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义行赏，则忠诚守信用、相亲相爱的道德精神，就会得到张扬。（绘图：志清/看中国）
从根本处着想，从长远利益考虑，不为眼前表面的功利所迷惑，而重视道德正义的价值，执行赏罚，以道德正义为上，这就是“按义行赏的智慧”。
按义行赏，则忠诚守信用、相亲相爱的道德精神，就会得到张扬。久而久之，潜移默化，人民就会养成良好的习性，这就叫教化成功，治民有术。达到如此境界，便用不着厚赏严刑。人民也会自觉地尊奉道德、义理，去作为了。否则，不按义行赏，只看见一时的短暂利益，抛弃道德和正义，巧取豪夺之风，就会兴起，奸诈虚伪，贼乱贪暴的恶习，就会猖獗，久而久之，将导致民风败坏，人性沦丧。堕落到如此地步，则积重难返，即使用厚赏严刑，也无济于事。
晋文公行赏
晋文公将在城濮与楚国交战，事先问他的舅舅咎犯（人名）：“楚众我寡，怎样才能取胜？”咎犯说：“我听说，重视礼仪的君主，对礼仪不厌其大；而经常指挥作战打仗的君主，对诡诈不厌其多。那么，君王对楚国施行诈术，就可以了。”文公把咎犯的话，告诉雍季，雍季说：“竭泽而渔，怎会不获得鱼？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鱼了；烧光沼泽地来打猎，怎么不获得野兽？可是第二年，就没有野兽了。用诈骗的方法就像这样，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以后将不可能再得到了。它不是长久之计。”
晋文公用咎犯的谋术，在城濮打败了楚国。回国后行赏，雍季得到首位。周围的人诤谏说：“城濮之胜，是咎犯谋略有功。君王采纳他的谋术在先。却行赏在后，或许不可以吧。”晋文公说：“雍季之言，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一时之务也。哪里有把一时之务，放在百世之利前面的道理呢？”
孔子论诡诈
孔子听到这件事后，说：“遇到危难，用诈术足以打败敌人；回国后尊奉贤人，足以报答恩德。晋文公虽然不能始终坚持，也足以成就霸业了。”仅靠诈术成功，虽成必毁，仅靠诈术胜利，虽胜必败。天下打过胜仗的人很多，而成就霸业的，仅五人，晋文公作为其中之一，在于他知道胜利是如何取得的。胜利了却不知道胜利的原因，与没有胜利一样。所以，秦国战胜了戎，却在觳打了败仗。楚国战胜了中原国家，却在柏举，吃了败仗。周武王知道胜败的道理，所以一胜而称王天下。如果是诡诈充满国家，这国家终究不会安宁。
论义利之轻重
义利之争，古时和当代，都热烈地争论过。重义轻利与重利轻义，何者高明，何者智慧为上？从吕氏智慧里，我们体会到：无论在什么社会，人只有首先注重道德，才有根本性的利益可言。抛弃了道德和正义，抛弃了人性和良心，哪里还有利益可言？特别是在竞争激烈的商品社会里，不顾道德，不择手段，不讲信誉，仅用诡诈欺骗，巧取豪夺，也许可以得逞于一时，但他们终归会失败，胜利者最终必然属于那些讲究商业道德，追求质量和信誉的人们。战争也是这样，正义战争最终一定能够战胜非正义的战争。正义必然战胜邪恶。这便是按义行赏智慧产生的源泉。
纵观历史，一目了然，中共一贯使用偷窃的手段，通过腐化、邪恶、女色、卑鄙的途径，去达到不道德、不公正、不符合广大人民意愿的利益。
（源自《吕氏春秋》）
