钦定的党的第二号人物，已经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接班人”了，为什么还要叛党叛国、合家出逃自取灭亡呢？1996年10月31日，国内外著名的文化大革命研究专家王年一，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召开的学术讨论会上有一个“对林彪集团的再认识”的发言，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给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周总理生平研究小组组长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大作中也用了这个“逼”字，该书第6章的一个小标题就是“把林彪逼上绝路”。
其实，包括林彪在内，这些跟随着毛泽东打下江山、又坐上江山的一代战将们，怎么可能反对毛泽东呢？借他们一千个胆也不敢！毛泽东是他们的荣耀，他们的信仰，他们的富贵。毛泽东连这样的股肱之臣都要置于死地，从这个视角上看，袁腾飞说他是“人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