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地里的花（公有领域/Pixabay/CC0)
【看中国2019年6月4日讯】这是个风急雨骤的日子，原先蔚蓝的天空，被来自蒙古高原的风吹送而来的厚重云层遮蔽起来。当空气澄净下来以后，感觉好像已身在春天。可是没过多久，一阵冷冽透骨的强风呼啸肆虐街道，我的眼里立刻就涌满冰冷的涕泪。我和几位路旁卖花的小贩攀谈了起来。他们问我，这么早到公墓来要做什么？清明节还有一个星期呢。我说，我在等一个朋友，她在清明当天没办法来扫墓。他们点头，建议我买花圈。我婉谢了。徐珏已经挑好了鲜花，而这些鲜花从未改变。每年扫墓的仪式都一样：40朵花束、4位警官、2辆轿车，以及一位老太太。
徐珏在首都的住处十分舒适：两间卧房、一套厨房，还有一间采光良好的客厅——这是在政府单位里有个好工作的额外福利。这住处是徐珏工作的单位、中国地质学院在2000年时配发给她的，距离她的儿子在1989年天安门屠杀中遇害已经过了11年，距离她的丈夫抑郁而终也有7年的时间。
坦克太大了，他那么渺小
徐珏是一个身形娇小、精神活泼的73岁老太太，她染了一头黑发，穿着黑色长裤、鲜花图案的女衬衫，以及一件开襟羊毛衫。她用一种高而尖、几乎像是小女孩的声音说话，可是说起话来全是短句子，又像是老师在教训小孩。当我在清明节前几天前登门拜访时，她忙得不亦乐乎，一会忙着泡茶，一会又焦虑家里没有饼干。可是对她来说，原来的正常日子在1989年就已经结束。
她的儿子吴向东，在学生示威抗议活动开始时，还只是个20多岁的学生。刚开始，他并没有参与其中。吴向东当时是个单纯善良、率直敢言的高校学生。校方高层说他们不能推荐他参加大专院校高考，建议他去找份差事。他在东风电视机制造厂找了份工作，同时还在北京仪器仪表职工大学进修夜间部课程。因此他被归类为蓝领工人阶级，而与此同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抗议，则由国家的菁英、北京的大学生领导。
可是当5月下旬，政府威胁要对广场上的抗议份子动用武力时，吴向东便和许多其他北京市民一起走上街头，找士兵理论。起先，他们成功地阻止军队，逼使他们撤退。但是在6月3日那天晚间，新的部队进驻，决定以武力强制驱离广场上的群众。这位年轻人决心再到广场去。
“我们说别去了，这个时候特别危险。但是我儿子他逃跑出去，去挡坦克去了。”
徐珏平淡机械地述说着事情经过，她没有哭泣。她说这整段故事，像是在讲述一连串的谜团：为什么她的儿子要到广场，他在哪里遇害，他的遗体在哪里被发现，被埋葬在哪里，怎么悼念他，以及每年的清明是怎么到他的坟上去祭悼的。
“当时到晚上12点儿子还没回来，我跟我丈夫就特别着急。我们两个人就骑着自行车。那时候也没手机，发生什么也不知道。我和丈夫骑着自行车，一直到西单。一路上骑车看着这些学生抬着担架，有的已经死了，有的是给坦克压扁了的尸体。
“我们心里面就急啊，就想赶快找到儿子。3号那天晚上，好多老百姓在马路上看热闹。结果一看正好打枪了，他们就往胡同里跑，结果有士兵掉队了，举着个机关枪继续到胡同里追老百姓，那些老头老太太跪下了，投降了，最后也被杀死。但是因为他们掉队了，胡同里其他老百姓看到周围没有解放军，就把他们活活打死了。老百姓后来把这些事情告诉我了。我们到处骑，还是要去找儿子。
“我们到了木樨地。那儿的老百姓说，你儿子是好样的。他和好多年轻人手拉着手在那里挡坦克。但是坦克太大了，他那么渺小。这是太残忍了。”
那天他们走遍整座城，只为了找到儿子的尸体
夫妻俩骑着自行车回家。到了第二天，他们又出门去，想要解开另一个谜团。
“我们两个骑车到各大医院找啊。每个医院外面都贴着死伤几百人的名单。我们问：‘这个名单上的人在哪个病房？’一个小伙子说：‘这都是死的人了！’
“最后到了复兴门医院，我们找到了他的名字。我们求他们，又跟他们吵，最后终于有人让我们去找尸体。后来医生说，我们得想办法，越快越好，把尸体运走，再等两天等戒严部队一进来以后，这些尸体就集体火化了。我们借了个三轮车，把他运回家了。”
她边说着话，边打开一只盒子，里面收着儿子的遗物。她摊开一件褪色的蓝色工作服，摆在沙发上，这是当晚他身上穿的衣服。那件衣服已经洗过，儿子的同事们在上头签满了名字，墨迹已经模糊，渗进棉质内里。她接着拿出一张儿子的黑白遗照，那是她儿子原来的模样。照片中的他很年轻，小嘴巴和热切的眼神，都和母亲徐珏很相似。他的姓名被贴在相片底部：吴向东。
然后她展开两条狭长的白棉布条。它们一左一右位于那件工作服两边，在遗照的上端交会，像两支长矛那样交叉伸展出去。
左边那布条上写着：六四英灵永不朽，下为岳河，上为日星。
右边的布条写的则是：碧血千秋志难酬，名在京门，功在寰宇。
在工作服的左边，她放了一只儿子曾经戴过的星辰表。为求平衡，她又放了一部摆在皮盒里的照相机在右边，那是儿子当年随身携带的。当他们在医院领回这部相机时，里面已经没有底片。
一群被软禁的母亲
“我们要给儿子下葬，但是没地方敢收。到处都问死因，那我们怎么说呀？最后终于有个在八宝山的人什么都没问，就答应了。”
这是一处公共墓园，紧邻着同样名字的“革命烈士”公墓。不少知名的共产党人就葬在这个“革命公墓”里，不过八宝山人民公墓同样也为外界熟知，而且离北京市郊区并不算太远。徐珏很满意这个地点。
“向东小时候，我一直在山沟里面搞研究。生出来以后就调到北京，不到一个月我就去工作去了。我丈夫从这么一点点，喂大的，喂到22岁。所以儿子死了以后，对他刺激大得不得了。没有几天，一头黑发就变成白发。他身体一直特别好，后来身体直线下降，得白血病死了。他是气死的。”1993年，她也将丈夫安葬在八宝山人民墓园，就在她们儿子墓地旁边的区段。
公安开始监视徐珏，是在她积极参与一个名为“天安门母亲”的团体之后。在每一年年初，这些女性（刚开始时都是中年人，现在都已经是老人了）都会给全国人大写信。徐珏和其他的母亲们都期盼当局能平反对于“六四”抗议的判决。每年到了“六四”屠杀的纪念日，这群母亲总是试图在木樨地的路口点燃象征悼念的蜡烛，因为这里是她们的孩子丧生的地方。当然，她们始终无法靠近木樨地；公安总会在几周或几天之前，将她们软禁在住家中。
每年清明节前一个月，公安都会到徐珏府上拜访。他们讨论即将来到的清明节，并提出一个其实她别无选择、只得接受的建议：在清明节大约一星期之前，一个安静的早晨，公安会派人专车“护送”她到八宝山人民公墓去，让她祭扫丈夫和儿子的坟。这样一来，政府就不会受到指控，说不让她在清明节为丈夫、儿子上坟。
由4名警察“护送”的扫墓
徐珏搭乘一辆黑色奥迪轿车抵达，后面又跟着一辆。四名便衣警察随即下车。其中两名警官伫立在他们的车旁，另外两名亦步亦趋，跟着她走向墓园入口。我站在一旁卖花小贩旁边，看着他们一行人走过去，然后自己也跟着进去。
她向右转，走到丈夫的坟前。她说，每回来，总是先到丈夫的坟上祭扫，因为他俩结婚已经超过30年了。她也感觉，丈夫的墓比较不会有麻烦；要是扫儿子的墓时出了什么状况，至少她已经扫好丈夫的坟了。
墓碑正面刻了三个大字，那是她丈夫的姓名：吴学汉。墓碑的背面刻了一首诗，是他们夫妻的一位友人所作，里面有“学汉含怨早逝”的句子。解释上面这句诗意思的文字，就在这几行诗的底下。它们列出了要摆在这位男子坟前的花朵：
8枝马蹄莲
9朵黄菊花
6枝白郁金香
4朵红玫瑰
花朵的数量，每行第一个字，“8964”，指的就是1989年6月4日。两名跟随徐珏的便衣公安，此刻带着尊重的态度站在远处，看着她将这27朵花摆放在丈夫的坟前。
然后她走回主要通道，前往儿子的坟所座落的区段，那两名便衣警官小心谨慎地在后方尾随。这个区段每隔5、6座坟墓，就栽植一株松树，给与人们一种幽静的感觉。她走进这片小松林，找到儿子的坟：第3排，第13号。坟墓小而简单，和其他坟墓摆在一起，很难认得出来。许多中国人每年扫墓，必做的事情之一，就是用红漆刷补墓碑上的刻字，让它们看来比较显眼。
徐珏从随身的包里拿出一小罐红色油漆和一把小刷子，接着她弯下腰，刷写她儿子墓碑上的三个大字：吴向东
然后，她又打算刷写姓名旁边的一行小字，这是向东的生卒年。可是她弯下腰去，突然露出痛苦的表情。其中一位警官见状走上前来，伸手接过油漆罐和小刷子。她没有拒绝。这位便衣警官蹲下身子，用小刷子仔细地描着墓碑右上方的那一小行字：
生于1968年8月13日
故于1989年6月4日
然后是左下角的那行小字：
父吴学汉
母徐珏
徐珏说了些什么，而那位便衣警官点了点头。他用红漆涂刷了墓碑的顶端和两侧。很多人这么做，是为了让亲人的墓碑看起来更亮眼些，而她也想要这样。即使这暗红色油漆的象征性意义有点明显，不过那位警官并没有争辩这一点。可能他想赶快完事早点回家，也许他愿意给她一些尊严，又或者他自己也有一个儿子。他在墓碑顶端和两侧大量涂上红油漆，让墓碑在成排的白色墓石当中看来十分显眼。有些油漆喷溅到墓碑的底座上，不过他把这差事办得不错。全程没人说话。在未来的一个星期之内，所有的墓碑看起来都会像吴向东的这样，但现在，只有他一枝独秀，就像他在生时那样。
那两位便衣警官往后退了几步，留下徐珏独自立在儿子墓前。她在墓碑前摆上一朵红花、12朵白花，然后低头行礼。接着他们三人便走回入口处，和守候在那里的另外两位警官会合，一同搭车离去，他们每年一度的仪式就此告成。（译按：徐珏于2017年4月24日因肝癌于北京逝世，享年77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