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在修炼中进步很快，并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功能。（手绘插画：志清／看中国）
白居易（772年─846年），字乐天，他与李白、杜甫在中国诗坛同负盛名，成为享誉世界的文化名人。他一生写下大量反映社会现实、抒发报国之志的诗篇，并通过修炼知道了自己的前世因缘。
白居易认为，诗歌必须担负起“补察时政”的历史使命，他积极宣导新乐府运动，强调继承《诗经》“风雅比兴”的传统。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从而达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目的。（《白氏长庆集》）
他的诗语言通俗、明白流畅，在风格上自成一体，世称“元白体”，连不识字的老妪、儿童都能听懂，赢得广泛的读者。他长于各种诗体，特别是叙事长诗，其中《长恨歌》和《琵琶行》是其代表作，而《长恨歌》则被诗评家誉为千古绝唱。
白居易在生时便诗名显赫，受到举国上下、甚至国外的崇拜，而且其影响在历史上经久不衰。在他盛名的二十年时间中，各地寺庙道观、邮亭等处的墙壁上都能看到他的诗。
上至王公大臣，下至野老牧童，不分男女老幼，甚至不识字的老太太，都是他诗歌的忠实欣赏者和积极的传播者。当时传抄他的诗拿去卖钱，或换酒、换茶喝的人到处都是；甚至外国的宰相也托来朝的商人，以百金一篇的奇价购买他的诗作。
白居易不仅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诗人，还是一位敢直言、爱百姓、廉洁自律的清官，他的品行一直为后人所称道。白居易一生写过的“讽谕诗”比别的诗人都多，充分显示他关心民众的疾苦、同情贫穷受难者的善良本性。最有名的如《卖炭翁》、《观刈麦》以及《缭绫》等，使人至今读起来还能深切地感到作者善心的巨大感化力量。
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关心和同情穷苦人的同时，他还往往能反躬自问，把自己的优裕生活看作是羞愧的事情。比如看到饥饿的妇女，抱着小孩，在麦地上捡拾别人收麦时掉下的一颗颗麦粒来充饥，他便联想到自己“不事农桑”还拿“三百石”俸禄，而感到深深的“自愧”（见《观刈麦》）。
白居易严于律己，廉洁俭朴，始终如一。一次，他看到家中的两块石头，感到自己还是做了错事。原来，白居易到杭州天竺山时，在山上发现两片山石玲珑可爱，便顺手把它们带回家。
现在想来，如果每个游人都像自己，带两片喜爱的山石下山，如此天长日久，天竺山将变成什么样子？自己认为没有带走杭州一丁点儿东西，难道这石头不是杭州的东西吗？
他越想越不能原谅自己，悔恨万分，忍不住提起笔来，作了一首自我检讨的诗：“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为两片石头自责，其为官之清白，令人感佩。
白居易在做杭州太守时，听说道林禅师德行很高，就前去拜访。他看见禅师住在山中古松之下，说道：“禅师住处很危险。”禅师答道：“太守的处境更危险！”
白居易听了大惑不解：“我何险之有？”禅师反问道：“身居官场，如薪火相交，可是人在其中又往往意识不到，这难道还不够危险吗？”白居易听后连连点头称是。
他向禅师请教说：“人生的道理如何呢？”禅师答道：“诸恶莫作，众善奉行。”白居易说：“三岁小孩都知道这么说。”禅师说：“虽然三岁小孩也知道这么说，但八十岁老人也不见得能做到啊！”白居易一听，叹服不已，从此走上修炼的路。
他不仅自己虔心修行，还用自己的俸禄请人彩绘大型天国世界图、佛像、神像、印佛经，劝勉人们要信奉佛法，相信因果，并写道“愿以今生世俗文字之业，狂言绮语之过，转为将来世世赞佛乘之因，转法轮之缘也”。
晚年时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士”，成为一个不入庙的修炼者。修佛使他明白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有因果关系的，因此在他被贬官到江州作司马、遇到生活中的磨难时，就不会像常人一样地过分忧愁和烦恼。
他对名利也逐渐地放淡，告诫世人不可过分追求，否则自招灾祸，还语重心长地告诉世人，许多人的痛苦都是自己的言行招来的。他在《感兴二首》中有这样的诗句：“吉凶祸福有来由，但要深知不要忧。……名为公器无多取，利是身灾合少求。……我有一言君记取，世间自取苦人多。”
由于放淡了名利，看透人生的真相，因此白居易在修炼中进步很快，并修出了比较强的“宿命通”功能。盛唐前后，许多朝廷命官和文人都修佛，其中一些人也都知道自己的前世。
白居易曾在一首诗《自解》中说：“房传往世为禅客，王道前生应画师。我亦定中观宿命，多生债负是歌诗。……”意思是，据说房太尉前世是个修佛的和尚，而大诗人王维王右丞前生是一个画家；我在打坐入定中，用宿命通看过自己的往世，结果发现我原来的好多世中都一直与诗歌有着不解之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