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著名作家章怡和作品《往事并不如烟》。（右）批斗章怡和父亲章伯钧。（网络图片）
1957年，毛泽东“引蛇出洞”，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中共宣称“言者无罪”。结果把至少55万人划为“右派份子”，其中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等六人至今也未予摘帽平反。
毛泽东中共“引蛇出洞”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集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座谈，请他们积极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为消除党外人士的思想顾虑，中共特地宣布，向共产党提意见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原则。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人士于是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
结果到了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社论，整风风向为之一变，全国开展了反右派斗争。中共把大批知识份子、“爱国民主人士”和少数党员干部等划为“右派份子”，人数达55万余人。
章伯钧、罗隆基等人就是当年全国闻名的“大右派”代表人物，而且至今也未予以平反。
“中国第一右派”章伯钧
章伯钧（1895～1969），安徽人，著名作家章怡和之父。早年留学德国，在德国柏林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德留学期间，与朱德同住一室，并经朱介绍参加过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之一，并曾担任副主席和主席。
中共建政后，章伯钧曾担任交通部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1957年5月21日下午，章伯钧在中央统战部座谈会上有如下发言：
鸣放并不影响共产党的领导，而是愈益提高了共产党的威信。现在工业方面有许多设计院，可是，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多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一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给他们讨论，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
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的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因为大家都是走社会主义的路。这样搞，民主生活的内容就会丰富起来。
政协、人大不要待到期满，今年就可以进行明年要做的大事的讨论。不能全靠视察制度，对国家准备做的事情要经常讨论。
近一两年来，政府对老年知识份子问题有所安排，收到了极大效果。但是还有些名望较小的知识份子，思想已经起了很大变化，生活也有困难，政府应当有适当的政策，逐步地解决他们的问题，国务院开会，常拿出成品，这种形式主义的会议可以少开。
镇反、三反、肃反中的遗留问题，党和政府应该下决心，检查一下，检查要有准备，要好好做。
今后有关国家的政策、方针性问题，多听听多方面意见。如果党内一决定，就那样干下去，是不能达到预期的目标的。如文字改革，我认为既不是国防机密，又不是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却只由少数热心分子作了讨论。如果文字改革问题等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没意见；我不反对；如果是文化问题，就应该在党内展开讨论，应该多从学术、政治、道理上进行讨论。
以上这篇刊于1957年5月22日《人民日报》的发言，最终成了章伯钧被划为右派的罪状和定性材料。罪状的第一条是主张政治设计院；罪状的最后一条是反对文字改革。另加了一条是主张“轮流坐庄”。
1980年中共决定给百分之九十九的右派平反，但章伯钧仍是大右派，不予改正。平反右派时，中央统战部对章的家属说，当年给章的划右材料都不确实。
章伯钧则告诉女儿章怡和，自己的划成右派的依据共五条。第一条，是主张轮流执政。而这么至关重要的话，并非自己所讲，乃出自程潜之口。第五条是反对文字改革，纯学术问题，也充做反党言论。罪状由共产党定下，概不与本人核实。
“中国第二右派”罗隆基
罗隆基（1898～1965），江西省安福县人，1921年先后赴美英留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1928年回国。曾因发表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被逮捕。1949年后，当森林工业部部长。以下是罗隆基在1957年整风运动中的言论：
思想不能统一也不必统一。而且以人类的经验论，自有政党历史以来，从来没有过“党外无党”这回事，更没有“党内无派”这回事。政党本来是与民主政治交相为用，相辅进行的。以民主主义治党，就不怕“党外有党”，民主的功用就在于调剂党内的派系、党外的党，使一切意见主张的纷争，走上光明正大轨道，而不趋于革命流血一条狭路。
马克思社会主义是历史学家永远的疑团，这种无逻辑、愚呆的主义，何以能在民众的心理上发生如此有力且深远的影响，并且借由民众所受的影响而反过来影响历史自身？
政治失败，党员失德，是一党政治的必然结果。在一党专制下，人民没有组织和言论的自由，亦没有监督、指责党局和党员的机会，独裁政治的结果，自然是专政者腐化，政治日趋腐化，人民日益叛离……
周总理是南开出身的，毛主席是北大出身的，我是清华出身的，为什么他们就能代表无产阶级而要我代表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呢？
章怡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有这么一段罗隆基跟章伯钧的对话：他们的第一话题，是反右。对此，罗隆基感慨万端，说：“伯钧呀，这个反右，毛泽东搞的是诱之言，陷之罪哇。而我们是转瞬之间，百暖百寒，一身尝尽矣。自己是想做官的，但做官做到饱受屈辱，人格丧尽，是谁也没有料到的。对三五反，我就有些看法。被认为有问题的人，都斗得很苦，像潘光旦，刘王立明。一个老百姓不管有无问题，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何况是潘光旦这样的学者教授。在民主党派里，三五反使民建（即中国民主建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肃反时的搞法，我更是不同意的。被冤枉的人不少，又无法申诉。这么，我才提出建议成立一个平反委员会，它必须自成系统，而且一定要和共产党的领导机构分开来。我的这个提议，目的无非是为受委屈的人解决问题。后来毛又搞胡风，我当时就跟范朴斋、张松涛讲，共产党这次肯定也是错了。我的主要讲话，大部属于人大、政协、统战部座谈会上的发言，按说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结果，都成了共产党划我做右派的罪状。”
你一言，我一语。罗隆基越说越起劲了：“对共产党，有些道理是讲不通的。宪法制定的时候，我早说它不大像法，仍旧是属于‘共同纲领’性质。现在怎么样？事实说明问题。我们还没有犯法，就由毛主席宣布‘有罪’。国家主席或执政党领袖的讲话，即可成为判罪的标准？一点法律上的正当手续也没有，何况它本来就是一部没有诉讼的法。国家宪法的要义，就是政府守法。老实讲，毛泽东的搞法是违宪。——伯钧哪，可以说我们是为真理而沦为贱民。”
1958年1月，民盟中央宣布撤销罗隆基民盟中央副主席职务，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同时撤销森林工业部部长职务。1965年12月7日子夜，赋闲在家的罗隆基因心脏病突发心绞痛，孑然一身猝然离开人世。他没有妻子，没有子女。他死去的时候，头上还戴着“右派份子”帽子，没有举办追悼会。
储安平（1909～1966？），江苏宜兴人。1932年从上海光华大学毕业后，担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副刊编辑；1936年赴英国伦敦大学深造；1938年回国后，担任《中央日报》编辑、复旦大学等校教授、《观察》杂志社社长兼主编。1949年后，他先后担任新闻出版总署专员、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新闻出版总署发行管理局副局长、《光明日报》总编辑、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和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作为名记者、大作家型的官员，储安平当时在上层知识份子中很有些名气和影响。
1957年6月1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储安平同时参加了民主同盟和九三学社，又是新闻界和知识界的著名人士，所以也在被邀人员之列，他还在座谈会上发表了题为《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些意见》的发言。以下是发言选摘：
解放以后，知识份子都热烈地拥护党，接受党的领导。但是这几年来党群关系不好，而且成为目前我国政治生活中急需调整的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究竟何在？
据我看来，关键在‘党天下’的这个思想问题上。我认为党领导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即为党所有；大家拥护党，但并没有忘记了自己也还是国家的主人。政党取得政权的重要目的是实现它的理想，推行它的政策。为了保证政策的贯彻，巩固已得的政权，党需要使自己经常保持强大，需要掌握国家机关中的某些枢纽，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党员做头儿，事无钜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
在国家大政上党外人士都心心愿愿跟党走，但跟党走……并不表示党外人士就没有自己的见解，没有自尊心和对国家的责任感。这几年来，很多党员的才能和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很不相称。没有做好工作，而使国家受到损害，又不能使人心服，加剧了党群关系的紧张，但其过不在那些党员。而在党为什么要把不相称的党员安置在各种岗位上，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的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矛盾的基本所在。”
“今天宗派主义的突出，党群关系的不好，是一个全国性的现象。共产党是一个有高度组织纪律的党，对于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缺点，和党中央的领导有没有关系？最近大家对小和尚提了不少意见。但对老和尚没有人提意见。我现在想举一个例子，向毛主席和周总理请教。”
“解放以前，我们听到毛主席提倡能够和党外人士组织联合政府。1949年开国以后，那时中央人民政府六个副主席中有三个党外人士，四个副总理中有二个党外人士，也还像个联合政府的样子。可是后来政府改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副主席只有一个位，原来中央人民政府的几个非党副主席，他们的椅子搬到人大常委会去了。这且不说，现在国务院的副总理有十二位之多，其中没有一个非党人士，是不是非党人士没有一个可以坐此交椅？或者没有一个可以被培养来担任这样的职务？从团结党外人士，团结全党的愿望出发，考虑到国内和国际上的观感，这样的安排是不是还可以研究？”
“只要有党和非党的存在，就有党和非党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可能完全消灭，但是处理得当，可以缓和到最大限度。党外人士热烈欢迎这次党的整风。我们都愿意在党的领导下尽其一得之愚对国事有所贡献。但在实际政治生活中，党的力量是这样强大，民主党派所能发挥的作用，毕竟有限度，因而这种矛盾怎样缓和，党群关系怎样协调，以及党今后怎样更尊重党外人士的主人翁地位，在政治措施上怎样更宽容，更以德治人，使全国无论是才智之士抑或孑孓小民都能各得其所，这些问题，主要还是要由党来考虑解决。”
储安平后面的这番话，直接把矛头指向了毛泽东和周恩来，并且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称为“老和尚”。在当时确实惊世骇俗！此言一出，当场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第二天（6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储安平在座谈会上的发言，像是在全国范围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全国上下义愤填膺，开始了对储安平“党天下”言论的批判、驳斥。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份子的猖狂进攻》的党内指示，并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亲自撰写的社论《这是为什么?》，从而在全国吹响了反右派斗争的号角。在这形势下，储安平理所当然首当其冲，成为口诛笔伐的众矢之的。
储安平见势不妙，便于6月8日下午向《光明日报》社社长章伯钧送去了辞呈。储安平辞职以后，社会上对他的批判进一步升级，使得他被迫写检查。7月13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发表了《向人民投降》的谈话，并全文刊登在7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储安平因此名列中国十大右派之榜。1958年1月1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第五次会议，决定取消储安平的人大代表的资格。不久，九三学社决定撤销储安平的相关职务。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储安平就被揪了出来，又成了批斗的对象，被勒令每天打扫街道，并且饱受了红卫兵对他的打骂侮辱。1966年秋，储安平失踪。至今下落不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