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七十年的统治使中国五千年神传文明蒙尘！（公有领域/Pixabay/CC0)
【看中国2019年6月26日讯】（编者注：《顶级期刊一份最新研究 中国排名垫底激爆网民！》一文中提到的中国排名垫底的诚信问题，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竟是横跨七十年（1949-2019）的系统工程！）
身在海外的中国反对派人士，许多人对今天中国的内外形势是两眼一抹黑，或如瞎子摸象，不能紧扣脉搏、对症下药、作出有价值的评论，更遑论对反对运动作出适时的调整。这是因为他们离开中国大陆已久，且脱离大陆民众的缘故。
因为对去国后的中共及中国社会严重隔膜，许多人习惯性把昨天的中共，当作今天的中共；他们只熟悉毛泽东的罪恶，却对邓小平的罪恶不甚了了、轻描淡写；或者只熟知毛、邓、江时代，却对江泽民之后中共的新特点，一头雾水。
在对中共毁坏中国道德的问题上，他们只痛切于毛共对道德的破坏，却对邓小平及其继任者败坏道德的新特点茫然无察、不知甄别。不客气的说，这种过时的人，只配饭后茶馆清谈，对中国反对事业已没有任何价值可言。
中共对中国道德的破坏，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毛泽东时代，是“破旧立新”的阶段，毛共以专政铁拳砸碎中国传统道德，并同时建立了“共产主义道德”。
在这个阶段，绝大多数民众非常在乎“道德”，而且燃烧着“共产主义道德”的狂热，紧跟共产党犯下欺师灭祖、批斗父母、阶级灭绝的滔天罪行。但在毛泽东时代，绝大多数人犯罪的时候，并未意识到自己在犯罪，反而自以为是正义，是“革命的道德”。
这个阶段的中国社会，也呈现出奇葩的矛盾现象：一方面向党交心、揭发检举踊跃，甚至连父母都不放过；一方面又有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及兴盛的助人为乐之风。（编者注，其实这矛盾的另一方面只是国人传统道德的延续，还没有遭到共产党的摧残，直到所谓的“改开”之后。）
毛泽东时代之所以产生“道德狂信”，绝大多数民众狂热地相信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因为铁幕洗脑，也因为绝大多数人经济上的平均，使得从来没有领教过马列主义，且充满强国幻想的中国人，容易深信不疑。
而马列共产的灾难，需要时间才能显现，而且还需要横向比较，才容易察觉（毛共的铁幕则有力阻碍了横向的比较，使得台湾人民“水深火热”的谎言如真）。
毛泽东时代造就的“共产主义道德”狂信，有二重的作用，一方面它使得共产党政权的基础非常牢固，如：共产主义“大跃进”造成1960年的大饥荒，饿死数千万人，却几乎没有老百姓造反，这显然不是靠监控手段获得的“奇迹”（当时中共的监控手段很落后）；又如：毛泽东发动“文革”，煽动全国动乱甚至武斗，都没有动摇共产党政权；这样的事若换到今日，中共必亡无疑（这也是笔者料定习近平决不敢再搞“文革”的原因）。
但另一方面，道德狂信一旦幻灭，又可以剧变为动摇政权的力量。因为这一阶段民众对“真理”、对“是非”是很在乎的，而“真理、是非”背后是道德——一个没有道德的人，是无所谓真理和是非的。一旦“共产主义道德”的民众领悟到他们狂信的荒谬，就会迅速地对共产党政权反戈一击，就与他们之前狂信一样热烈。
所以，即便“文革”时期，仍然发生了“四五”天安门反毛运动，因为一些人已经意识到“红太阳”的荒谬。而“四五”天安门式的运动，在今天是不可能发生，因为在今天绝大多数政治极端冷漠的大陆民众眼里，这是神经病，是“吃饱了撑的”，今天无论死了谁，断不可能有“四五”式的运动。
所以，前东欧的多个国家，包括蒙古，共产党政权都在共产意识形态破产后，轰然倒塌，因为这些国家没有经历过1992式邓小平式的“改革开放”，原本狂信共产党的民众，“道德热情”还在，在意识形态幻灭后，他们走上了街头，要求共产党交出政权；前东欧和前蒙古的共产党政权没经过“改开”而直接崩溃，原因之一也在此。
之后是第二阶段，是复苏伴生新扭曲的阶段，这个阶段狂信消褪、人性回归、正邪对峙，大致从1978年至1989年。
邓小平复出后，采取避重就轻、歪曲事实的手法，把“文革”的罪行归到林彪、“四人帮”头上，继续维护毛泽东的神坛；邓小平顽固拒绝普世价值，也拒不回归中国传统；邓小平的虚伪和短视，造成了共产主义幻灭后的道德真空，玩世不恭抬头，社会治安恶化，邓小平对此则祭出曾国藩式的滥杀，大搞“严打”运动；邓小平、陈云又厉行比毛共还专制野蛮的“一胎化”计划生育，剥夺人民的生育自由，这些，对中国人道主义的回归造成了重创，败坏了中国的道德，重新助长草菅人命之风。
但在这个阶段，“文革”罪恶一定程度的曝光，中国人从走火入魔中清醒过来，胡耀邦“拨乱反正”是一个源头，胡耀邦、赵紫阳的开明和政治改革精神，维系了一股社会正气，使得追求自由、民主，成为八十年代中国社会的新风尚，而不入共产党，竟成为彼时的时髦，这构成了“八九”学潮时，小偷罢偷，参与游行的社会道德基础。
八十年代民众之所以道德热情犹在，还在于中共尚未赤裸裸地挂羊头、卖狗肉，党内一些开明人士给人走向政治改革的希望，赵紫阳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以圆允许小商小贩的政策，而作为“社会主义”特征的公有制的经济体系当时还在。
第三阶段从1992年至今，是新旧并破，道德全面沦丧的阶段。
在这一阶段，中共赤裸裸地“挂羊头，卖狗肉”，高举红旗全面走资，中共也不再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而是指鹿为马地睁着眼睛胡说：老板遍地的今天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在“苏、东”变天，共产党意识形态早已破产的情况下，中共高举马列假意识形态至今。
1992年之后，中共的不讲道理（即所谓“不争论”），高举假意识形态、指鹿为马睁着眼睛说瞎话等等虚伪透顶的行径，对中国社会道德具有全面摧毁的作用，而且是一种新旧全扫荡、制造道德真空的作用。
因为在遍地私企、遍地老板的情况下，中共之强化意识形态洗脑，收到的并不是愚民的效果，而是服从的效果，因为与现实反差巨大的假意识形态洗脑愚不了民，只会最彻底地败坏道德：令被洗脑者无所谓真假、无所谓是非——无所谓道德，而只在乎权势和金钱：
今天的大陆民众，绝大多数之所以跟共产党同调，不是因为相信共产党，而是因为共产党有权有势有钱！
1992年之后至今，中共的赤裸裸“挂羊头卖狗肉”、指鹿为马、高举假意识形态，就是今日中国大陆社会道德空前沦丧、民众极端冷漠之根。
而且，自江泽民开始，中共有意识地采取镇压民间气功信仰组织、停树“打假英雄”、故意不去填补“撞伤不如撞死”、反噬助人者类的漏洞恶法......以竭力打击社会正气、浇灭社会互助热情，大力助长社会冷漠，以防止民众再像1989年时那样汇聚起来。后中共又利用郎咸平等吹鼓手，挑动民众仇富，以转移对共产党公务员的视线，通过任正非、马云等红色资本家，大力散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狼性文化”，蔑视爱心、温情，反对普世价值，鼓吹弱肉强食，挑动民众残酷竞争，互相倾轧，咋呼：“没有穷人，只有懒人！”。中共鼓吹“狼性文化”，除了推卸共产党体制罪恶之外，就是要挑动民众冷酷互斗，防止民众齐心协力挑战共产党。
八十年代的社会正义感，有着胡耀邦“拨乱反正”的源头；92年之后繁荣的源头，却是1989年“六四”大屠杀，这也是今天政府暗无天日、民众冷漠败坏的源头。
在乎道德、却信奉了荒谬“道德”的人，还可以用道德来感动，用真相来唤醒，但你如何用道德、真相来感动、唤醒一个无所谓道德、无所谓真相的人呢？
对不甘者，你可以给予翻墙软件助其突破防火墙，但对那些对翻墙不感兴趣，认为这对自己“没好处”的人，你给其翻墙软件又有什么用呢？
这就是现今中国民主化的最大困难。“苏东波”证明：即便是共产极权铁幕国家，都可以民主化，但一个民众冷漠到了形不成任何民主运动的国家，又如何实现民主化呢？
这，就是今天中国反对派所必须面对的严酷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