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8月，赵尚志（前排中间拿马鞭者）担任巴彦抗日游击队政委时与游击队指挥部成员的合影。（网络图片）
1932年10月，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那时大小当个官，在下级面前就端着架子，弄出许多特殊、不同来，仿佛不如此就不叫官了。后来的抗联领导人，有的也未脱俗，有的还吃小灶。从巴彦游击队的省委代表、参谋长，到抗联3军军长、总司令，赵尚志始终如一，在生活上没什么与士兵不同的地方。
平时，赵尚志喜欢和士兵唠嗑。家在哪旮旯呀，爹妈身板硬实吗，娶媳妇了吗，上队前干什么呀，为什么要上队呀，对队伍有什么不“乐意”（满意）的地方呀。那时的人特别怕官，平时再油嘴滑舌的人，见官也难免舌头发硬。有时几个人唠得正热火，赵尚志过去了，立刻就噤声了。慢慢地就好了，谁有什么想不开的事了，就想找“小李先生”唠唠。
这时，赵尚志化名“李育才”，二十四岁。这一年打下巴彦城后，他和同志们有张合影，十几个人中明显的一张挺圆的娃娃脸（与电视剧《赵尚志》中扮演主人翁的演员高强的脸型，正好相反），个子也小（2004年6月，在长春般若寺发现赵尚志的头颅后，经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检验鉴定，根据颅骨测量推断身高为1.60至1.63米之间），队员都叫他“小李先生”，亲切中透着尊敬。没人想到这个其貌不扬的“小李先生”，很快就会叱咤风云，威震北满，成为日本人心目中的“大大的赵尚志”。这时在大家眼里，这个“小李先生”只是见识广、人缘好，又直性，说话办事特别“隔路”（特殊、与众不同），而且隔路得挺对心思。
1932年11月，巴彦县委在给满洲省委的报告中，这样评述这支队伍：
在群众工作上建立了士兵会，发展了组织，在生活方面逐渐改善他们生活，衣物鞍马都平均来分配，打击过去个人的自私观念，改正他们的土匪意识和流氓行为，在过去他们不分穷富，乱打、乱抢、打骂庄稼人，现在他们与庄稼人都很和善。
过去土匪吃鸦片的很多，现在几个队伍只有一、二队和洋炮队里有几个，其余少年队和教导队里一个也没有了。
1932年7月，巴彦县城成立伪政权，城外仍是义勇军的天下。张甲洲和赵尚志率队西渡少陵河，到西集镇以北、呼兰县东部一带活动。所到之处，只要反日都欢迎。8月东返时，游击队扩大到800人，全是马队。8月12日，张甲洲和赵尚志就与活动在巴彦县东北老黑山的原马占山所部的才团，在木兰县蒙古山活动的“绿林好”联系，约定鸡叫头遍为号，联合攻打巴彦县城。
8月13日天亮就打了下来，并活捉伪县长。
打下巴彦城，反日军声威大震，才团团长才鸿猷自封旅长，让“绿林好”头子当了团长，又想吃掉游击队。建立模范队，让一些人感到稀奇、高兴，那些抽大烟的，习惯了“打精米，骂白面”的，就觉得受不了，只是没机会。这回才鸿猷封官许愿一拉拢，这些人一串联，呼啦啦都跑了，只剩下以模范队为骨干的不到200人。
两个多月后，这支队伍又发展到700多人，而且更加像模像样了。模范队改为少年队，为培养干部还成立了教导队，队内建起士兵委员会、反日同盟会，还发展了11名党员。
后来，得知呼（兰）海（伦）铁路上的康金井车站来了20多个日本兵。赵尚志和张甲洲等人一商量，决心吃掉这股敌人。半夜时分，100多骑兵将车站包围，同时扒毁铁路，剪断电话线。听说这次是打日本子，官兵摩拳擦掌，都憋着一股劲。哪知鬼子提前走了，结果车站和康金井镇的伪军，被打得落花流水。
10月底飘雪了，筹集越冬物资成了第一要务。
游击队决定攻打东兴县城，很顺利地打了下来。敌人反攻，伪军、大排队、红枪会人多势众，从中午战至深夜，不得不突围出城。伤亡百余人，缴获物资未带出来，携带枪械、用具也丢弃不少。赵尚志在十字路口指挥战斗，左眼被弹片击中，血流满面，从此失明。
东兴战斗失利，对这支队伍的打击是沉重的。
更要命的是，“北方会议”精神传达下来了。
1932年10月，满洲省委巡视员吴福海，来到巴彦游击队，传达省委指示，主要内容为：一、将东北工农反日义勇军，即巴彦游击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36军江北独立师；二、成立独立师军事委员会，张甲洲为司令，赵尚志为第一政委，吴福海为第二政委，政委均为省委代表；三、实行土地革命，创造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
7月上旬，“北方会议”结束不久，省委派人来传达“北方会议”精神和省委指示，要求把反日战争和土地革命结合起来。赵尚志和张甲洲认为不能这样搞。他们并不是认识到“北方会议”精神是错误的，而是认为省委不了解下边的情况。巴彦这么多反日的大粮户，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家伙呀？就没当回事儿，仍是过去的老路数，凡是反日的就是朋友，就支持，就联合。
这回仍是据理力争，只是个人意见可以充分表达，省委指示却是必须执行的。
从此，就打起红军的旗帜，打土豪，分田地，边抗日，边进行土地革命。
之前宣传反日救国，许多大粮户出粮出钱出马出枪，支援游击队。现在鬼子、大户一起打，大户们不干了，说小鬼子欺负俺们，共产党、红军也不饶过俺们，没活路了！
本来就在分化、动摇着的有产阶级，迅速成了敌人。
东兴战斗失利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地主武装都成了对头，而且打得很顽强。
原来队伍中有不少大户子弟，最早发展入党的11个人中，还有两个。这回独立师以大户为敌，纷纷离队而去，还带走不少人。
一些原来经常联合作战的山林队，也不愿与独立师合作了。
赵尚志忧心忡忡：好虎架不住群狼，都“起哈子”（合起伙来、一齐起来，“哈”）打咱们，还怎么打日本子呀？
有人认为，张甲洲一开始就走的地主路线，要对他发动斗争。以赵尚志为首的党员，则是放弃了中共所赋予的任务，忠实地执行了土匪式的地主富农路线。
当时，要让这些在第一线滚打的人搞清这样的“路线”问题，即便不是不可能的，也是非常困难的。他们在实践中本能地意识到，反日不能这么个反法，这样反下去就把自己反得没路走了。可要他们不执行、反对省委的指示，也是不可能的。这道理也像前者一样，是太普通、太简单了。
前面写过的汤原游击队，后面将会陆续写到的各支队伍，其诞生和成长历程，无不得益于以罗登贤为首的满洲省委的指导、支持，同样也无不受到“北方会议”的干扰、破坏，乃至摧残。由于各地斗争环境的差异，“北方会议”精神传达的早晚，受其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而巴彦游击队距省委最近，首当其冲，成了重灾区。
张甲洲从北平回东北时没带组织关系，“北方会议”后又被视为执行地主路线，这时省委已不再认为他是党员了。这位处在风口浪尖上的巴彦游击队（现在是红36军独立师）的创建人，虽未公开反对省委指示，但那矛盾、隔阂已是难以消除了。
赵尚志伤愈归队后，见队伍成了这个样儿，在官兵心目中一向都是有一套的“小李先生”，也无能为力。他曾公开表示，省委指示是错误的，省委不了解这里的斗争情况。对于有人主张发动反张甲洲的斗争，他也没有执行。这就招致了11月20日满洲省委《关于撤销小赵同志工作的决议》，认为赵尚志搞了右倾机会主义，执行“富农路线与军事投机军官路线”，持有“北方落后论”、“满洲特殊论”的观点，决定“撤销赵尚志同志过去省委所付讬的省委代表任务”，应分配到下层群众中去工作，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他的错误。
一个多月后，赵尚志在泰来县看到这个决议。独立师12月上旬自安达站西进，准备与马占山旧部邓文、李海青的义勇军合作抗日，到达泰来得知邓、李所部已去热河。遂决定向汤原地区进军，到那里开辟地盘，进行武装斗争。
这是一次艰难、漫长、危机四伏的进军。数九隆冬，大雪纷飞，沿途地主武装不断骚扰。尽管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不能不执行省委决定。打土豪，没法分田地，就分粮食，分车马，分浮财，一些穷人不敢要，就硬给人家送去。
就这么一路折腾着，经林甸、明水、依安、拜泉、通北、海伦、绥棱、庆城，进入铁力县境时，有队员误缴鄂伦春人的两支枪。后面将会写到，日寇挑拨民族关系，收买少数鄂伦春人袭击抗联，北满抗联没少吃亏。可眼下日寇还没来得及做这等工作，而游击队一路不断遭遇敌情，到处都是对头，有些神经过敏，见到扛枪的人就想先下手为强，应属一种擦枪走火的意外。以狩猎为生的鄂伦春人，枪是他们的饭碗和命根子，这下子火了，两百多人围打游击队。官兵饥寒交迫，疲惫不堪，鄂伦春人几乎个个都是神枪手，队伍伤亡惨重。
一个东兴城战斗，一个遭鄂伦春人攻袭，是巴彦游击队成立后两次最大的失利。而比什么样的失利都更难承受的，是“北方会议”后的孤家寡人抗战路线。之前可以白手起家，每次受挫都能迅速恢复生机。照眼下这条道走下去，上上下下都明白，没多少指望了。
这时已是1933年1月上旬，过年将至，离汤原也不远了，大都是巴彦县人的官兵，纷纷要求回家，不得已只好西返巴彦。待到巴彦县骆驼砬子山时，已经溃不成军，带不下去了。
“九一八”事变后，哈东最早兴起的这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就这样消逝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