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在70年代前书报刊出版业蓬勃发展（网络图片）
【看中国2019年7月19日讯】（接上文）
上文说1941年香港人口已到了160万，但经过了三年另八个月的日治，到45年香港又只剩下60万人。
不过，下一个人口的涨潮更猛烈。除了回流外，更多新移民涌进香港。到了1950年，香港人口已超过220万人，光是49年就来了超过80万人。
这是个事实：历来很多移民都是为了逃避大陆的动乱而来到这个相对法治自由安定的殖民地，然后求发展。故此，说法治、自由、安定、繁荣为香港人主观上最核心的传统价值是可以成立的。
这一轮移民潮的另一个事实是：新移民中，很多人是因为大陆政权的易手，或者说白一点是为了逃共产党而来到香港的。这大概是中共建党以来，第一次有大量的内地人为了避共逃到香港来，49年之前的土改还不见得太多地主富农逃到香港，但土改的残酷大概吓怕了很多人。这些香港新移民在对中共的态度上，故此较接近同期迁台湾的外省人新移民，而跟在南洋多年的华侨有很大差别——后者往往反而较亲近“新中国”。
因为大陆人大量涌至，殖民地政府放弃了实行超过一百年的政策，即华人不管是大陆人还是香港居民都可以自由往返香港与大陆的政策。1951年殖民地首次设立了边界，没有合法签证的大陆人不得进入香港。
不过殖民地还留了一条，就是成功偷渡入境的大陆人，只要不被抓到，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这叫抵垒政策，取意垒球赛中跑至下一垒时只要及时触垒就可过关。因此，很多大陆人偷渡来港，有些冒险从广东游泳到香港。
62年大陆三年灾害后期，大批广东及十二个邻近地区的大陆人，漫山遍野的跨境从陆路涌入香港，当时许多香港居民热泪盈眶的带着干粮饮料到边界去接济他们，甚至引领他们到市区，而殖民地政府抓到他们递解回大陆前，也会给他们吃一顿热饭。中文报章一般称之为难民潮，香港居民当时把这些同胞称为难民、难胞，而不是非法移民。大概许多香港居民那时候还记得自已也曾是移民。
这个心态不到20年后已经改变。大陆文革结束后，在1977年至1980年，又有40万大陆人涌入香港，殖民地政府遂在80年取消抵垒政策，以后不管他们到了香港的什么地方都将是即捕即解回大陆。
自此在自我意识越来越强的香港居民眼中，大陆来客再不是难胞，而是非法移民、新移民。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居民给了大陆来的新移民一个别称叫阿灿——阿灿是当时一出收视颇高的港产电视连续剧里，一名行为好笑的大陆客的名字。
这时期香港人口500多万，居民的分别心和对香港的归属感也增强了，以“香港人”自居，以别于大陆人及其它地方的人。下文会再谈到这点。
在70年代末有一个移民群体，在香港的论述中常被忽略。他们曾是东南亚或北美澳纽的华侨，50年代为了爱国回了中国参加建设或求学，文革期间吃尽苦头，文革后容许他们带着家人离开中国，先到香港，等待签证，但是他们之中有一大部份发觉原居国家不让他们回去，惟有在香港定居。他们很多受过高等教育，但学历在香港不被承认，只好屈就，进入工厂，担任技工或中层管理，充实了香港工业的技术含量。到中国改革开放，他们有一部份凭多年在大陆建立的关系，转营中国贸易。这个群体对香港80年代的经济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不过，我们比较多谈到49年前后那一代移民的重要性，较少突出62年难民潮和70年代末移民群体对香港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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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49年后香港文化和社会心态的新发展前，我想先简单的说一下当时世界与中国的新局面。
香港是新局面的受益者，这是时运，也是因为它所占的微妙位置，让它竟能在冷战期间左右逢源。
二战结束，香港与英国一样，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由布雷顿森林协议为代表的资本主义新秩序。香港首先恢复的是中介中国与世界贸易的转口港角色。
但朝鲜战争爆发，冷战加剧，中国遭禁运，香港转口贸易亦受冲击。幸好，二战后制造业全球分工的第一波刚好开动，香港得以分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转移出来的部份低附加价值、劳力密集的轻工业，因为当时香港有的是廉价劳工，几年间的人口暴升成了优势。
这里要补充一点，就是当时全世界拥有丰富廉价劳工资源的发展中地区很多，但大多数地区并没有挤上头班车，只有极少数地区能靠着这个二战后第一波全球分工，以加工和低价制成品出口而脱贫。这里面原因太复杂，我想说的是香港虽然碰上这个机遇，成功也不是必然的，当时全球分工和世界贸易的规模远没有现在大，僧多粥少，订单很可能过门而不入，谁都不会无故施舍给香港人。这时候香港人很努力抓紧了现在看起来是当时惟一能让这样的地方在一代内集体脱贫的机会。
香港不像其它一些未发展地区有自然资源可开采，，也不能依赖农作物的种植出口业，只能靠劳动密集而且带竞争性的小制造业及小服务业。加上当年殖民地政府没有扶助工业的政策，也不提供生活保障，而社会福利更是杯水车薪，遂形成一种全民工作观，人人要自力更生，人人要开工揾食，社会大众视努力工作甚至辛苦创业为天经地义的事情。二战前的工商业基础、华人的刻苦耐劳、广东人敢为天下先的风气、上海调教出来的外省人的经营工夫、移民资本家的资金，在艰苦的50年代都被派上用场，后来被认为代表香港性格的创业精神及can-do［搞掂］精神大概是因为当年这种经济形态而被激发出来的。
同时在朝鲜战争时期，香港及澳门的一些走私客，将禁运物资偷运回大陆，参与走私者除了现在知名的爱国商人外，还有在商言商的商人，包括49年前后为了避共刚从大陆转移到香港的上海商人。这大概也是香港商人的特征——意识形态上充满弹性。
除了文革高峰时期外，香港左派的宣传口可说是忍辱负重。负重的是要维系大多数港人——本来部份港人是避共而来，恐共之心可以理解，不过仍要努力争取大部份人，因为从大陆出来的那一代港人，虽然对政权的认同有分歧，大多数仍是心系祖国的，至少是心系在大陆的家乡的。忍辱的是香港左派在本地工作做得再好，也会被内地接二连三的负面事件抵消掉，导至很多香港人厌恶内地政权，连累及香港左派。大跃进期间，港人要寄糖、油这些基本粮食接济内地亲友。文革期间，五花大绑的浮尸顺珠江飘到香港，你说香港人特别是那个时期成长的年轻一代看到后，对中国印象会好吗？加上67年的骚动，驱动了大部份港人站在殖民地政府的一边并成为港人认同香港的历史转折点。好不容易文革过去，迎来改革开放，97问题有了定案，香港人正逐渐靠近内地，八十年代末又来一次惨案，硬生生把港人推开。可以说，从来不是港人没有民族情，也不是中共在港的统战工作做得好坏的问题，而是港人对祖国的感情，一而再、再而三的被内地发生的事情所打击，认同感亦因而倒退。希望中央政府今后不再做损害港人民族感情的事情。
在这个背景下——在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世界、日益富裕的香港，与92年前的中国之间——我们可以体谅到，跟心系祖国的上一代不一样，在49年后出生、成长于50至80年代的香港年轻人，除了少数外，为什么往往不那么认同大陆——不见得是积极反对，更多是不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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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后，各省来香港的人多了，由山东威海的警察到跑单帮的台湾客，在本地广东人眼中都是外省人。其中，上海人最为瞩目。
当然，香港人所说的上海人，不一定真的是上海人。根据1950年上海本身的人口调查，上海居民只有15%是原居民，48%是江苏人，26%是浙江人，还有各省的人，包括广东人。
广义的上海人让香港的文化氛围产生变化。他们私下可能操各种方言，但他们的文化产品是用国语的——国语顾名思义在民国时期已经是全国的普通话，而上海在49年前是民国的、国族的、国语的文化生产的独大中心。
一时间国语文化在香港所占的份额大增，而在香港制造的国语电影及国语“时代曲”甚至在势头上盖过本地的粤语电影、粤语流行曲，虽然在人口数上操粤语者占绝大多数。在70年代前，台湾的书和国语电影在香港亦甚受欢迎，甚至从台湾输入的新国语歌也曾风行一时。大陆普通话电影由刘三姐到大闹天宫动画到样板戏，都曾安排在左派自己的院线上映。至于左派人士及曾在培侨、香岛、汉华、劳工子弟等左派学校受教育的年轻人，大概也更会熟悉文革前及文革期间的大陆流行文艺。
就是说，49年至70年代初，香港曾有过二十多年的国语文化流行期。
49年后第一波香港原创文化的异彩，往往也是用国语的。
当时有一群高水平的文化人，统称南来文人，他们有满肚子的话要说的同时也为了谋生而变得多产，报刊评论、武侠小说、历史小说以至实验小说都看到他们的笔迹。香港报章副刊具有特色的专栏——每日更新的方块短文——热闹非凡，南来文人与本土文人各领风骚。
我们从报刊出版可以看到当年的盛况。
香港左派承办了搬到香港的大公报、文汇报，还创办了新晚报、正午报，走大众路线的香港商报，为统战而办的晶报，还有外围友军的香港夜报、田丰日报、新午报等。为了吸引读者，多份左报都设有马经版。
国民党也办了香港时报。
另外，本土的中文报章——有不少当年报头挂中华民国年号——还有星岛日晚报、华侨日晚报、工商时报晚报、成报、红绿日报、新生晚报、真报、新报、天天日报、快报等等，以至著名的明报、东方日报、信报。
当时还有每天出版的娱乐新闻报、连环图报、马经报和情色报。在1979年香港共有120家中文报和4家英文报。
左派还办文化刊物，如文艺世纪、文艺伴侣、海洋文艺、海光文艺、青年乐园、小朋友。另有各种图书出版社包括商务三联中华。
美国政府也通过在港的美国新闻处、亚洲基金会等渠道洒美元营造软实力，刊物有今日世界、亚洲画报、人人文学、祖国、大学生活、中国学生周报、儿童乐园等；出版社有今日世界出版社、亚洲出版社、人人出版社、友联出版社等。
另外民间也办文化杂志，当然更多是通俗杂志——文艺新潮、诗朵、热风、当代文艺、西点、伴侣、星岛周报、良友、青年知识、家庭生活、妇女与家庭、无线电世界、新思潮、好望角、创世纪、大人、大成、南国电影、娱乐画报、银色画报、香港影画、蓝皮书、香港青年周报、明报周刊等，及明报月刊、展望、盘古、万人等中左右思想性刊物。这只数到60年代。在1979年，香港有近300种刊物。
我这里不厌其烦的写了一堆当年的报刊名，是想说明香港在70年代前书报刊出版业的蓬勃及其光谱之宽，可以说是百花齐放。这些都是以后香港本土文化发展的资源。
这里补谈一下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说法。上文说到鲁迅在1927年来港演讲，共作了两讲，当时在场有一名香港教师叫刘随，本身也是诗人兼书法家，把演讲笔录下来，留存至今。五十四年后，即1981年，刘随写了一篇演讲回忆录，里面说到文化沙漠：“我们曾向鲁迅谈及香港这种文坛上的荒凉现状，并埋怨环境太差，称之为‘沙漠之区’，鲁迅当时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这种估计未免太颓唐了，他表示自己相信将来的香港是不会成为文化上的‘沙漠之区’的，并且还说：‘就是沙漠也不要紧的，沙漠也是可以变的！’”
可见沙漠一说，在1927年已出现，是那个时候一些本地文人提出的想法，而鲁迅虽然对香港殖民地的印象并不佳，可是他在当年已对文化沙漠这说法不以为然。不过，正如说香港开埠前是个荒岛、是条渔村，香港是文化沙漠的老调子事隔多年后还是会煞有介事的被一再覆述，反映着说话者对香港的认知，其中说这话的往往是香港人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