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6月4日晚，香港市民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六四”30周年烛光悼念活动。（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6月6日讯】“假若北京统治者对于大屠杀不需付出任何代价？”（What if China’s rulers pay no price for the massacre in Beijing?）新一期《经济学人》（6月1日期号，页28）就六四事件三十周年撰写了一个这样的小标题。
较早前，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论坛表示，政府在三十年前镇压天安门广场的“动乱”是“正确”的做法，因为它使中国得以迈向“稳定”的局面。历史，固然可能遭到遗忘，譬如有调查显示，香港本地的学生能正确描述六四事件者竟逊于国际学校的学生，但更糟的是被改造和淡化。随着时光不断流逝，保存正确的记忆变得愈来愈重要，但更大的问题在于如何解读历史。
犹记得，马英九在今年台湾的二二八纪念日强调，关于这件惨剧的平反和转型正义工作已经做完。可见，历史的记忆就算在台湾当下自由的空气畅通无阻，不意味人就会以史为鉴，汲取教训。同理，就在尚算自由的香港，我也曾听过“六四是不幸，但惟有这样中国才能走出今日繁荣的一页”的说法。
邓小平在六四中有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不难发现，无论在中国境内或海外，对这位下令军队杀害平民的时任实际最高领导人，都有不错的评语。人们要不提到邓小平在六四前的宽容——上世纪70年代末他容许过民主墙的运作，当时甚至有人在墙上贴上“邓总理心胸开放、谦虚、举世称誉”的海报称赞他，要不就赞叹他在六四后提倡的改革开放高瞻远瞩。
事实上，就在民主墙于北京短暂出现的“光辉岁月”前的两、三年，1975年的夏天，邓小平面对越南接壤之边境因要求宗教宽容而拒缴粮税的穆斯林，下令解放军到当地“恢复秩序”，结果估计有一千六百多人被杀，说他“心胸开放”未免言之过甚。另一方面，随着美中贸易战愈战愈炽热，外界就愈察觉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只是缓兵之计，实际运作上并不开放。
六四就像邓小平一样，明明是刽子手，却不明所以成为了中国“进步”的关键，反映北京在创造虚假历史的能力。权贵总是想把历史变成另类的“断代史”，把不利自己的“过去”和“现在”切割，并说服群众接纳这种史观：我们不要回望过去，我们要活在当下；我们不要再讨论三十年前天安门发生的事情，我们当感受现今中国的繁华。可悲的是，为数不少的中国人甚至部分香港人都认同这个帝国塑造的故事，证实了“要改变历史观念容易，要动摇坚信这些思想的人却不容易”的说法。
然而，国立台湾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花亦芬的提醒十分有意思，她说：“理解过去最好的方法，是现在做对的事。”我们未必能说服他人，但我们能做好自己。无论你喜欢与否，无论你的身份认同是什么，中国地大物博，又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其去向的确会影响香港、台湾和国际社会的发展。三十年了，我们仍很难预测到最终北京统治者要付出什么代价。有好些人已退出等候公义来临的队伍，即或如此，坚守良知，认清人兽之别，仍是现在力量微小的我们可以作的事。凭吊亡灵，重读史实，总比什么也不做“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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