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场景（网络图片）
老来闲忆
1966年夏天，北大的校园像开了锅。自校长陆平起，直至各系主任、各班级主任等大小干部，一夜之间统统变成“反革命黑帮”；各系科的名教授，统统变成“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们被置于烈日之下，任由批斗。校园钟声从此长歇不鸣，斗争会上的口号此伏彼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锣鼓，从北大校园敲响起来。
“黑帮”二字，最早出现在《人民日报》上。1966年6月2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聂元梓等人几天前在北大校园贴出的一张大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同时，以“本报评论员”名义刊发了题为《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的评论。评论只有千把字，却多次使用“黑帮分子”、“黑帮反党分子”、“黑帮”、“黑组织”、“黑纪律”这些词语，统统都是加给刚刚揪出来的“陆平及其一伙”的。北大校园里面被揪出来的一干人众，由此得到一个统称“黑帮分子”，关押他们的地方，就叫“黑帮大院”。
那时候，“黑帮”一词，在人们的感觉之中，好像只是北大一家的特产，与己并无关联。及至后来，各省市地方都有人陆续被揪出，“黑帮”这个词儿，反倒没有叫开，却为“牛鬼蛇神”所替代。其中原委，我没弄清楚。说起来，“黑帮”这个名称是康生起的，“牛鬼蛇神”则是毛泽东起的，命名者的位阶高低，应是一个因素。
“牛鬼蛇神”叫开了，关押“牛鬼蛇神”的地方，就成了“牛棚”。
两个词语解释过了，且说北大的“陆平及其一伙”。
他们在1966年的6、7月间，多停留在口头、笔头交代罪行的阶段，拉到室外示众批斗的事，尚属偶发；及至7月下旬，江青在北大东操场召开的万人大会上宣布代行北大党委职能的“工作组”应该赶走之后，揪出来的“牛鬼蛇神”成倍增加，各单位、各系所将他们编成“劳改队”，形成建制，每人的罪名（“帽子”）大致成型，罪行的大小也排列有序。不过，这期间他们白天被拉出批斗、监督劳动，晚间还可以回到家里，总算还有喘息之机；到了1968年春天，聂元梓主持的“红色权力机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决定合编各系、各单位的“劳改队”，建立全校性的“牛棚”，“牛鬼蛇神”集中食宿，每日批斗、劳动，那就是一天24小时都在监管学生的眼皮底下，连喘口气的空档也没有了。
历史系的“牛棚”略有不同。自1966年9月27日，我们23人被押往位于北京北郊昌平县太平庄的北大半工半读基地之后，就进入一个全封闭的劳改营中。中间因聂元梓的“红色权力机构”一度势衰，监管学生自行散去，我们被“松绑”5个月不计之外，直至1969年6月，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人前后被监管了30个月。
笔者当年是历史系助教，从沦落之日，至“牛棚”解散，没有一天缺席。如今屈指一算，历史系“牛棚”先后关押过的三十余人，只有两位年长先生在回忆文章中，对“牛棚”的经历曾有涉及，但没深写。而今，这些人凋谢作古的已经大半；剩下的几个，若再不写，也就带到无何有之地了！
三院的门联
1966年6月1日晚，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后，历史系系主任翦伯赞等九人的名字，就上了学生的大字报，被点名批判。这个时候，上面急忙派来了工作组，责令他们作出交代。场面控制不住的时候，像6月18日，九人当中，吴代封、徐天新、范达仁的头上，被扣上了厕所纸篓或纸糊高帽，脸上、身上被泼了墨水。到7月末，工作组一撤，“天下大乱”，又揪出来向达、杨人楩、邓广铭、齐思和、邵循正等20人。两年之后，1968年，再深挖出吕遵谔、罗荣渠、谢有实、吴维能、李原5人，“牛鬼蛇神”总数达到34人。
这年，历史系（现在的考古文博学院当时还在历史系内）在册的教职工总数大约是一百人，揪出来的超过三分之一。“牛鬼蛇神”如此壮大，成了一支队伍，批斗他们要靠什么人呢？学生！青年学生一鼓即起，充当了“文革”初期造反的主力军。
各系的“牛鬼蛇神”都被赶到校园的空阔地面上，或是扫地或是拔草，实际上这是一个开放式的批斗场。校外来人如同潮涌，据北大“文革委员会”的机关报《新北大》报导，自7月29日到8月28日，一个月之内，校外参观者约达212.4万人次；仅8月12日一天，就有13.8万人。我们胸前挂着一块“黑帮分子×××”的牌子，老远就把参观的人群引来。
那时候，历史系的办公室在三院。这本是一座庭院式的建筑，红柱青砖，对开的朱漆大门，从大门走到小楼，要经过一条只容两人并行的水泥小径。路面上长了不少青苔，院落十分幽静。1966年夏天，三院的墙上贴满了大字报，一层又一层，有的前一张糨糊未干，后一张又贴了上去，其中以用红笔打了叉的“翦伯赞”三个字最多。倒是爬在墙上的常春藤还透出一点往昔的情趣，可惜，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人去理会它了。
有一天，历史系的“牛鬼蛇神”24人，被叫到三院“系文革”办公室，一阵照例的训斥之后，监管学生刚要押着我们去校园拔草，还没走出大门，就被迎面进来的串联人群堵了回来。人越集越多，小院子的墙头上都站满了人。人流继续涌过来，我们原来排成的队形早被打乱，压成了一团。说起来，这群“牛鬼蛇神”，此时此地，居然不忘患难相扶之义，先把我们之中惟一的女性陈芳芝围在中间，又努力把年长的向达和体弱的杨人楩、邵循正挡在身后，甚至连周一良先生也奋勇向前，左抵右挡。
直到四十多年以后，年近八旬的夏应元先生同我一起回忆“牛棚”往事，说到三院被围这段，他突然嗓音放高了许多，慷慨之情溢于言表。读者朋友您不知道，当时我们已被斗了一个多月，整天都是晦气，哪有一点豪气？整天都在做鬼，哪能做人？那天的三院，急难相扶，倒让我们找到了做人的感觉，而且感觉至深！有道是，敝帚尚且自珍，在此之后我们窝囊苟活十年，中间能有这么一回，也算是轰烈一场。
还说当时的三院。站在前面的校外来人，与我们身子挨近身子，弄得我们本来弯着的腰也得直起来；他们想喊口号，也挤得抬不起胳膊伸不出拳头；站在后面的，既听不见我们的交代，更看不见我们的脸。三院门外的人群还继续往里涌，院子里面形成一个革命群众和“牛鬼蛇神”之间全无界限的尴尬场面。这时，人群之中忽然有人喊道：“让他们站到上面去！”
三院有个阳台，坐西朝东，其实，这时的阳台也早被腿快的站满了。不过，经这一喊，人群中真的分出一条道儿来，我们被推上阳台，一字儿排开，挨个儿向台下交代自己的姓名、出身、头上有什么“帽子”等等，台上、台下也都安静下来。当时大概是在8月下旬，正是毛泽东8月18日在天安门城楼上检阅红卫兵之后。毛泽东手扶栏杆、面向小将挥手的大幅照片，当时的大报小报和宣传栏里，到处可见。台下的青少年们，可能有他们那个年代特有的敏感，一看我们站在高处，又身在栏杆之后，他们却要抬头仰看，不知怎么，就联想起“八一八”的检阅来。这时候，台下又有人高喊：“不行！他们像是检阅！让他们站到栏杆外边来！”
栏杆的高度接近1米；栏杆之外，只有一条宽约70公分的狭窄的排水道，下凹的水槽，宽不足50公分。我们只好跨出栏杆，站到外面的水槽里，我的脚尖距阳台的边缘，大约只有10公分左右。不想台下又有人喊：“跪下！全都跪下！”到了这个时候，在院子里的推搡、僵持，已有半个小时，我们被拉到阳台上，又被斗了半个小时，烈日之下，个个头晕脑胀。
我思忖，这里只有一膝之地，又是个凹槽，里面铺着石子，跪下来无论如何要控制住身体平衡，否则一头栽下去，虽不致死，摔断两根肋骨，怕是免不了的。那一年，我32岁，尚有如此之惧，向达先生66岁了，杨人楩、商鸿逵、邓广铭、邵循正几位，当时也都六十开外或年近六旬，他们能撑得住吗？说来真是万幸，我们都撑到了曲终人散。不过，批斗会结束，监管学生喝令我们出去劳动的时候，向达、杨人楩却仍然跪着不动，原来，他们一时竟站不起来了。
这是我们“文革”中遭遇到的“第一跪”。其实，控制平衡不栽下去，还算容易，精神和人格上能够承受住这种压力和羞辱，才是难关。西语系的教授俞大絪，英国语言文学家，平日教学严谨，要求学生在准确中求熟练，十分受人尊敬。在我们之前几天，她被勒令当众下跪。出身名门的俞先生，是个视尊严重于生命的人，这个世界既然如此地对待她，那还留恋什么呢？回到家里，她就从容、尊严地离开了这个世界。这个消息刚刚传到我们耳朵里，还在心头震荡的时候，齐刷刷的一长排，我们也都跪下去了。最让人担心的是向达先生，他脾气倔强，恐怕承受不了这个“待遇”。第二天集合的时候，不想真是缺了他，我们心里一惊，还好，他是迟到了。虽然他因此被臭骂了一通，站在队里的我们却替他庆幸——向先生熬过了这一关！
一天，我们照例按时到达三院报到集合，只见退色的红漆大门上，贴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庙小神灵大”，下联是“池浅王八多”。我自沦为“牛鬼蛇神”已经一月有余，低头弯腰、口称有罪等手、眼、身、法、步的台上功夫，大致练就，心理上却还没有调适过来。这副对联，用的是当时写大字报的那种常见的薄薄粉连纸，字写得歪歪扭扭，贴也没贴牢。我看了一眼，心里就恶心、反感，觉得这是人身侮辱，歪曲了政治斗争，相信有识的领导一定会出来给予引导和纠正。——可怜我虽然身陷“牛棚”逾月，还是一脑袋的正统思想！过了几天，还是三院大门老地方，另换了一副对子：上联仍是“庙小神灵大”，下联却改了一个字，成为“池深王八多”。字体大了许多，一手漂亮的颜鲁公，贴得也严严整整。
据时任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主任、一时叱咤风云的聂元梓在2005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说：“这对联不知怎么传到毛主席耳朵里，毛主席说，要改一个字，‘池深王八多’。毛主席的话，是他的女儿李讷当面告诉我的。”读者朋友，当此之时，毛主席他老人家但凡有一句什么话发出，各地都要作为“最高最新指示”，敲锣打鼓，广为传播，绝不能过夜，这已成为通例，可偏偏这个独家消息、足可抬高聂元梓身价的奇货，却被悄没声地闷了下来，是何缘故呢？
我被打成“牛鬼蛇神”来得突然。我家住在东单，距北大有一个半小时的公车路程，交通不便，爱人担心我的处境，但是无从打听。当时，不足四岁的女儿，送在天安门附近缎库胡同一个街道办的寄宿托儿所里，星期六接回家。有一次她告诉妈妈：“爸爸是黑帮，在北大拔草！”这是托儿所一位到过北大的老师，同另一位老师说话时被她听到的。小孩子学舌，并未经心，可多少年之后，我爱人仍然记得女儿说话时那一脸的严肃神情。她传达的是老师的语气，是那个时代的气氛，也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要把“文革”烈火从底层烧起的战略部署！我整天被人推来搡去，淹没在人群、口号和批斗声中，懵懵懂懂，哪里知道自己的角色呢！
“牛棚”之外的“牛鬼蛇神”
免除了随时批斗和劳动的“牛鬼蛇神”，也有几个，不过，他们的境况似乎比我们的更糟。
第一位是历史系主任翦伯赞。1953年，我考入北大历史系的时候，全系师生尊称他为“翦老”，那时候他不过五十出头。1966年3月，戚本禹等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发表长篇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应当批判》；同年6月3日，《人民日报》又以社论《夺取资产阶级霸占的史学阵地》为题，污指翦伯赞是“史学界里的‘保皇党’”。紧接着，毛泽东自己出来点了翦伯赞的名。
翦伯赞一因钦点干系重大，二又常年哮喘，身体太差，他的一把骨头一拉就会散架；要是真拉散了，把该交代的材料一起带走，这个责任谁担当得了？因此，他被关在房里写交代的时间居多。不过，盛大的批斗会从来没有让他缺席。有一回他被单独拉出来，被命站在马车上，不疾不徐，在校园的大道上转了一遭。他被喝令站在车上，手没得扶，腰没得靠，路边的学生只觉得别致有趣，活像是看一场猴戏——您看，批斗会这个玩意儿，出世不过一年多的光景，这么快就异化变种了，当初的威严衰竭了大半，反添了几分恶搞和揶揄。这一来，可苦了翦老，他在车上只求一不栽倒，二不颠散。这就是他没进“牛棚”、单独散养的大概情况。
这种日子过了将近三年。
1968年12月18日，中央直属“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的一位副组长，姓巫名中，来到翦伯赞住的燕南园64号，对他多次逼讯。翦老一生治史可谓世事洞明，大风大浪的三年都熬过来，这回怎么走不过来了？无论当时，无论事后，人们都认为“皮裤套棉裤，必定有缘故”，可当时就是没弄清楚，今天就只能仍是一笔糊涂账了。他与老伴戴淑婉，袍服鞋帽，穿戴整齐，服下足够的安眠药，虽不能以寿终，也算是双双保全了骸骨。骸骨虽全，送到火葬场，却被用了化名。后来平反、开追悼会的时候，连骨灰也无从寻找了。
此外，没进“牛棚”的还有哈佛的博士、学贯中西的齐思和教授以及副系主任许师谦。他们二人，一个糖尿病，一个脑血栓，“文革”发生的前一年，1965年，已经卧病在床，站都站不起来了。要斗他们，还得有人左搀右扶，那不成个斗相。那样批斗他们，不仅长不了半点革命志气，反要惹一身晦气。因此，就让他们单独享受床前批判和口头交代的优遇，监督劳动也就不提了。
许师谦，西南联大历史系毕业，在昆明加入地下共产党。解放战争时期他在云南打游击，大军入滇的时候，任某县县委书记，为配合解放，带领十几个人去守卫一座桥梁，那是大军必经之地。他们刚到桥边，还没站稳，就忽听枪声大作，而据报解放大军尚在百里之外，他心想完了。他是学生出身，从没有放过枪；手下的人也是刚放下锄头的农民，听到枪声，就慌了神。他本以为此桥就是他的葬身之地，不想，随着枪声到来的正是大军，于是他把此桥视为再生之地。全国解放以后，他还是回归到知识份子圈子，1957年来到北大，担任历史系党总支书记，多年独身生活，四十多岁了，方才成家。
“文革”开始的时候，他是副系主任，早病倒了。他的夫人，在中学任教，也受到学生的冲击。夫人早上出门，在许师谦的床头留下几个火烧，一瓶白开水，瘫痪的许师谦，只盼审问、外调的学生到来。有时候他一天吃不上饭，火烧和水就在床头，可他身子半瘫，就是伸不动手，拿不到水。审问者到来，不递给他水和火烧，就无从开审。审问、外调，当时是我们“黑帮”害怕又难躲的事，一语不合，就遭一顿打骂，他却盼审、盼调。许师谦后来同我谈起此事，让我这个同类也感唏嘘。
第四位没进“牛棚”的是汪篯教授，时任代理副系主任。他专攻隋唐史，1938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史学系，1939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当陈寅恪的研究生，受过严格的史学方法训练，采用材料严谨准确，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陈寅恪写《元白诗笺证稿》，让年轻的汪篯作助手，汪篯也由此大致形成自己的治史路数。他极富思辨力，讲起课来，依据材料，纵横对比，把事情分析得透辟入里。1954年，我听他讲“中国通史”的秦汉部分，讲到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中央集权制国家一节，他居然用去了四节课时间，听得我们全班都饶有兴味，明知进度耽误下来了，也都心甘情愿。除夕之夜，他到学生宿舍，同我们一起吃年夜饭，喝醉了，随便倒在哪个学生的床上，和衣睡到天明。我们到他家请教，谈到晚上10点左右，不管几个人，照例一人一碗汤面。我们三口两口下肚，他边说边吃，最后半碗又劳夫人重新热过再拿来。在我们眼里，他随和亲切，思想又很深刻。
“文革”发生前，不知什么人要为唐朝名相魏征写传，要汪篯帮了点忙。只因魏征敢于犯颜直谏，有点海瑞的影子，吴晗的《海瑞罢官》一挨批，就像病毒传播一样，魏征传也有了歌颂海瑞第二之嫌。不过，起初的一段时间，批判归批判，总还保留着“学术批判”的最后一点界限。没想到，1966年5月16日中央下发的通知中，竟点名说吴晗《海瑞罢官》原本是政治问题，却把它作为学术问题去讨论，那是彭真的阴谋和霸道。这样，早与《海瑞罢官》绑在一起的魏征传也就无处藏身了，汪篯也因此被牵连其中。学生把斗争会开到他家，大字报贴到门上，他受不了，他要抗争！那个时候的抗争，唯一的方式就是去死！汪篯之死，时在公元1966年6月11日。
“文革”期间，北京大学教职员工和学生中“非正常死亡”，包括受逼、受辱不过，以各种方式抗争自戕者，用拳脚和各种刑具被活活打死者，垂暮之年被赶入“牛棚”、有病无医、寿未终而正寝者，共有63名之多。排起队来，我的老师汪篯是头一名，在他之后，还有62人一个一个随他而去。在历史系的5个冤死鬼中，他走得最早，比起翦伯赞，熬到了1968年底，各种屈辱都已受尽，最后一样走了，倒也免除了后来的许多折磨，在冤死鬼中他算是最幸运的一个！他走的时候，北大的“牛棚”还没来得及建立。
第五位免除示众批斗的是俞伟超，考古专业的年轻讲师，当年不过33岁。“文革”结束以后，他主持过山东临淄齐汶城遗址等多项考古发掘和调查；上世纪九十年代，他担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长江三峡水库动工之前，成立了一个文物勘察和保护小组，主其事者就是俞伟超。秦汉考古是他的擅长。“文革”初他被揪出来的时候，在系里没担任什么负责的职务，因此只戴上一顶“黑帮小爪牙”的帽子。
批斗过几次之后，他用双手去触摸电门，因此失去了两根食指。“千古艰难唯一死”，俞伟超一死不成，复求再死，一个苦雨凄风的下午，他去北大附近的铁道上卧轨。司机远在二百米外就鸣笛、刹车，无奈他决心已定，纹丝不动。火车惯性前行，幸亏车前装有木质挡板，把他推出好远，虽没伤及骨骼，臀下肌肉，已经被推得模糊一片。这是1966年7月间的事。批斗会如火如荼的时候，他正躺在医院里。接着揪出来的十几个人，个个“罪名”都比他大，相形之下，大家悟到这个“小爪牙”实在太小太小，实在算不上什么。这样，俞伟超慢慢被人冷落在了“牛棚”之外。
不想，几年之后，俞伟超对学生张承志叙说他“文革”中自杀经历的时候，竟然吐露：“大家都知道我刚才说的那两次，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从来没告诉过别人：在阳台上，绳子断了。”
正是：
何物圈养复散养？栏栅有形无形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